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张恩和先生已于2019年11月10日离我们而去，享年83岁。他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此后在北师大中文系（文学院）任教二十五年，1983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5年晋升教授，退休前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自1963年发表现代文学论文处女作《对狂人形象的一点认识》（《文学评论》1963年第5期）以来，张恩和先生除参编唐弢主编的文革后第一批《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外，在鲁迅、郭沫若、周作人、郁达夫、郭小川等作家作品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开风气之先的成绩。为纪念张先生，“甜点”于今年9月23日到9月27日转载了《鲁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8期“纪念张恩和先生专辑”，读者反响强烈。据悉，张洁宇、杨联芬编《回响：张恩和纪念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年版）也已于近期出版。为进一步纪念张先生，“甜点”将继续推送一些相关作品。今明两天，我们与读者分享的是商金林教授和李斌研究员的文章。感谢商老师、李老师授权。
永远的老师——回忆张恩和先生对我的教导和鼓励
商金林
记不清是1976还是1977年大年初一的傍晚，我到严家炎先生家拜年，严先生住在蔚秀园，刚刚进门张恩和先生就来了，说是“拜年来到第二家”。我当时并不认识恩和先生，是严先生介绍才认识的。恩和先生说他先去了王瑤先生家，聊得时间有点长，来晚了，算是“拜个晚年”。从那以后，每次见面恩和先生总会热情地招呼我，让我感到亲切和温暖。
说实话，哪些年，我是见了名人就躲着走的。“大环境”对像我这样的“小字辈”很不利，心里充满了委屈，牢骚话说得最多的是长身体的时候赶上“三年自然灾害”，长知识的时候赶上“文革”，“文革”结束已到了“而立之年”，可一无所有，“家务”和“业务”的压力都很大。“小环境”还好，系里的老师对我还是很爱护的，但也被“补课”、“进修”和“承担任务”压得喘不过气来。校外的老师最关心也是“补课”、“进修”和“成果”，虽说都是热心肠，但听来都是压力。1978年秋天，樊骏先生来北大参加“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选编的研讨会，住在北大招待所，见我就住在招待所东侧的十二公寓，就到我家里小坐。他知道我已经成了家，就说他知道自己不能成为一个称职的丈夫，更不能成为一个称职的父亲，就不敢有恋爱结婚的念头；知道我已经给学生开过课，问我有何体会，说他从不敢轻易上讲台，就怕学生知道得比他还多。后来知道我已经招收硕士研究生了，就问给研究生开了哪些必读书目、开过什么课程，以及研究生的论文题目，说他就是不敢招研究生，也没有带过。原因是他脾气不好，有点固执，又看重性情。性情合得来的，即便不好也另眼相看；性情不合陶的，再怎么好也合不来，要是招了个性情合不来的研究生可就麻烦了，干脆不招。这番话说得再真诚不过的了，可时至今日，回想起来还是让我如坐针毡，觉得自己太无知和冒失了，也就成了我见了“名人”就躲着走的理由。
可在恩和先生面前很难躲得了。他总会热情地招呼我，说得最多的是“不要太累”、“不要太紧张”、“我看你可以”，大多是宽慰和鼓励的话。虽说“宽是害，严是爱”，可在当年像我这样的“小字辈”更需要的反倒是像恩和先生这样的宽待和鼓励。有一次到北师大看亲戚，进师大北门就遇到恩和先生，原来恩和先生和我的亲戚是邻居。恩和先生住在丽泽6楼，我的亲戚住在丽泽5楼。恩和先生邀请我抽空到他家坐坐；我的亲戚知道后每次去的时候也问今天去不去张先生家？
与恩和先生见得多了，也就无话不说。我没有读研究生，有一段时间心里有些焦虑。恩和先生劝慰说，读研究生有导师提携引路，入门快。不读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北大有“重学术”的传统，学术氛围比较自由，又有那么多权威学者，只要虚心好学，持之以恒，还能站不住？没有拜导师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把教研室的老师都看作是自己“导师”，多方请益，“博而不专”，岂不更好。又说我是有基础的，鼓励我潜下心来走自己的路。恩和先生这番话使我想起了一则名言：
书籍为吾侪之最良教师，不鞭挞我，不斥责我，亦不请求金钱衣服于我。试与之接触，和蔼可亲。我有所质问，彼则倾筐倒篋以出之。我有所误，彼则惟示其所当示，毫不讪笑。我之智识浅陋，彼则尽其指导之责，绝不轻视。书之度量，抑何宽宏乃尔。
要成长发展，想做学问，排在第一位的当然是要多读书；想有所作为，靠的还是自己的修炼和努力，恩和先生提倡走自己的路，不要东张西望，不要作无为的攀比，更不要试图去走什么捷径。他说有位老师总觉得受压抑，特地跑来和他商量，想组织一个协会，聚集同好，拧成一股力量，挑战“权威”；还说“协会”的名称已经想好了，就叫“面条协会”，大家的工资都很微薄，聚会完后吃碗面条，“面条协会”由此而得名。恩和先生反对这么做，说是另立“山头”，不可取。2000年郭沫若研究会酝酿第四任会长时，有人提议邀请某部部长当会长，说这样学会就有了“知名度”，“经费”也就不用犯愁了。恩和先生串通几位理事不同意，反对把学会变为“官场”，后来改选林甘泉先生当会长。恩和先生平易谦和的另一面是明辨是非，刚正不阿。
