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散南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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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架山下的校园传奇
作者/安歌
1952年暑期，我和妹妹安平分别坐在背夫背夹子上，随父母从雅安步行40余里，到中里小学（中里中学的前身）。那时我四岁，妹妹两岁。父亲原在草坝区公所工作，母亲在草坝小学教书。只因工作需要，他们都服从县教育科的安排，到四县相临却交通闭塞的中里区，开始新的生活。
从雅安县城出发，经七盘乡，过太平场，穿峡口，全是小道和山路。走出峡口到了黄龙庙，进而走到楼子坪，才豁然开朗，见一个很大的盆地，古称罗绳。那就是雅安的第四区，上里、中里、下里。我们一早出发，直到下午才到达中里小学。
中里小学位于清澈平静的陇西河畔，一条顺河延伸的大道向南通向雅安，向北通向上里。那时的路不能通车，也没车可通。路的中线铺的是红砂石石板。我们从雅安一路走来，就是当年红军走过的土路，更是古代的茶马驿道。学校后面是笔架山，看山形像硕大的笔架，颇有文气。而学校坐落在靠山临水之地，可想当年修庙、办学堂的人，很有风水眼光。笔架山郁郁葱葱，有杉木林，青杠林，有的杉树后来还成了修房造屋的材料。河边沙地斜坡，早就种了一排十几棵曲木树，已经长得很高大，既保护河坎，又是一道风景。儿时的我们常到河边玩，用竹竿夺取树干上的蝉蜕，我们叫做“丝啷啷壳壳”。河水清亮见底，有许多鱼可以垂钓。每天清早，人们直接在河里挑水饮用。站在校门口隔河远望，远处是邛崃山脉的芦山岗，是盆地的一个边。近处是一大片冬水田，春夏秧苗青青，秋季一片金黄，冬天只见无数谷草垛站在田里，像哨兵守卫家园。
学校原是一座庙，场头上有与之配套的观音阁。庙里有个大殿，就是后来用了很多年的大礼堂，是师生集合的地方。12级台阶和一人一手高的基石，都是用红砂条石砌成。大礼堂中间两根横梁，又长又粗，使礼堂有很高的空间。支撑房梁的十几根木柱，每一根起码要一个人的双臂合围。横梁上还用墨写了很多人名，那是修庙时留下的，隐约可见。大礼堂靠山处有个小台，以往是塑菩萨的地方，我们去时，已经是集合用的讲台，或是元旦、六一、国庆表演节目的小舞台。我第一次参加演出，班上的节目是《拔萝卜》，我蹲着，钻进用竹片和白纸做的大萝卜里，一直蹲到萝卜被拔起来。我们当初的家，就在舞台右边的一间小屋。对面另一间小屋住的是班主任陈佩贤老师一家。
我印象深的是第一任萧常芬女校长，精明能干，很快就将原来以庙办学的私塾学堂改造成完全小学。利用原来的平房作教室，长桌长凳木黑板，木地板，木墙壁，给人以古朴的感觉。首批毕业生我印象最深的有几位：郭贵成、王执贵、邓志忠、卢正忠、陈志英、陈志凤、陈其蓉、吴宗沛、王大惠。他们中有的成为小学教师，有的成为医生或护士，都是国家急需的人才。陈其蓉是我孃，从小就跟着母亲长大，在学校插班学习，毕业后与陈志凤一起考上雅安卫校护士班，她分配到天全县医院工作，直到退休。陈志凤孃分到雅安地区医院工作。
由于学校地势好，每年的暑期，教室间的坝子都会利用起来。雅安县电影队放电影，雅安川剧团下乡演出，春节还有龙灯、狮子灯、马马灯拜年表演。有很多老电影和川剧都是在学校里看到的。除了广大观众观看，还安排过学生场。印象最深的是川剧团一次学生场演出，剧目是《萝卜园》，剧情是这样的：古时一位私塾先生，大年三十夜到农家菜园去偷青，背着背篓扯萝卜，刚扯了几个装进去，不一会儿就装了好多。他欣喜之时感到奇怪，然后就背着回家。一路上越背越轻，直到家还不知怎么回事。原来他扯的是一位学生家的萝卜，那位学生见是老师，就悄悄地帮他扯，还悄悄地托着背篓送老师回家。现隔60多年了，还清晰记得。
