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歌：原名杨东杰，1974年生，山西日报文化部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创造性写作专业研究生。2011年起发表《某种回忆》《圣骡》《看人家如何捕捉蟑螂》《盲人摸象》《叔叔的河岸》《合影留念》《孤独是条狂叫的狗》《狗皮》等中短篇小说 10余篇，2014年发表长篇小说《一嘴泥土》，2015年，《一嘴泥土》入选“三晋百部长篇小说文库”并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原载《文艺争鸣》2016年第9期，因版面原因，此文发表时删去一万字留下两万字，此为全文之一。
一
浦歌又一次进入我的视野是五年前的那个冬天，那时候他还没用笔名，本名叫作杨东杰。
2010年12月初，我从我的朋友聂尔兄那里获悉，“宋谋玚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活动”即将举行。宋先生是聂尔的老师，他肯定是要去参加这个活动的，而我却不知能否脱身前往。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忽然发现聂尔的博客里代贴出一篇文章：《关于宋谋玚老师的回忆》，作者杨东杰。我读过后立刻转到了自家博客，并在聂尔那里跟帖留言：“写得好，转过去了。与杨东杰还比较熟悉，但也是多年没有联系了。”
我说“写得好”绝非例行公事，随便一夸，而是确实觉得杨东杰把宋老师写活了。宋老师当年是与丁玲一起点名的大右派，可谓响当当的一号人物；平反之后，他又锋芒毕露，四面出击，仿佛小说里个性十足的典型人物。对于老黑格尔所谓的“这一个”，如何能把他写活写好，写出他的精气神，其实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2006年夏，当我准备写《寂寞宋谋瑒》[1]一文时，就深知这种不易，最后只好泥沙俱下地叙，“连皮带肉地”写（聂尔语）。这种笔法可能许多人读得也还过瘾，却是很容易惹事生非的。许多年之后，我从师专一位老师那里果然得知，宋老师的家属就很不高兴。但我积习难改，忘了自己有过前科，去年写出《接童老师回京——六月十四日纪事》一文后，又惹得家属不高兴了。我怎么这么不长记性？
姚奠中先生（1913～2013）写宋老师的诗与书法
何况，我也不会描写。文章只叙述不描写，无论怎么写都像秃头歌女，一股山药蛋味。杨东杰就不同了，他几笔下去，宋老师就活灵活现活脱脱了，仿佛曹雪芹笔下的人物：“就在那一瞬间，我心领神会地看出了那个唯一的教授是谁——谁也不会有如此奇崛的面孔：额头宽广，豪放的大背头，一双奇特的，显得古气、天真、暧昧的环状眼始终笑吟吟地打量着，没有真切的目标，似乎在打量中不断得到什么启示，脸膛很大，所有的皱纹统一在一种漫画般的笑意中，仔细看会发现左边笑纹长，而右边笑纹短，所以总觉得有些偷着乐的坏笑的感觉。最后发现他天天如此，时时如此，唯一的区别是笑意的深浅略有区别。”这番肖像描写勾勒出了宋老师的神采，相信熟悉宋老师的人都能心领神会。接着，杨东杰也写到了我文中提到过的那次讲座，他先是铺垫了一番讲座爆满的盛况，然后，宋老师就闪亮登场了：
几分钟之后，门开了，宋老师那张奇崛的漫画般的笑脸出现了，这张脸也满是汗，有一层水光，因为他也曾被挤在人群中，他也是从教学楼那边急匆匆赶过来的。这笑脸加深了笑意，在空中停顿了片刻，大家发出会心的笑，然后，宋老师才走向前面中央，开始他的讲座：
“大家都知道，有一本书叫《废都》（笑声），是一个叫贾平凹的年轻人写的，这贾平凹是个什么鸟人呢？（笑声）……”宋老师的嗓门很奇特，有一种接近沙哑的磁性，有一种绵延的抑扬顿挫的机制在调控他的语气，这抑扬顿挫的点恰恰符合一种调侃和轻松的节奏，配合上他那张喜剧般的面孔，就有了一种格外的不驯服、谐谑、智慧的气场。[2]
笔者镜头中的宋谋瑒先生
