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提问：
王阳明的格物致知和朱熹的有什么区别和渊源？
优质回答：
朱熹和王阳明都是儒家四圣之一，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是新学的集大成者。
区别
朱熹的格物致知是指到万事万物中去寻求理。所以朱熹才会说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朱熹更强调的是向外求理。
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是说理不在心外，所以要向内求。格物就是“为善去恶“，致知就是“致吾内心的良知”。所以王阳明更讲求的是反求诸己。
王阳明和朱熹说的理都是指的是天理。但在今天看来，王阳明的“理”侧重于“事理”，朱熹的“理”侧重于“物理”。
朱熹和王阳明对“知”的理解也不一样，朱熹讲的“知”更多的是知识，王阳明讲的“知”不仅指知识，还包括良知。
朱熹和王阳明是两条不同的格物致知的路线，或者称为不同的学习路径。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现在他们各自的经典著作《近思录》和《传习录》中。
联系
王阳明和朱熹的格物致知之间的联系可以这样理解。
1、两人追求的都是天理，但是朱熹强调的是“存天理，灭人欲”，而王阳明强调的是“存天理，去人欲”。一字之差完全不同。
2、在万事万物中格的理，进入的是人的大脑，但要通过心来印证，才是真的理。从这个层面上理解，我们今天所有学习获取的知识，如果仅仅是进入你的大脑，而没有经过你的心来验证，实际上都不真正属于你。这就是：知识最难的一步就是从脑到心的距离。
3、你了解的理仅仅是“知”，要通过“行”来检验，才是知行合一。这就是格物和致知的完美结合，两者结合了，就是知行合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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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都是理学大师，但两人学问的宗旨有根本的不同，造成了后世不同的治学方向。
朱熹主张以天理作为自己的学术支撑，偏向于对“识”的论究。王阳明主张以“本心”作为世界的本原，偏向于对“智”的发微。
朱熹认为世界的根底是理，每个事物都蕴含着理，理无处不在，终极目的是去认识万物的理。
王阳明早期运用朱熹的“格物致知”，方法去认识世界，然而看了三天竹子却没有格出竹子的道理，终于在三十四岁发生了著名的“龙场悟道”，从此奠定心学，认为自然规律于人类社会范畴的伦理道德没有关系，理并非在外的客观规律，而且我们心中的道德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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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对这个词的理解，朱熹和王阳明，有着很大的分歧。而这种分歧的背后，是王阳明、朱熹对成圣之路的方法论的分歧。王阳明和朱熹，隔着342年。不同时代的儒家，或不同的思想大家，他们之间的理解也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是朱熹和王阳明之间的分歧所在，并集中体现在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分歧上。
格物致知的来源？格物致知，这个词来自《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个词，被统称为八目，纲举则目张，它们是《大学》的八个重要的词眼、条目。《大学》中的八目，基本概括了儒家的三观，并给出了成为“圣人”的方法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说的是对自身道德的存养，齐家、治国、平天下，超乎了个体，将个人道德外延，进入到家庭、国家、天下等更大的维度上。从个体到世界，从个人道德至天下大德，一步步地递进，儒家思想藏不住政治的野心。
格物致知是什么意思呢？通常，我们是这么看的：格物，就是对事物进行研究探索；而致知，就是得到一种知识，甚至一种智慧。如果这么看的话，我们观察一棵小树的生长，然后知道了小树生长规律的知识，就完成一次格物致知了。
在朱熹、王阳明之前，另一位重要的理学家是北宋的程颐。程颐认为，“知者吾之所固有”，而“致知在格物”。意思是，人本来内心是有“知”的，但要致知，非通过格物不可；格物就是“穷理”，大概是说探索一切事物的“理”直到尽头。穷了理，自然就“致知”了。朱熹、王阳明都深受程颐的影响，他们继承了知是人所固有的观点。但对于何为格物、何为致知，却有着很大的分歧。
朱熹怎么看格物致知？朱熹认为道理散在事物上，人做不到一理通便万理皆通，故需要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格尽天下万物，大道才能贯通。但，朱熹“只有穷理后知才能尽道才能明”的观点其实是有违儒家之道、孔孟之训的。儒家正统观点是良知天赋。孔夫子虽然很少言天道和性，但他的言行是绝对支持后来的孟子的良知天赋说的。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孔子坦陈他并非生而知之者。可为何一问便知，并非他事先花了很多精力储备了无数知识和技能，而是因为他有“一以贯之”的道，即良知。故，入太庙，每事问。孔夫子有一颗尊崇周公的诚心，所以，遇到祭祀周公这类事情，他会主动去学习祭祀周公的礼仪。农夫问他事情，因为他有良知，能就着事物的本末，逐步启发农夫，自己便也逐渐明白了事理。