放电影、演戏一般不收票，由大队、生产队或机关单位统一给。有时要收，五分钱一张票。就在房子之间用晒垫一挡，只留一道门，全然成了封闭式电影院。看电影也有意思，放映机在大礼堂中央靠前一点位置，银幕挂在对面有校门的那幢房。大礼堂成了“楼厢”，坝子成了“堂厢”。有时正放得起劲，突遇大雨，堂厢的人躲雨挤到楼厢，实在挤不下的就退堂早回家。电影还得继续放，不然退片很麻烦，哪怕最后没多少人看。
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百废待兴，各行各业建设如火如荼。教育更是走在前面，兴办学校，扫除文盲，老师们兢兢业业教书育人，白天上课，早晚备课批改作业，晚上用的是有玻璃罩的煤油灯。每周只有星期日才能休息。但是老师常有政治学习或开会，连寒暑假也要集中学习，总的说休息时间很少。有八个字的校训常贴在大礼堂，正方形纸，棱着写：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学生主要是当地农村的，由于住家远近不一，近的如中里场街上，上学放学很方便；而远一点的要多走几里、十几里路程，天天如此，四季如此。特别在冬天，衣衫比较单薄的学生，冷得索索发抖，学校允许带烘篼子，一边烤火一边上课。
学校还做到代热午餐，住家远的学生带了午饭，大多是玉米馍馍之类的食物，由各班统一送到学校厨房，做上记号，统一蒸热。这样，学生们能吃上热餐。学校各班卫生都是老师带领学生打扫，连坝子也分片包干。每到暑期结束秋季开学，坝子里长满杂草，师生们大动干戈，打扫得干干净净。
有一年寒假后开学，老师们在大礼堂右侧办公室打扫卫生，父母叫我也参加。忽然听到一声尖叫：“哎呀！我还以为是教学仪器呢，这么像！”原来是刚来不久的康菊芬老师正用抹布擦仪器柜里的灰，见一条盘着的蛇，刚要擦灰，蛇就抬起头来，把大家都吓了一跳。好在天气寒冷，蛇休眠，没伤到人。
说起蛇，我真的就遇到过。是在1969年下乡插队到梅家湾，那时雅安茶厂利用暑期在学校里收茶晒茶，需要人手帮忙，生产队就派我去，算工分。有个晴天，就在大礼堂翻晒茶，正搂起一大抱茶时，忽然从茶叶中钻出一条小青蛇，吓得我魂飞魄散。把蛇放走后，赶紧回家休息片刻定定神，随手端了茶杯咕咕咕地喝起来，吞了两口，顿感不舒服，怎么不是茶味？吐也搞不赢了。母亲说我喝的是洗头用的患子水，真是啼笑皆非。
学校在发展，学生在增多，分配来的老师也逐渐多起来。原来的教室已经不够用，国家拨款扩建教室，这事由我父亲负责。记得第一次扩建，是在原校址朝街上的方向划拨了一块空地，增修了三幢教学平房，每两间教室之间是老师的办公室，房子半包围的地方是沙地篮球场，围绕球场一圈大约三百米。后来又在原校门处新建一楼一底教学楼，下面是两间教室，中间是办公室，楼上是老师宿舍。同时在教学楼的左侧修了一幢房，也是两间教室，中间是我们的住家。这一住时间就长了，直到父亲退休。有一年暑假，全家人都到雅安去了，家里遭到雷击，把电灯线烧黑了，后来我们听说都后怕，幸好没人在家！原来是家门口一棵柳树，上面缠了一根平时晾衣服用的铁丝没取，雷电就打到屋里。学校扩建后，学生多达400百多人，大礼堂集合时已有黑压压一片的感觉。学校还增设了“四中”，不久又将四中搬到金刚寺新校区。