因为《废都》，我在那个时间点上也开过讲座，其实那是跟宋老师较劲，是在打学术擂台。所以，我太清楚宋老师关于《废都》的观点了，也太熟悉宋老师那阵子的一举一动了。事过多年之后，杨东杰还能如此逼真地把那种场景、表情、语气、神态和盘托出，举重若轻，乐得我都哼起了样板戏：“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它）轻轻（的）一抓就起来！”[3]
我还想到了卡尔维诺所论的“精准”（Exactitude）。
已在美利坚安营扎寨的曹雅学女士（网名ycritter_）也赞不绝口，她跟帖道：“写得好。下到那么细的表情与动作细节上，不外乎是要传神；但弄得不好，不仅传不了神，还会给读者造成很大负担。这篇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既下去了，也上来了。另外看不到人们在写老师时常见的造作相和腻歪话。是一个学生对老师、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真情流露。”那个时期，被我称作Y兄的曹雅学正琢磨小说写散文，她三天两头在博客里巡视督察，溜达到聂尔那里偷艺，晃悠到我这里抬杠，酷评不断，人气飙升。在她眼里，许多文章都是没头没脑缺心眼的，shit得很，杨东杰的散文能入她老人家法眼，不容易。
而当我的老师童庆炳先生去世，我也开始写怀念文章并因编辑那本《追思录》不得不面对更多的怀念文章时，我才真正意识到，学生写老师可真是一门学问，既真情流露又不造作腻歪，其实是一个很高的境界。有时我不免会暗暗比对一番：童老师弟子中写童老师者众，但能写到杨东杰写宋老师那种份上的，究竟能有几篇呢？
杨东杰写出这篇散文不久，聂尔的《我的老师宋谋玚》[4]也新鲜出炉了。读过之后我又是一阵嘀咕：卧槽，怎么一个比一个会写？
《我的老师宋谋玚》收在这本散文集中
二
杨东杰的亮相很是惊艳，惊艳之后我也才真正意识到，我与他“失联”，确实已有些年头了。
上个世纪90年代，我一直在晋东南师专教书，分配给我的是一门谁也不愿意上的“写作”课。在我的要求和努力下，我还讲过“美学”、“文艺心理学”、“20世纪西方文论”、“中国当代文学史”等，但“写作”一直是我的主讲课程。讲写作需要看作文，看作文就总会发现能写会道的学生。但或许是因为那所大专院校已事先决定了其生源不佳，或许是因为高中应试教育的后遗症还僵硬着学生头脑，总之，每届学生中，能写出锦绣文章的寥寥无几，有写作天赋的更是凤毛麟角。
笔者即将离开晋东南师专时的留影（崔岚摄）
大概，杨东杰就是那时候走进我的视野中的。但他的作文好到何种程度，事过多年之后我已记忆模糊。我只是记得我们课下有过交流，而一旦交流时我才发现，这个其貌不扬有些腼腆的小伙肚里有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学青年。他读书很多，谈起文学作品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他似乎更迷恋诗歌，我就是从他那里知道“后朦胧诗”的。我甚至还牢牢记着他毕业后漂在省城时，曾经送给我一本《后朦胧诗选》。后来我提起这件往事，他告我确实寄过，但因为没挂号，寄到爪哇国里去了。他说，“那大概是我最困窘的日子，身上常常只有十元左右的生活费。所以在发包裹时，我仔细问了不挂号的后果，邮局人员说：‘一般丢不了。’我反复问过几遍，从她的嘴里感觉到估计也问题不大，才没有挂号。但您没有收到书，这让我很沮丧和后悔。”（2011年1月18日）[5]
在邮政史上，这样的失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在我与杨东杰的交往史上，这却是一次不大不小的美学事故。因为邮寄失败，杨东杰心里不是滋味，阮囊羞涩的日子也就被映衬得更加窘迫，或许他写小说又多了一个细节？而在我这里，是不是因为没有收到书而更加激发了我对后朦胧诗的关注，如今已确实“后”得“朦胧”一片了。唯一能够确证的是，我现在还保存着一本诗集：《灯心绒幸福的舞蹈——后朦胧诗选萃》（唐晓渡选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定价6.25元，购书时间1997年6月，地点就在太原。那应该是我去省城出差时亲自买回来的作品，但为什么不可以是杨东杰送的呢？“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杨东杰送给了我“后朦胧诗”的概念，难道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
