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克莉丝汀·汤普森／大卫·波德维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出现的电影节反映了电影业日益明显的国际化趋势、好莱坞制片厂制度的衰落，以及独立电影制作的扩张。在戛纳、柏林、威尼斯电影节形成影响之后的数十年里，电影节很快成为世界电影文化中的中心机构。电影节使1950年代和1960年代有影响力的作者导演、各种新浪潮和青年电影、第三世界政治电影制作，以及始于1970年代的大多数新趋势获得了关注。
在录像带使电影制作者得以提交影片作为试映之后，电影节开始激增。1981年，大约有100个每年举办的电影节，到了2001年，则超过了700个。到20世纪末，电影节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发行系统，也许这是好莱坞的唯一竞争对手。
大多数电影节是纯粹的地方事务，给小城市的观众带来了没有任何别的机会可以看到的电影。有些电影节持续两天，有些持续两周。有些电影节旨在推广旅游，有些是为了表彰本地的电影制作。很多都是主题性的电影节，集中关注特定类型（科幻片、幻想片、儿童片）或主题（民族身份、宗教、性取向）。女性主义和同性恋的电影制作变得依靠于特定趣味的电影节，如旧金山的跨性电影节（Tranny Fest）专门展出关于跨性别生活的电影。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为用“超8毫米”制作的电影举办了一个电影节，费城的电影节以放映被其他电影节拒绝的电影而自豪。
《中央车站》
有时电影节会成为一个地区强大而动人的话题。瑞士的洛迦诺因为大广场（Piazza Grande）上的夜间放映而著名，7000名观众坐在塑料椅上，对着临时的银幕鼓掌并欢呼。被巴尔干战争破坏的萨拉热窝在1995年——此时狙击手和炮火还在持续带来威胁——举办了它的第一个电影节。电影节给予人们在防空洞外重建公共生活的机会。电影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重塑一个国家的文化。1960年代悉尼国际电影节开始与澳大利亚电影审查制度对抗，并最终赢得了所有电影不做修改就可上映的权利。
电影界也让地区文化得以展示出美好的一面。几乎可以肯定，西方人对伊朗的态度因为在电影节上获得如此众多奖项的人道主义电影而缓和下来。同样，绝大多数政府不承认台湾拥有独立主权，所以若非电影节，台湾之外的地区也没什么机会看到它的电影。由于戛纳电影节和威尼斯电影节，侯孝贤和杨德昌找到了国际投资与发行的机会。实际上，许多重要导演的电影在电影节比在他们的故乡更有名。
五十到六十个最具声望的电影节得到了电影制片人协会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Film Producers Associations，缩写为FIAPF）的认可。这些电影节都是A级电影节，尽管其中一些比另一些更为重要。许多A级电影节都包含竞赛单元。其他的电影节则是非竞赛的性质，但它们也会颁奖，比如赞助商的奖项。建立在观众投票基础上的“观众奖”，已是许多电影节的主要奖项。一个电影节也许挑选的是首演片，戛纳就是如此,或者像纽约或伦敦电影节那样从其他电影节中精选影片来放映。
《钢琴课》
电影节对好莱坞之外的电影的营销至关重要，它让媒体聚光灯聚集——且不论有多短暂——在小预算电影上。如果某部电影获得影评人的一致好评，或者它斩获奖项，就能得到进一步的宣传。对于那些利用政府补贴制作的电影来说，在鼎鼎大名的电影节上占得一席之地，就确证了投资机构对影片的支持。
随着宣传而来的是生意的成交。一些电影节资助电影拍摄：鹿特丹的龙虎大奖（Tigers and Dragons Award）支持亚洲青年电影，圣丹斯提供把优秀剧本拍成电影的奖金（获奖的一个著名例子就是《中央车站》[Central Station, 1998]）。一般来说，电影节把电影制作者和发行商联系起来。与电影节展映并行的是，戛纳经营了一个让成百上千家电影公司得以向潜在买家展示电影的市场。从1970年代开始，柏林电影节所形成的欧洲电影市场就成为德国电影工业的主要会场。圣丹斯因为它的疯狂竞争而名扬四方——电影还没放完，制片厂代表们就都在影院座位上打电话报价了。