建好新教室后，接着就美化校园。每间教室旁都栽上了柳树，有长条形花台。柳树长得很快，花台一年四季都有花。有意思的是，牵牛花种得最多，学生带来长竹竿，搭成架，直上房檐，牵牛花满架爬，花开如万千喇叭，颇为壮观。我和妹妹常常在早上去数有多少个喇叭，可到了傍晚，全都焉了，要第二天早上喇叭才又吹起来。父亲还在校门口花台上种了多种花，花种子是诊所的王允明医生从昆明带来的，什么太阳花，十三太保之类的，有的我还叫不出名，有学生家长还来讨要过做药引的花。久而久之，父亲被人称之为“老秋翁”。这称呼来自神话电影《秋翁遇仙记》。老秋翁喜欢种花，花园四季百花争艳，特别是牡丹开得最美。原来是牡丹仙子有时化为美女帮助老秋翁。可当地有个财主知道后，就想追求仙女，不成，便把恨转到秋翁身上，要他把仙女招到家。秋翁不从，就被狗腿子打骂。仙女知道后，就暗中保护秋翁。财主的狗腿子每打一下，秋翁不痛，倒是财主痛得直叫，越打越痛。最后只好叫狗腿子放了秋翁，秋翁平安回家。一看，先被财主破坏的花园逐步恢复原状，零落的花瓣纷纷飞上枝头，绽放如初。
“老秋翁”种花的事，在学校里已成佳话。但在后来的“文革”中，父亲却遭到批斗，说种花是资产阶级思想，《秋翁遇仙记》是毒草，封建主义影片。“文革”结束后，父亲种花的习惯延伸到退休，在雅安市区居住的四楼小阳台，而且把种花转移到宣纸上，种梅，种菊，种竹，种鸟，种诗，真成了另一番鸟语花香，自娱自乐。
中里小学曾遭遇过两次大水灾。一次是1955年夏，多天大雨滂沱之后，陇西河水猛涨，以至于淹没了中里场和学校，水齐腰深。那时我们住在大礼堂的小屋里，后面紧靠笔架山，又怕山垮下来，惊恐万分。学校停放了生产队打谷子的一只拌桶，我们还当船划行，登上笔架山一看，天啦！河对面的稻田已是汪洋一片。那次大水大出了名，后来县水文站来了人特地在大礼堂的石坎上用红漆记下了水位。
第二次发大水是在60年代初困难时期，学校的篮球场变成了菜地，靠山的坡地都种上了玉米、黄豆、包菜、二季豆等作物。也是在暑期，大水又淹没了整个中里场和学校，只不过比1955年小些。我们又到山上一看，水面上飘浮起若干个大南瓜。那场景，令人叹息不已。
学校继萧常芬校长之后，是孙其明校长任职，他对人和颜悦色，兢兢业业管理学校，任职时间长。他的爱人高玉珍老师在雅安六小任教，有时到中里与家人团聚。高老师在我考上初中的那年，送了我一本日记本，鼓励我好好学习。从此我就坚持写日记和读书笔记，多达十几本，至今仍珍藏着。孙校长任职期间，正是学校最困难时期，国家困难，百姓生活更困难，许多学生常饿着肚子上课，那时我的脚颈还按得起窝窝。老师每月国家配粮逐渐减少，“瓜菜代”的日子直接影响到学校教学。最严重的是，有次利用星期天到四川农学院背厚皮菜，男教师和有体力的女教师都去。小学毕业那一年，雅安没在农村招初中生，我就在校参加劳动，养过猪，喂过羊，这次也跟着父亲去川农背菜。返回时走到峡口电站对面的一户农家，天就黑了，只好寄居在那里。我们实在疲倦，就在喂羊的草堆上躺下休息。主人家见状，热情让出一个大床，让我和父亲上床休息，第二天一早，还弄了早饭给我们吃，才动身往回走。那些厚皮菜一时吃不完，就晾在教室窗子上，以后变着法子吃。在艰难的日子里，没有一个老师打退堂鼓，学校一直没有停过课。开初学生人数逐渐减少，难关之后就恢复正常。
1962年，全中里区就只有三人考上雅安的初中。中里是我和李玉生，下里是涂绍弟。我们相约去上学，走40多里路，没有大人送。那时我打不来背包，一床铺盖，一个枕头，一卷草席，就胖乎乎的捆在一起，后面还吊了一瓶蓝墨水。我们先到雅一中报到，涂绍弟已经先到了，而我和李玉生分到雅二中，说是雅一中的分校。到雅二中不知有多远，问好之后就朝沙湾走去。那一年我十四岁。