他还告诉我，我在课堂上表扬过他的诗歌。这么说，他上大学时应该就是一位校园诗人了？而诗歌，或许也是他90年代写作的主要文体，因为聂尔就是通过诗歌与他相识的。聂尔在五年前曾经写道：“在比这个前八年更早的不知哪一年（浦歌一定记得），他还是晋东南师专的学生时，我就读到他的诗歌并与他有了通信和交往。我能记得的一件事是，他给我写来过一封长信，他在那封信中罗列了他对很多部外国文学名著的阅读心得。我和我的一位朋友分享了那封信带给我们的喜悦，以及浦歌新鲜而独特的认识和结论。我当时一点都不清楚他处于怎样的生存困境之中。”[6]其实，那时我对他的生存困境也一无所知，甚至包括他在省城时，他是否跟我讲过他的困境，我也了无印象了。只是在我们恢复联系我从信里信外知道了他的大量信息之后，我才意识到，90年代乃至新世纪以来的许多时候，他都生存在窘迫、焦虑、寂寞和荒诞之中，他的处境总会让我想起西川讲述的那个海子的故事。80年代后期，海子呆在北京的昌平。有一次他走进一家饭馆，对老板说：“我在这里给大家朗诵诗歌，您能否给我酒喝？”老板很痛快，说：“我可以让你喝酒，但是请你别在这儿给我朗诵诗！”[7]
海子在西藏
这是海子的困境。90年代以来，那些胆敢与诗相依为命的人，或者更要延续海子的困境，或者比海子更不如。“你干嘛呢？是不是有病？去去去。”我仿佛听到90年代的老板高声大嗓门地呵斥着，把浦歌们轰出了门外。
轰出去后浦歌干嘛去了？那是不是他后来作品中无数次写到的羞愧体验之一？抑或，那是不是他准备创作小说的开端？萨义德曾经认真思考过“开端”（beginning），在他看来，“开端是意义的意图生产的第一步”，“当一个人真正开始写作时，他所面对的一系列复杂境遇就获得了描画一项开端大业的特征。”[8]那么，后来成为浦歌的杨东杰思考过开端之于他之写作的意义吗？通过回溯（萨义德认为开端总是存在于回溯之中），他将怎样面对他的开端？
萨义德说：“开端是意义的意图生产的第一步。”
准备写这篇文章时，我想确认一下我与杨东杰交往的开端，但回忆已漫漶不清，于是我翻腾了一遍旧书信，发现他当年的一封来函。因这封信也提及聂尔，我便搂草打兔子，捎带着找出聂尔一封，一并扫描给他们。杨东杰礼尚往来，他很快把我的回信拍成照片，还了回来。我们各自打量着自家笔迹，仿佛面对出土文物。聂尔说：“读这种自己写出去的‘老信件’，感觉真是奇怪。”东杰说：“写的时候总害怕写错，也害怕写得字体太差，有一种谨慎和凝重的感觉。”而我则看到字们个个头角峥嵘，伸胳膊撂腿，映衬着我在90年代的某种矫情。我在想，假如德里达依然健在，那么思考过“明信片”问题的他又该怎样面对这种前现代和后现代杂交在一起的美学事件呢？
杨东杰在信中写道：“您的时间好像是很宝贵的，当时您可能计划考博士，我们不好意思打扰您，我们都是很希望同您谈一谈的。您使我们明白了二十世纪西方文论是怎么回事，武老师使我们明白了西方现代派是怎么回事，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他还说：“《当代文坛》上基本上都是我写的东西，除了《距离》和博尔赫斯的那篇文章，希望您能看一看，给予些微指教，我将非常感激。”我回复道：“知道你正在折腾，很好。这是年轻人特有的气魄，……还记得我们的那次聊天，也正是那次聊天我才认识了你并且记住了你，……唯有从你们身上，我才看到了我希望看到的东西。”我还说：“你的底功很好，且灵气十足，沿着这条艰辛的路走下去，定能有所成就。”
这次通信发生在1997年1月底2月初，那是杨东杰大学毕业的半年之后。但我彻底忘了《当代文坛》是怎么回事，便立刻询问过去。他答复道：“《当代文坛》是我手写复印的自办小报，利用了《山西日报》的复印机。一共办过五六期。”（2016年1月31日）这么说，办《当代文坛》，莫非也是他的开端之一？
也是因为这种回溯，我才意识到《马桥词典》是杨东杰帮我买下的。我立刻从书架上找出这本小说，发现它依然包着当年的牛皮纸封皮，打开扉页瞧，上面果然写着“1997年2月代购于太原”。