只要某部电影被买下了地区发行权，制片商就能利用一个电影节来推广这部电影。好莱坞制片厂通过柏林、戛纳和威尼斯电影节把它们的大片向欧洲推介，但稍逊一筹的作品也能因为电影节上的放映而提升档次。5月举办的戛纳电影节吸引了大约30000名游客，是无与伦比的展示场所。它为《钢琴课》(Piano, 1993)、《低俗小说》(Piano, 1993)、《破浪》(Breaking the Waves, 1996)、《卧虎藏龙》(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2000)创造了世界性的知名度。鹿特丹电影节（1、2月举办）和柏林电影节（2月举办）为那些值得关注的影片定位了春夏档的欧洲发行。威尼斯电影节（8、9月举办）在欧洲秋季扮演了同样的角色。圣丹斯电影节（1月举办）有助于推出春夏档的影片发行，而多伦多电影节（9月）对于秋季艺术影院发行和奥斯卡奖竞争来说已是十分重要。
《卧虎藏龙》
随着电影节数量增多且更加多样，它们已经构成一种分散但强大的发行系统。谁是关键玩家？每个电影节都在寻求世界级的电影制作者——包括功成名就的老将、新晋的获奖者、新涌现的人才。同样重要的是电影节的导演。在电影节的早期岁月，每个参与国家都安排一个委员会去挑选影片。在1960年代间，电影节导演们掌控了排片权，展映的电影反映了导演和工作人员们的趣味。电影节策划人与资深电影制作者关系交好，同时也发掘有天分的新人。规模最大的那些A级电影节把侦察人员送到世界各地，参观其他的电影节，并观看粗剪版影片和处于制作过程的作品。
自从媒体开始为新片造势之后，影评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电影节给予记者接近名人的机会，以及一个能把报道发回国内的记者室。国际影评人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Film Critics，费比西[FIPRESCI]）设立了自己的奖项，其中若干奖励新晋电影制作者项。影评人成为评审团成员，帮助裁定奖项，电影节策划人员和发行商都会向影评人咨询候选影片。一位电影制作者说：“这场面真是严密得出奇。周转于世界各地电影节的人形成了一个关系网，而八卦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回路的黏合剂。”
尽管这一系统是非正式的，但它日渐强大。随着好莱坞加强对商业发行的控制，没有被制片厂经典部门购买的电影开始依靠电影节放映，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宣传，也是为了观众。电影节之后，大多数当地观众可能再也不会看到这些影片。电影节实际上发行了这部电影，给了它在电影节所在城市一两次放映的机会。成千上万的此类电影要在电影节占据一席之地，电影节成为那些缺乏商业前景的电影至为重要的流通机制。
《毒药》
电影制作者们明显受益于这一网络。如果不走电影节路线的话，同性恋电影（如托德·海恩斯的《毒药》[Poison, 1991]）、女性主义电影、少数族裔电影就很难获得放映的机会。1990年代，亚洲电影在全球异军突起，部分原因在于洛迦诺、多伦多、温哥华电影节充满活力的策划安排。在鹿特丹和其他地方，香港电影通过午夜放映获得了认知。电影节也成为与电影流通机制并行的主要途径，在这里，针对视频发行商和有线电视网的买家找到了填充放渠道的新原料。
现在电影节已成为一个发行网络，然而它们也能损害一部电影商业发行的机会。当一部电影在一个主要城市的电影节放映一到两次之后，当地发行商也许会认为它已经达到了最大的观影人次。正如影评人罗杰·伊伯特（Roger Ebert）所指出的，大多数电影只能在电影节上放映：“一部好电影能在70个电影节上放映，但也就到此为止了。它永远也不会得到发行商们的青睐，也不会在任何影院上映，制作这部电影的人们被期望支付运输拷贝的费用，为媒体提供新闻包（press-kit），安排一个明星或导演到场。”然而抛开这些缺点不谈，电影节仍是甄选的重要机制，从好莱坞之外制作的海量电影中挑选出那些可能赢得国际观众的作品。
节选自《世界电影史（第二版）》
大卫·波德维尔 克里斯汀·汤普森著，范倍 译 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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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徐寒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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