2014年春节时老屋一角
大年三十上午九时许，我坐上南下的火车，回家过年。
我已经整整八年没有回家过年了。这八年中，虽然也有两三次中途回家，却往往只是稍作停留，最短的一次居然只有几小时。时间既少，心也浮躁，家乡的一切来不及细细品味，便已成过眼烟云。我痛恨着自己京城生活的忙碌和紧张，也曾计划着什么时候一定要认真细致、从容不迫地回家过个年，但这个计划却一直延宕着。2007年春节前夕，《人民铁道报》的记者采访我，问了我许多“过年回家”的问题，我一一作答，仿佛我是一个过年回家的老手。那时候我还煞有介事地鼓励自己，以后要力争把年过到老家。但过完嘴却又按兵不动了。
我是突然决定回家过年的。去年冬天，父亲来我这里闲住，一日他偶然说起姑姑已经八十五岁了，身体也不太好。我忽然就觉得自己该回去了，不仅仅要去看望风烛残年的姑姑，还有染病在身的姨姨和舅舅。腊月二十五，我把孩子和孩子他妈打发回娘家，然后开始了回家之前的疯狂准备。所谓准备，是让自己一天十多个小时趴在电脑前，埋头做作业。清人张潮说：“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这句话在我脑中萦绕良久，却无法落实成实际行动。我所能做者，不过是让自己先忙个不亦乐乎，然后偷得浮生几日闲，这当然是很低的境界了。
整整十二个小时后，我回到老家，也回到了父母的那个老屋。
年夜饭他们已经吃过，只是在等我归来。灯光昏暗，屋里奇冷，家里的一切与多年前并无二致，只是屋门口多了一个烧蜂窝煤的铁炉子，那便是屋里取暖的工具。我的家乡也是煤炭之乡。许多年前，家里盘的还是土炕，炕前生着炉火。煤分香臭，臭煤是进不得农家住户的。过年之前的准备活动之一是去拉一车煤回来，不光是煤，还有大块的乌黑发亮的炭。炭入炉火，先是噼啪作响，然后窜起浓浓的火苗。我们就盘腿坐在炕上，围着炉火，仿佛围住了暖融融的冬天。然而，也许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农家就用不起香煤了。煤价暴涨，奇贵无比，而且那些煤据说都要运往外地，于是家家都烧起了蜂窝煤。那是用劣质煤或煤的边角料制成的东西，煤放至炉中，先得用烟囱抽去煤球的怪味，才敢让它在屋里散热。而通常它们是没有多少热量的，或者是在频繁的更换中，它们的热量已随着烟囱流向了屋外。父母就是在用这种炉子取暖做饭。
电压也不够，那大概是因为过年，用电量大增的缘故吧。其佐证之一是父母那台老旧的电视机开动之后明灭闪烁，如同鬼火。春节联欢晚会终于看不成了，我就与父亲和两个弟弟坐在堂屋里，喝开了汾酒。那既是取暖，也是为了增加谈兴。印象中，这是我二十多年里第一次过的没被春晚吵闹到的大年夜，它似乎是冷清的，但与往年的虚头巴脑相比，却又分明显得实实在在。
2006年夏天的父亲
我被安置在堂屋过夜，父亲也特意搬过来歇息。接下来的几日，几乎每天晚上我都在与父亲长谈。有一天聊至夜半，已是睡意朦胧，便各自上床就寝。但从来沾枕头就睡的父亲却失眠了，我也大睁两眼，来了精神，于是父子俩继续聊天。黑灯瞎火，静夜清心，不知东方之既白。其实，晋城话中是没有“聊天”这个概念的，取而代之的是“喷”，那似乎是比“聊”更爽快、更豪放、也更随心所欲的一种表达。我回老家，除了要走走看看之外，自然是要寻找喷的机会的，却没想到父亲首先成为我喷的对象，我也成为父亲喷的目标。
今年春节的父亲（摄于2018年2月16日）
事后想来，这一回我与父亲的喷，可能是许多年来最舒展最流畅绵延得也最长的一次。父亲一点一点地变老了，人老心多，何况他对我在京城的生活又颇感神秘，似乎就一直寻找着与我长谈的机会。我也活到了人生的秋天，许多旧人旧事已需要确认与缅怀，以便让自己的念想变得丰满悠长。然而，我却总是缺少闲心和耐心。我被京城的生活搞得晕头转向，如同一只没头苍蝇。去年冬天，父亲来我这里住二十天，也许就是找我喷来的，我却居然没找到长时间说话的心境。看来京城并不是一个适宜长谈的地方，更不用说喷了。但我这次回家过年，说话已变成第一要务，我又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心里也变得自在宽松起来。所有这些，大概都为那喷营造着一种滔滔不绝、不绝如缕的气氛。我与父亲本来就是无话不谈的，这一次照例依然是抽着父亲的旱烟袋，把那些新词旧曲释放在烟雾缭绕之中了。
2009年2月18日
原载拙著《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赵勇|在老屋里“喷”——过年回家系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