现在我可以告诉杨东杰了，这本书没寄丢，而且我认真读过两遍。
三
2011年1月9日23点56分，杨东杰给我发来第一封电子邮件，邮箱地址是他从聂尔那里打听到的。这意味着“失联”多年之后，我们终于又有了通信往来。
话题依然是从读书写作开始的。简单的寒暄之后，他告诉我这些年的生活状况，工作动态，随后他便写道：“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写什么东西，直到去年，我开始试着再写一些，还不精到，需要磨练一两年。倒是在闲暇看了一些书，不能算多，但也有一些，也看了大约两千部经典电影，这大概就是这些年的收获。”收到邮件的第二天，我正准备给一些朋友寄书（我那本散文随笔集《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刚刚面世），便立刻跟他索要地址。几天之后，他写来一封1700多字的邮件，谈对这本书的阅读感受，恶狠狠地夸我一番。他说，读我这本书本来是想睡前寻找睡意，“结果越看越清醒，越精神”，“这本书接通了许多东西，让我无法入眠，我已经差不多两年没有失眠过，这本书又让我度过了一个失眠之夜。”（2011年1月18日）经过多年的修炼，尤其经历了开博几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我本已变得刀枪不入宠辱不惊了，但看到学生对老师的夸赞，我还是觉得温暖和感动。我的回复立刻又逗引出他1400多字的内容，他继续谈我这本书，谈我的散文与聂老师散文的区别，谈我写作存在的问题。我意识到，无论褒贬，他都很真诚，很实在，而且说的都是内行话，那是饱读诗书之后训练有素的文学之眼。
因为我那篇《一个人的阅读史》引起了他的广泛共鸣，于是他又谈他对《小世界》、昆德拉、穆齐尔的看法。他说，与穆齐尔相比，昆德拉的气象、格局和力度都小了许多。又因为我曾打算读《没有个性的人》却未能如愿，原封不动把书还给了图书馆，他立刻就记起太原的一家小书店还有穆齐尔，他要买回来送我，以补十多年前把书寄丢之憾。当天他就跑到解放路，然后兴高采烈地对我说买到了，“这可是我在太原见到的唯一一套书了，哈哈。（后来我才知道他对太原的大小书店、图书品种了如指掌）这次寄书，打死我也不敢不挂号了”。更惊喜的是，“刚到那个小书店拿上书，就接到聂老师电话，他马上就要到小书店的附近下榻。”（2011年1月20日）
就这样，我们通过邮件交谈起来。写到第十封邮件时，他的主题词变成了“思想汇报之一：关于开博与哈金”。他先是说“很高兴能开这个小博”，“我主要是抽上班时间的空隙，在搜狗匆匆忙忙的即兴指引下，即兴写十几分钟到半个小时的话。把思想汇报给老师。”然后就谈起了哈金：“昨天见面聂老师推荐了哈金，回来就先上网查到电子版，漫长的等两会稿子过程中，看了大约50页哈金的长篇小说《等待》。从第一句开始，我就发现，这文字应该是原本由我来写、却由别人写出来了。所以我万分诧异，一边寻找已经被他发现的金矿，一边仔细在里面寻找弱处。”（2011年1月21日）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哈金，没读书就没有发言权。几天之后，杨东杰又发送一个邮件：“思想汇报之二：关于《太行文学》及其他”，他开始对《太行文学》评头论足了：“《太行文学》小说最大的特点是，鲜活，少匠气。匠气有两种：一种是小说月报体，那就是专门讲故事的那种絮絮叨叨、陷于无聊的匠气，一种是披着先锋外套，但文字略显空洞的形式主义匠气。”接着，他笔锋一转，开始指点江山：“有原发力、给人一种茁壮之感的小说，中国现在非常缺少，山西大概只有杨遥早期一些篇目，手指的一些东西算得上这种力量。其他大都陷于越来越深的匠气。许多人陷入王安忆的琐碎笔触里不可自拔，但忘了最重要的精神，许多人在古典意象里意淫，没有真正体现出现代人的丰富性。……十多年前，我给赵老师推荐过朱文、韩东，以及邱华栋的一个小说，邱华栋是一个失败的形式主义者。只有朱文和韩东有一定的价值，韩东后来的长篇我没有看（只看了不太好的《我和你》）。”（2011年1月21日）从这些品评中，我看到了杨东杰的自信乃至自负，他就像小将岳云，手持两柄80斤重的大铁锤，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境，不由得让人惊叹：好俊的身手。但我也有些疑惑：他从哪里获得了如此底气？