大跃进期间，学校老师常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比如到沙坪土法大炼钢铁，到芦山太平修公路，在中里场头到蔡家桥修路，去张家沟修机耕道“红专路”，到处都有老师们的足迹。还有每年一度的农忙假，组织学生到龙泉薅茶，到山上采集杉树种子，铲草皮积肥。总之，一个接着一个。特别是除“四害”，即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全民打麻雀常常使学校不得安宁。星期天老师们都要上山，一人一个山头，用竹子半劈开，“啪啪啪”地打响，不让麻雀有一刻停息。山上，田头，路边，到处是响竹、铜锣、脸盆和人的声音。后来连学生都动员起来除“四害”。计数，老鼠多少只就交尾巴登记，麻雀多少只就交双脚登记。更有甚者，搭起木梯，直接在屋檐口伸手淘窝往往百拿百中。后来实践证明，“四害”中的麻雀是中性鸟，既吃粮食，也捉害虫。但历史就是这样，人们随潮而上，随潮而下，身不由己。
十年间我家增添了一个妹妹两个弟弟，我们共五兄妹，我为大，按理好些家务事该带头做，但常常做得少且做不好，不如弟妹们。我喜欢看书，小时候常看小人书（连环画），到小学高年级就啃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那时看的。不久就看成近视，一上初中就戴上了眼镜。
我1955年入小学，1961年毕业。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图文并茂，但文字极少。至今我还记得，第一课课题：开学；课文：开学了。第二课课题：上学；课文：我们天天上学。没有过多的练习册，也没有繁重的家庭作业。小时候读书玩的时间多，滚铁环，打乒乓球，跳绳，踢毽子，弹弹子，跳房，打小皮球，捉迷藏，相约到小河沟捉鱼虾，或者跑到笔架山上去野一圈。
记得1957年全国开始推广普通话，学校派李自新老师在县上培训后，回校用普通话跟大家讲，今后要学汉语拼音，说普通话。他一开口，大家忍不住笑起来。说惯了地方话，一说普通话就觉得怪怪的。学习汉语拼音和普通话，就从那时起艰难地铺开，如潺潺流水，日夜不断地扩大成江河。
1962年在雅安上学后，假期才回中里的家。每当周六就想回家，走路呢！一旦请了假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中午必须返校赶晚自习。熬呀，盼呀，即或遇到峡口炸岩修公路，回家心切也顾不了那么多。家在中里小学，开办初中高中和暑期民师班，家也在那里。
两次大地震后都去过中里，见学校面貌大改观，后又见学校已搬迁。笔架山变矮了，曾经被砍成光头的山，又长出郁郁葱葱的树林，显示出凤凰涅槃重生的景象。陇西河变窄了，河床已人工改造，河上架起来廊桥，过河不再绕道走蔡家桥或王家桥。老街早就换了新颜，老街和新街连在了一起，对面的田坝变成了中里新村……这沧海桑田般的蒙太奇镜头一一回放，在心底，永不磨灭。
2019.11.24于上海
作 者 简 介安歌，本名邓安羌，1948年3月生于四川雅安，中共党员。曾任中、小学教师，教育公务员，2008年退休。自幼爱好文学，特别爱好诗歌、歌曲创作，已发表近400首诗作和歌曲。也爱好手机摄影、奇石收藏和鉴赏。现为雅安市作协会员，《雅风文学》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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