恩和先生学富功深，卓有建树，是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鲁迅研究专家，他的《鲁迅旧诗集解》《鲁迅与郭沫若比较论》《鲁迅与许广平》《郁达夫研究综论》《郭小川传》等诸多学术著作让我拓宽眼界，学到读书和治学的方法，令我感激不尽。更让我銘感于心的是他一次次面对面的指导。十多年前写过一篇题为《阿Q对吴妈有过性骚扰吗？》的小文章，存心跟我很尊敬的朱正先生“唱反调”。朱正先生在一篇文章说“阿Q对吴妈性骚扰”，依据是“我和你困觉”。我以为阿Q对吴妈说的“我和你困觉”，是要吴妈“嫁给”他，只是“说”，并没有做什么，算不上是“性骚扰”。阿Q说完就“对伊跪下”，直到吴妈嚷着哭着跑出去了，他还只是“对了墙壁跪着发楞”。恩和先生跟我说“性骚扰”并不一定要有“动作”，“语言”也能构成“骚扰”。去年七月，在威海举办的“郭沫若与新中国”学术研讨会上，我作了个简短的发言，题为《郭沫若〈爱祖国爱人民的诗人屈原〉的两个版本》。郭沫若的《爱祖国爱人民的诗人屈原》，将近一千九百字，1950年叶圣陶将这篇文章编入《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二册时，删减了八百多字，题名改为《屈原》。郭沫若的《诗的宣言》和《我想起了陈涉吴广》共60行，1956年叶圣陶将这二首诗编入初中《文学》课本第三册时，文字改动竟有30处之多，标点的增改多达14处。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郭沫若似乎是很傲慢的，可看了课本让我意识到郭沫若也有很谦卑一面。会议休息的时候恩和先生对我说，本想接着我的话展开来说的，主持人没有空出时间来，他说那个年代社会风气比较正，可以开展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容不得批评、“老虎屁股摸不得”大多是“反右”乃至“以阶级斗争为纲”之后的事。类似这样的点拨还有很多，让我意识到提高“思辨”能力的重要性，文学研究要紧密地贴近社会。
北大中文系对毕业论文的要求，向来以“严苛”著称，尤其是博士论文釆用匿名评审和“一票否决”制，铁面无私，有好几位“名师”的学子都未能过关。至于现代文学教研室对毕业论文的要求就更严了，使得我自从招博士生那天起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总担心名下的研究生过不了关，毁了他们的学业和前程。向恩和先生请教“如何带研究生”时，他讲到他的一位朋友与研究生交往中的几件小事。这位朋友觉得他的一位博士研究生字写得难看，就要求他练习写字，作为“作业”，定期交给他审查。这个要求本来也无可厚非，可作为导师他在公开场合多次讲到这件事，使得这位研究生很难为情。另一件事是某报刊聘请他的一位博士生课馀主编一个学术专刊，这位研究生有才华，也很努力，把专刊办得有声有色，不料他的那位朋友知道后很气愤，公开批评是“不务正业”，必须撤出来。还有一件事是这位朋友的博士毕业后写了一本学术专著，满心喜悦地送给导师看，请导师写篇序。不料他的那位朋友更生气了，居然说是为了评职称来“逼”他写序，话说得很难听，《序》也写得不那么像《序》。其实，这位博士生相当优秀，是现代文学学科教学和科研队伍中的佼佼者。恩和先生说的这几件事情可让我长了见识。当导师的岂能这样做？即便自己的弟子真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也要讲究方式方法，“关起门”来批评，话说得重一点无所谓；“大庭广众”之下就不能太任性。
著名教育家夏丏尊先生在《〈爱的教育〉译者序言》里，把办学校比做挖池塘。他说，自前清末年创办学校以来，老在制度上、方法上变来变去，好像挖池塘，有人说方的好，有人说圆的好，不断地改来改去；而池塘要成为池塘必需有水，这个最关键的问题反而没有人注意。他认为办好学校的关键在于感情，必需有爱；而当时的学校，所短缺的正是感情和爱，任凭是方的还是圆的，都成了没有水的池塘，一个个干涸的土坑。夏先生认为理想的教育要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爱的基础上。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虽说都是“大人”了，但在“导师”面前也还是学生，对他们的教育和指导也必须建立在“爱的基础上”。叶圣陶先生也是这么认为的，他在《朱佩弦先生》一文中说，“像朱先生那样的教师实践了古人所说的‘教学相长’，有亲切的友谊，又有强固的责任感，那才自然而然成为学生敬爱的对象。” 提倡当“导师”的要像朱自清先生那样把“强固的责任感”建立在“亲切的友谊”之上。叶圣陶先生还多次说到：“教育工作者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人师表”，当教师的贵在“身教”和“示范”；而不是一味地“说教”和“管卡”。因为有了恩和先生的提示，我和研究生相处得还算好，他们也都顺利地完成学业，找到了比较理想的工作。也正是有了恩和先生的提示，促使我更理性地看待教育，看待青年。即便在退休多年后的今天，每当听到社会上的名家名师对青年学生有“酷评”时，心里总有一种强烈的反感。青年是祖国的未来，青年强则祖国强，对青年人一定要“关爱”多于“批评”，“批评”也要源于“爱”，我的这个想法与恩和先生的影响有关。