更让我疑惑的是这“思想汇报”的对象。他说他开了博客，博客在哪里？明明把邮件发给了我，怎么开头又称“老师们好”？我说出我的疑惑，杨东杰解释道，所谓博客就是发邮件给您和聂老师呀。我说原来如此，就俩人，怎么还一趟一趟发，你就不嫌脱裤子放屁？试试群发。杨东杰噢的一声开窍了，“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群发，哈哈，以后就省事多了，听您说了，我才第一次注意到收件人上面有添加抄送和添加密送功能。”（2011年1月27日）
从此往后，他就开始给我和聂尔群发邮件了，有时三言两语，有时长篇大论。他总是匆匆忙忙地说，偷工摸夫地写，早请示，晚汇报，弄得聂尔跟我像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一样。他自然也会谈自己的生活工作父亲孩子，但更多的时候是在谈读书心得，写作构想，小说做法，近期目标，长远打算。他深入到了小说构造的各个部分，故事、情节、视角、人称、氛围、形式、标题、风格、声音、速度、结构、空间、虚构、回忆、百年孤独体，谈到任何一处都头头是道，引经据典——普鲁斯特是怎么写的，卡尔维诺是怎么说的，卡夫卡如何处理，布洛赫怎样讲述，仿佛外国的作家知道一半，中国的作家他全知道。他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让我们评点指教，但他似乎早已明白了自己的成败得失，他自我分析着、比对着、不满着、亢奋着、谦虚着也傲娇着。有时候他谈及诗歌，兰波长艾略特短，好像走进了根据地；有时候他“卖弄”一番电影，巴赞、扬乔、布列松，似乎回到了大本营；有时候他还溜达到我的地盘，阿多诺高萨特低，骑着骆驼赶着鸡，甚至《克尔凯郭尔：审美对象的建构》也被他读得津津有味。他读书极快，我刚把45万字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寄给他，气还没喘匀，他已经读完了，而且居然读得那么细，还顺带用“批评之眼”检阅了一遍他正在写的小说。有一天，他订购了阿多诺的《文学笔记》，书还在路上，就兴奋得大呼小叫，说，这两本书翻译过来了，赵老师老是念叨，还以为你看的是英文版。我说，肯定没译过来，那是国内直接印出的原版书，不信你瞧瞧。果然，他收到的是英文版，然后他告诉我，根本看不懂，目录也只看懂了一个，The Essay as Form，相当沮丧。我说这就对了，连我都看不懂，你哪能看懂？呵呵，嘿嘿，哈哈哈哈。
但他小说读得可真多，比我多得多，或许也比聂尔多？有次我读到国内的一篇小说，整个倒着写，又不是通常所谓的倒叙，便立刻问东杰，你见过这种写法吗？这是在学谁？他立马告诉我两个作品，一位是古巴作家卡彭铁尔的《返源旅行》，一位是英国作家马丁·阿米斯的《时间箭》。
我终于明白杨东杰的底气来自哪里了，那就是博览群书，博闻强记，然后一起发力，把所读所想所见所感统统作用于他的创作。[9]他似乎完全活在他的小说世界里，张嘴就是小说家，文本之外无他物。他一直在跟自己较劲，如同一个人的战争。而写出自己最满意的小说，既是他开端之处的梦想，也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远大理想。
他的来信我和聂尔差不多都要回复的，这是锵锵三人行；有时候聂尔犯懒，就成了我和杨东杰的二人转；连我也忙得昏头昏脑时，就剩下他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了，仿佛是普鲁斯特的喃喃自语。
准备写这篇文章时想翻翻他的邮件，发现邮箱里密密麻麻，到处都是他的踪迹。一狠心，我决定逐封下载，逐年整理，结果下载下到手抽筋，看信看得眼发紧。据不完全统计，五年来，杨东杰共给我们发送邮件910多封，我们回复530多次，每年通信8万多字。而看现在这架势，这样的邮件还将继续下去，此信绵绵无绝期。
于是，我想弱弱地问一句：偌大的中国文坛，还有谁能像我们一样，以锵锵三人行的方式，持久地、不懈地、动物凶猛地窃窃私语出40多万字的文学问题？
