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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说过：“本来，有关本业的东西，是无论怎样节衣缩食也应该购买的，试看绿林强盗，怎样不惜钱财以买盒子炮，就可知道。”（1936年7月7日致赵家璧）对古旧期刊爱好者的我来说，“有关本业的东西”最要紧的莫过于期刊目录之类的工具书。尽管我已购存十余部期刊工具书，可以说得上非常齐备了，但是听说了刘增人教授主编的《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出版的好消息后，虽然价格昂贵，犹豫再三，我还是遵照鲁迅先生的话去做了。
《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
我的犹豫，不单单是“节衣缩食”的问题，说实话，我怀疑《总汇》是否再次令人失望。
十一年前我写了《望穿秋水——仍不见“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其中说过一段话：“当我读了《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1915-1949）这部大书时（十六开大本，670多页），我的失望也是大的。这本外观豪大貌似史著的书，仍然不属于一部学术意义上的‘文学期刊史’，我所遗憾的是，集合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十五’规划项目’等五项基金资助这么大的力量，还搞不出来，以后的希望更小了。”
我自忖这段话没啥问题，没有想到《史论》的主编刘增人教授却较上了真。刘教授于《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中说道：“《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之一出版后，引来许许多多专家的好评，得到过山东省和教育部的奖项，当然，也受到著名藏书家颇为严苛的批评。”
并非想冒领“藏书家”头衔，可事实上刘教授指的就是我。我也没料到当年的几句话后果如此严重，刘教授接着上面的话说：“事后，对照各种表扬和批评的意见，我静夜长思，确信我的确还并不具备撰写文学期刊史的实力和条件：连究竟出版过多少文学期刊都说不清道不明，就来动手写史，岂非缘木求鱼，自寻烦恼？而坊间又确实没有提供过比较翔实比较完备的文学期刊叙录，以供参酌，以供查询，于是我就只好自己来下这‘摸清家底’的笨功夫了。这就是我从试图撰写‘文学期刊史论’到试图编撰‘文学期刊叙论’以至今天的‘文学期刊信息总汇’的演化过程与内在原因。”
刘增人教授从学术著作（文学期刊史）的著述，演变为编撰（文学期刊）工具书，难道“摸清家底”之后，仍旧是为了文学期刊史的著述？这样的乾坤大挪移有什么意义呢。也许，将《史论》《叙录》《总汇》三者合而观之，便可视之为“中国文学期刊史”了。
现在把学术性的“文学期刊史”搁置不论，先来谈谈作为期刊工具书的《总汇》的瑕疵。所谓瑕疵，仅仅是我个人的偏见，或者是由于个人偏爱引起的偏见，毕竟我对古旧期刊的痴爱不逊于刘增人教授。刘教授的这段话，深深感动了我：“五十余年，我陪文学期刊走过，一路风雨，一路坎坷，一路求索，但也一路期冀。一路感恩，一路收获！”
《总汇》收录1872-1949年的文学期刊约一万零一百余种。由于要照顾一千五百余幅彩色书影图片的质量，所以全书（四册）三千八百余页全部使用克度很高的纸，而不是通常工具书所用的轻薄纸。我称了一下全书的重量，竟达十二公斤，每册均三公斤，这样的重量，对翻检查索来说是个力气活儿。工具书忌分册，如要查《总汇》的一条信息，必须将四个庞然大物全搁在手边，来回倒腾，因为你不确定信息在哪一册里。拿《上海图书馆馆藏近现代中文期刊总目》与《总汇》作个比较，便可以看出，作为工具书，《总目》比《总汇》各个细节都规范多了。《总目》收录1868-1949年间中文期刊一万八千四百八十五种，全一册一千六百三十一页，重量仅一点六公斤，使用起来十分快捷趁手。
《上海图书馆馆藏近现代中文期刊总目》
是什么使得《总汇》如此臃肿笨拙呢，纸张重量是一个原因，页数太多也是一个原因。比较一下，《总目》平均一页可容纳十一种期刊的简介，而《总汇》的一页只容纳二点六种期刊，两者相差四倍之多。
未拿到书之前，我是很赞同刘增人教授的这个观点的：“本《信息总汇》在收罗、叙述文学期刊时，一向认同‘宁滥勿缺’的主张，即使只知一个刊名附带其笼统的创刊年代者，也不轻易放弃。”我所失望的是，“宁滥勿缺”主张在具体执行中的偏差，倒不如“宁缺勿滥”了。
比较显明的“宁滥勿缺”之“滥”有几种形式。
其一：《总汇》最前面的“说明”，我从未见过一部工具书是这样开头的，刘增人教授将《总汇》所参考和利用的所有工具书及所有个人著述，全部有名有姓地“感谢”了一番，我记得规范的做法是搁在书后的“参考书目”。
感谢完“参考书目”之后，“说明”又感谢了一批“公立图书馆”，好像欠了公立图书馆的情似的，公立图书馆本来就是为研究者服务的嘛。