去年2月的一天，接到恩和先生的一则微信，说是张大明先生写的《文学所现代室搞的集体项目》一文标为“历史现场”，其实记忆有误。文章刊登在2017年的《新文学史料》上，是哪一期记不起来了，要我帮查一查。因为大明先生谈的是唐弢先生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事，恩和先生觉得有些事情我大概也是知道的，于是就说给我听。3月9日他把文章发给我了，题为《我知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唐弢主编）编写的一些情况》。此文作为恩和先生的“遗稿”，刊登在《新文学史料》2020年第1期。大概是编辑在发稿时作了一点删减，登出来的文章与原稿在文字上有出入，尤其是“附记”（编辑改为“附笔”）改动得还比较多，现将原稿中的“附记”抄录于下：
附记：写作此文前，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大明研究员的文章《历史现场：|张大明∶文学所现代室搞的集体项目》（文章写于2014年，发表于《新文学史料》2017年第 4期，恕我消息闭塞，最近才由朋友转知）。张文将《中国现代文学史》（唐弢主编）列为文学所完成各项集体项目之第一项。且不说这本文学史算不算文学所的集体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版“前言”开宗明义说：“本书系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的高等学校中文系教材”），张文对这本文学史编写的背景起因和编写情况亦毫不了解，凭主观臆测说是出于“周扬1959年形成的一个思想：中国人要编写一套中国自己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以改变高校文科教材“基本上全是翻译的”“充满教条，是欧洲中心的”现状。对于编写组成员和具体编写情况，也基本上是靠片言只语、一知半解凑成。这必然导致后来的人对唐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茫然和误解。作者当时尚未到文学所工作，不在“历史现场”。不明情况，情有可原。但写作文章前，完全可以且应该向现代室参加了编写工作的樊骏、吴子敏、徐廼翔等同志打听探问，至少也应该阅读早已出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前言。看来作者这些基本准备工作都没有做。作者以资料研究见长，平时相当仔细严谨，写这篇文章又标出是“历史现场”，结果如此，令人费解。作者是我多年朋友，退休后也时有聚叙。但为了历史真相，我思考再三决定写出此文，读者当能理解。恩和先生和大明先生是“多年”的“朋友”，“退休后也时有聚叙”，但在“学术”上“有错必纠”，这种的“爽直”与他那总是面带笑意，淡定从容、侃侃而谈的鸿儒风度判若两人。这让我想起恩和先生的大作《郭小川传》，封面的设计有点特别：左半面是诗人的黑白照片，右半面是《团泊洼的秋天》中写“战士”的五节诗：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
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
战士自有战士的抱负：永远改造，从零出发；
一切可耻的衰退，只能使人视若仇敌，踏成泥沙。
战士自有战士的胆识：不信流言，不受欺诈；
一切无稽的罪名，只会使人神志清醒，大脑发达。
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
一切额外的贪欲，只能使人感到厌烦，感到肉麻。
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不会沙哑；
战士的明眼，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不会昏瞎。
恩和先生在书中说：“这些铿锵有力、掷地作声的诗句，唱出了一个战士对革命的忠贞信念，唱出了他面对迫害不怕牺牲的浩然正气，可以说由表及里，从内到外，活画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无私无畏的高大形象，是一曲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正气歌。”这五节诗也可以看作是恩和先生为人的“取向”和“自述”。恩和先生的人生遭际，其实很坎坷，是他所崇尚的战士的性格和品质支撑了他。也正是有了这种性格和品质，他为人坦坦荡荡，一身正气，有所不为；做学问敢于直陈己见，不迷信前人，不害怕孤立，不随风使舵，不曲学阿世，求真求实，泽被后学。恩和先生的这些高风亮节值得我们永远的景仰和怀念。
2020年6月6日于北大畅春园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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