四
当杨东杰的第二个思想汇报到来后，聂尔把它贴到了自己的博客，署名浦歌。我问聂尔：“怎么是浦歌？”聂尔答曰：“他暂时不愿意让人知道他在写东西，所以是浦歌。”[10]
好吧，现在我们就鸟枪换炮，说说浦歌和他的小说。
实际上，当我与浦歌恢复联系后没几天，他就给我发送过来一部长篇小说。他说：“我打算把去年9月份写的未完成的练笔长篇发给您看看，那是为一个类似《百年孤独》的长篇做准备，先写一个类似纪录片的长篇，九成的事实都是真的，是为了揣摩一下自己的生活。……不管怎样，我打算把它写完，打算每年写上三十万左右的东西，其中有二十万字能拿出手即可。”（2011年1月20日）我当时就把它下载到一个名为“别人的文章”的文件夹里。现在回头查，发现它正是《一嘴泥土》。
但我却没有读过它的任何印象。我把它下载并妥善保存，肯定是计划读的，后来却被各种事情淹没了，直到把它忘得一干二净。
现在查阅邮件，我读浦歌的第一篇小说应该是《圣骡》（后刊发于《山西文学》2011年第4期），然后是《盲人摸象》（《都市》2012年第1期）、《看人家如何捕捉蟑螂》（《山西文学》2011年第7期）、《某种回忆》（《山西文学》2011年第4期）以及创作谈《生活逼着我表演戏剧》（《山西文学》2011年第4期）。除《某种回忆》外，以上小说我读的都是浦歌发给我们的电子版。他是让我们提意见的，我也就老实不客气地把我的直感告诉了他。但我同时也跟他说，我这些年做大众文化，做得我都没文化了，我对小说的感觉可能已经退化，要多听听聂老师的意见。后来我还读过《愤怒的狗皮》（从中游离出的《狗皮》刊发于《山西文学2015年第11期》）《埋在土中的岁月》（从中游离出的《叔叔的河岸》刊发于2015年《黄河》第4期），这两个小说读的是打印稿，阅读时间是2011年8月。据浦歌说，《合影留念》（《都市》2015年第4期）是十多年前的作品，我读毕于2012年11月。《孤独是条狂叫的狗》（《黄河》2015年第6期）初稿叫《赖活》，我甚至建议浦歌以何勇歌名《姑娘漂亮》为题。此小说读毕于2015年4月26日。这大概就是到目前为止，浦歌发表在期刊上的所有作品（《黄河》还曾发表过《一嘴泥土》的部分章节）。当然，我读过的中短篇还不止这些，但因为它们有的还是半成品，浦歌还在修改打磨中，有的虽已定稿还未面世，可暂且不表。
孤独是条狂叫的狗
我之所以老实交待出我初次阅读的时间，是想与我后面的重读形成某种比较。卡尔维诺曾论述过重读之于经典的重要性，[11]布鲁姆甚至说：“一项测试经典的古老方法屡试不爽：不能让人重读的作品算不上经典。”[12]如此引述，当然不是要论证浦歌小说如何经典，而是想借此说明重读对于一个作家、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许多人都有过如下感受：有些作品初读时感觉不错，但过上三年五载或十年八年重读，可能已读不出感觉，甚至不忍卒读。作品还是那个作品，为什么前后阅读却大异其趣？原因有很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是那个作品成色不足。就像借化妆，靠整容，也能打扮成美女招摇过市，可一上点年纪，即便弄成三仙姑模样，还是要露出破绽的，因为本来就不是美人坯子。莫言获诺奖那阵儿，我曾问聂尔、浦歌对莫言长篇小说的看法，聂尔说：“《丰乳肥臀》我大概是在1996年读的单行本，记得当时读得很激动，立刻推荐给朋友们读。但现在重新打开这本书，当年的感觉完全消失不见了，满眼看见的只是那些粗糙和玩闹一般的句子。”[13]这至少说明，《丰乳肥臀》没有经得起聂尔的重读。
但浦歌的所有小说都经住了我的重读。例如，当初读《圣骡》，觉得既魔幻又精致，现在依然觉得精致而魔幻；当初读《盲人摸象》，觉得荒诞中有一种悲音，现在依然觉得悲音在荒诞中鸣响。当初读过《看人家如何捕捉蟑螂》后，我写下了这样一封邮件：
东杰：这两天忙乱得感冒了。明天有博士生的预答辩，我本来是要看他们的论文的，却读起了你发来的这篇小说。读完这篇后我甚至有些兴奋，觉得写得好，很会写。心中一句话油然而生：你天生就是个写小说的。