感谢完“公立图书馆”之后，“说明”又感谢了一批“图像提供者”，提供者有私人（私藏）也有图书馆（有的提供者本身就是图书馆的员工，有的好像是与图书馆有“关系”的个人）。谢谢人家的帮忙，既是人之常情，也是中国之国情，但是感谢之外，将一千四百五十一个刊物的名称、时间、地点全部一五一十地列出，有这个必要么？难道不能用“等等”来代替么？
“说明”是十九页，一千四百五十一个个刊物的名字占了十七页。我的情绪，已经不单单是失望了。下面还有更令人绝望的事情。
其二：第一册已经有个按年代和地区划分的“刊名索引”，占了两百七十八页，第四册还有个“笔划索引”，又占去两百七十八页，五百五十多页的索引是不是创了纪录？这种叠床架屋的安排，证明我前面说的“力气活儿”并非信口开河。
刘增人教授原本的设想是“1912至1949”的文学期刊信息，我觉得这是量力而行的明智之举。可是刘增人教授偏偏听信某权威的建议，将上限自1912年提升到1872年，其理由是：“1872年即公认的中国文学期刊之开篇之作（《瀛寰琐记》）。”我觉得《总汇》连近代带现代一锅烩，是好大喜功的表现，老老实实将现代文学期刊这一块弄明白了，才是务实的态度。
其三：《总汇》对“文学期刊”的界定非常宽泛，说重了是非常不严谨不严肃，不能沾上一点儿文化的边就往“文学”的篮子里放吧。如果持“宁缺勿滥”的态度，《总汇》的一万多种所谓文学期刊，至少要砍掉一半。请问，下面这些杂志能说是文学期刊么：《中国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月刊》《家庭·家庭杂志》《童子世界》《万国商业月报》《实业丛报》《监狱杂志》《歌场新月》《华侨杂志》《国货杂志》《广东长老自理总会月报》《劳动杂志》《新城端风团年刊·端风》《俭德储蓄会月刊》《松属旅苏学界同乡会半月刊》《启明女学校校友会杂志》《浙江商品陈列馆季刊》《饶平旅汕学会月刊》《厦门泰山拒赌会年刊》……但愿我不是望文生义。
其四：《总汇》最大而无当的浪费，是每种刊物项下的“主要撰稿人”名单，假如某种刊物有五十个作者，《总汇》便全部列上；假如有一百、两百个，甚至更多，《总汇》也会一个不落地列上。现代刊物作者的名字张三王五，列上读者尚能明白，早期刊物上面那些是人名吗（倒很像今天的网名），全部列上有必要吗，猜谜呢？只举一例，《瀛寰琐记》五百余主要撰稿人的名单：蟊勺居士、苕溪包叔子、小吉罗庵主、径山樵子、咏雪主人、半痴道人、西酬桑者、吴与妙妙子、钵池山农、当涂黄富民，鹅湖逸士、瑶卿边琬、笙月词人、浮眉阁……
《瀛寰琐记》五百余主要撰稿人的名单
我计算了一下，一万余种期刊，以每种四十位“主要撰稿人”约计，光人名就是四十万个，以每个人名三个字计，《总汇》单是人名一项就用去一百多万字，却没有一条期刊细目的信息提供给读者。我真是无语了。
以上文字作结发给编辑后，意犹未尽，还有些小的意见想说，如《总汇》中居然有黑白复印件掺杂在漂亮的彩色书影里，真的是“有碍观瞻”。
编辑收到拙文后称需要配几幅《总汇》的书影，于是连夜拍照。在拍内页时，怪事发生了，好像刚刚拍过《论语》杂志呀，怎么在这又拍到一模一样的《论语》？以为是眼花了，赶紧核对页数。第一册第605、606、607、608、609页是《论语》的介绍及超长的“主要撰稿人”名册（这里有没有吃空饷的，暂且不论），而第四册的2935、2936、2937、2938、2939页也是一字不少的《论语》介绍及花名册，所少的仅是《论语》书影。
606页《论语》的介绍及“主要撰稿人”名册与2936页完全相同
真是太巧了，如果我随手拍的时候往前翻一页或往后翻一页，就不会发现这只“大老虎”（当夜与编辑的玩笑话）。其实，我刚拿到到《总汇》时，已经发现《大众》画报（梁得所，1933年）被重复著录，并没大在意，以为是“个别现象”呢。
《论语》是个别现象吗？索性不睡了，彻查到底。经过两个小时的奋战——我前面说过翻阅《总汇》是个力气活，真相大白，“宁滥勿缺”之最骇人听闻之滥，原来是它！
《总汇》“说明”中有这段话“本《信息总汇》分为时间序列与空间序列两部分······目的在于方便读者检索。”“时间序列”好理解，“空间序列”是个什么玩艺儿呢？拆穿了，原来就是按省、市、区的字母顺序，再来个刊名索引，领头的是“安徽”（A）、澳门（A），接下来是北京（B）等等，依次排下去。
不管你使用这两种方法的哪一种，同一种期刊只能著录一次吧，这么简单的学术常识，《总汇》居然勇于违反，楞是将所有一万余种期刊著录了两遍，换言之，第三，四册几乎就是第一，二册的复制！我不单是无语，甚至无奈，以至于愤愤然了。
看起来我的“望穿秋水”再次有幸言中。“国家出版基金”未必能打造出合格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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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评︱不合格的《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