小汤被女友拒绝，老头闯入小汤所住小旅馆后的威胁，电视教人捕杀蟑螂的节目，小汤与女友交往中失败、失意或者是失魂落魄的片断，被你如此精巧地组合在一起。叙述很轻快，切换很迅捷，让我想到了卡尔维诺和电影中的蒙太奇。记得你说过你看过两千多部电影，电影的那种叙事方式一定已进入到你的小说之中。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从你的小说里看出了一种卡夫卡的味道。荒诞，渺小，无奈，屈辱，人像蟑螂等等，但又充满着喜剧色彩。那种复杂的感受我一下子还说不好。
这篇小说我还没发现什么问题，只是觉得这样写，写到这种程度，就挺好。（2011年3月25日）
如今我重读这篇小说，依然叹服其构思巧妙，失意的小汤、跟小汤要钱的老头和那个电视节目构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结构关系。原本是二元对立（小汤与老头），但因为节目中马大妈的讲解，增加了一元。它消解着眼前的那种紧张，却又不断通过蟑螂，指向了小汤的过去和痛处，于是女友与其父母“潜入”小说，成为第四元。它们相互缠绕又相互指涉，乱作一团。小汤原本是郁闷的，但老头的出现对他构成一种压迫，这其实已在间离他原先的痛苦，而声情并茂的电视讲解制造了一种喜气，这既是另一个层面的间离，却又与他的郁闷不即不离。这种布局以及由此叙述出来的荒诞效果，让人玩味不已。
而且，这次重读，我还注意到浦歌对蟑螂的描写非常到位：“就在那时，他看见一个小小的虫子正爬过副社长油光光的黑桌子，它爬得非常小心，两个长长的触须轻轻晃动着，似乎在偷听他们的谈话。在某个瞬间，它还会警惕地闪电般走上一截，快到他几乎捕捉不到它的踪迹，但它一停下来，他就再次看到它和它摇晃的触须。它的壳是那种油亮的深黄色，他很少注意到有这样的虫子。他看着它顺着桌面的边沿走了下来，很快他看不到了，接着它又出现在桌子侧面的黑色平面板上，直到接近地面时，它才犹豫起来，动了动触须。接着它终于走了下来，出现在方格水泥地面上，它似乎正要向竖立的几个高高的铁皮柜子进发。”我现在要向浦歌透露的一个秘密是，我也是活到三十多岁没见过一只蟑螂的，直到我住进北师大的“团结户”里。团结户里很团结，连蟑螂都过得挺滋润。我与蟑螂打了三年持久战，用尽各种办法，但依然赶不尽，杀不绝。有一天深夜回家，醉眼朦胧中见成群结队的蟑螂在乳白色的地板砖上欢快地穿梭，幸福地舞蹈，看得我头皮阵阵发麻。经浦歌描摹，我才意识到蟑螂的动作颇像王景愚表演的哑剧，这是不是意味着蟑螂在这篇小说中不可小视，它已成为催生喜剧效果的一个元素？
还有《某种回忆》，还有《合影留念》。后者是浦歌像聂尔那样写出来的“师专往事”（聂尔写过《师专往事》的散文，收在《路上的春天》一书中），基本上是非虚构写作，但我读出来的却是小说的味道。这次重读，我还发现了其中的精彩比喻：“我、陆辛、小欧都是在这个中国地图上几乎找不见的地级市上的师范类大专，我们都羞于说出自己的母校名称，母校像痔疮一样是个难言之隐。”“我激动万分，就像核弹即将引爆那一刻，我携带即将引爆的核弹在操场里走了整整一个中午。”我一直认为，张嘴就能比喻的人极其聪明，而是否会设比，能否在喻体和本体之间制造出一种夸而有节，饰而不诬的艺术效果，往往又是考量一个作家才气高低的重要标志。浦歌的其他小说中，好比喻也摩肩接踵，成群结队，就像当年我家载歌载舞的满地蟑螂。
这位眼界极高的家伙见了浦歌的小说，居然高兴得忘乎所以
浦歌小说的价值是被聂尔率先发现的。聂尔是作家，也是《太行文学》主编，这位眼界极高的家伙见了浦歌的小说，居然高兴得忘乎所以，不吝夸赞之辞。于是《太行文学》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出浦歌小说，甚至制作“浦歌作品小辑”，打包推送。在某期的“编后絮语”中他写道：“像这样连续刊发同一位作家的多篇作品，对于本刊确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这意味着我们对于浦歌小说价值的一种绝对的认定。就山西省内文坛来观察，如《山西文学》主编鲁顺民所说，在著名小说家吕新爆发期的作品之后，浦歌的小说属于‘多年不见……仿佛天赐’的珍品。”[14]鲁顺民高兴的境界是“拍着地皮哭”，哭过之后他就忘了“八项规定”，顶风作案，大讲排场：不但要集中发表浦歌小说，而且还动员浦歌写创作谈；不但搞到了创作谈，而且还发动聂尔配评论，直到把浦歌“包装”得花团锦簇。
在对浦歌小说的阅读中，我往往会慢半拍，聂尔则总是捷足先登，他像蔡振华一样环抱双臂，端坐教练席，看着刘国梁打比赛，打完一局就要纠正一下他的技术动作。他说，小说语言的“声音”还不够高，“光线”还不够强，[15]我就听成了正手弧圈要凶一些，直拍横打要狠一些。有时候，他心里也拔拉着算盘打小鼓，需要我的配合和确认。比如，当我终于读完《一嘴泥土》并把一千多字的读后感汇入到锵锵三人行的交谈中后，聂尔立马回应：“好。这样我就更感踏实了。”（2014年6月17日）
[1]拙文首发于笔者天涯博客“赵勇专栏”（参见http://blog.tianya.cn/post-362739-6501373-1.shtml），并被收入笔者的散文随笔集中。参见赵勇：《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9－261页。
[2]以上以下所引，均出自杨东杰《关于宋谋玚老师的回忆》一文及其跟帖，故不再频繁作注。参见：http://blog.tianya.cn/post-12615-28990043-1.shtml.此文亦收入《轶才最可思：宋谋玚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2010年12月。
[3]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编：《海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71页。
[4]此文首发于聂尔天涯博客“呆屋”（http://blog.tianya.cn/post-12615-28247197-1.shtml），亦收入作者的散文集中。参见聂尔：《路上的春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0－196页。
[5]引自杨东杰发给我的邮件，以下也将会引到他的邮件，故只随文标明发信日期。
[6]聂尔：《在存在的暗层里游走——浦歌和他的小说》，《山西文学》2011年第4期。
[7]西川编：《海子诗全集·死亡后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160－1161页。
[8] [美]爱德华·W. 萨义德：《开端：意图与方法》，章乐天译，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1，14－15页。译文有改动。EdwardW. Said, Beginnings: Intention and Method,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75, pp. 5, xi.
[9]2015年4月10日，他给我与聂尔罗列出2014年读过的书目，完整读完的达55本之多，其中包括重读《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大部头作品。那天我正好上课，于是掏出手机给学生逐一念过书名，鼓励他们多读书，读好书。
[10]浦歌：《关于〈太行文学〉及其他》，http://blog.tianya.cn/post-12615-30715438-1.shtml.
[11]参见[意]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12]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13]参见赵勇：《莫言这个“结构”主义者——关于《生死疲劳》致友人书》，http://book.ifeng.com/shupingzhoukan/detail_2012_11/08/18966542_0.shtml.
[14]聂尔：《编辑絮语》，《太行文学》2011年第2期。
[15]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