王阳明怎么看格物致知？王阳明训“格物致知”为致良知，而格物是致良知的工夫。这是双方最大的分歧。王阳明认为“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关于“致良知”，另有博文详解，这里不再赘述）。“格物致知”在朱熹那里是对天理（包括事物之理乃至知识）的追求，尽管这也是一种行动，但本质上还是求知。更何况格尽天下事物绝无可能（如同最外圈的圆由无数个点组成），故朱熹转而让天下学子一心攻读圣贤书。他以为千百年来成圣之人必定已格尽天下万事万物，所以读圣贤经典是学子可行的捷径，以至于“格物”在朱熹那里几乎等同于“读圣贤书”了。尽管朱熹也强调“无有知而不能行者”，但毕竟求知的工夫花得太多，致力于行动的时间就会减少。事实上，良知天赋，无需花太多的时间去求知（天理、良知）。朱熹如此解释“格物致知”，是在大方向上出了偏差。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一改朱熹的“通过学习获得理（道、知）”的路径，强调人在推广扩充本然之良知时，通过格（正）物（事）的工夫来获得必要的学问，意即良知涵摄了知识。这是对孔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们对何为真正的学习有相同的看法。
朱熹和王阳明格物致知如何比对？简单来说，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成圣之道就要向人心外探索“理”，不断做加法；而明代心学家王阳明认为，心本来就有完备的“理”了，不要向外求索，而要向内求，做减法，不断地发现和去除不良的欲望，存样原本优良的品性，那就对了。朱熹的格物穷理，是一种非常艰难的被动的学习，因为天下永远有格不完的事物。按朱熹的路子，天下学子终生都在求道的路上，像个苦行僧，却未能见道或感觉尚未圆满得道，故大多知而不行。而“致良知”是推广、扩充人固有的良知于万事万物，将事物处理得合乎良知（天理），更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可操作性。沿着王阳明的路子，有治病救人的良知，便去学点医术；有保家卫国的良知，便去学点军事；有教书育人的良知，便去做点学问。这是何等亲切简易的成才之路，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能感觉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个人成就。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王阳明比朱子高明的地方是，他认为无需穷尽天下事物。他认为，万物一体，人各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致良知，便是和谐社会。并且，沿着朱子路子的人，很容易陷入多识却无真知的地步。今日格一物知一理，会以为给父母洗脚就是孝顺，明日格一物知一理，会以为亲切抚摸孩子的头就是表达喜爱。殊不知日本有位大孝子表达自己的孝心是让年迈的母亲俯身为他洗脚，因为让母亲体会到“为人母”的温暖感觉对老人来说是一种无限欣慰；殊不知在泰国抚触孩子的头是大不敬。而按照孔子和王阳明的路子，是不存在这种尴尬的。孝心，友爱之心，人与生俱来，但同时也清楚，时境不同，需要做正确的表达才行。有良知的人，自然会思考、会观察、会发问、会学习、会行动。这种学习，是因良知的推广和扩充的需要而做的主动的快乐的学习。论语开篇的第一句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王阳明的理解最为准确。当我们每天因致良知而学到了些具体实践知识，并努力的不断践行时，比如天天尽孝悌、与人为善，就会感到很快乐。确实，家庭和睦，社会安定，岂能不悦？
王阳明和朱熹，隔着342年。而这场对儒家经典典籍的跨时空学术之争，到今天还没有最终的答案，人们至今对格物致知的意思依然没有明确，或者说，也无需明确。但是在今天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更喜欢王阳明的观点。我们被与我们无关的信息刷屏，每天花五六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茫然而焦虑地盘手机，试图通过信息的扩充来获得无用的安慰。虚拟的体验，不断侵蚀真实的感知，这种情况只会越来越糟。所以，这个时代更需要一个王阳明来提醒我们，人的内心本来是完善的，当我们拨开那些多余的遮蔽和纷扰，大胆地去伪存真，就能获得更有质量的生活乃至生命。这或许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格物致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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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在18岁左右尝试朱熹说的“格物致知”。当时他和一个小伙伴一起观察竹子进行实践。由于观察竹子的时候没有休息和饮食，小伙伴坚持3天就倒下了。王阳明坚持了7天，也病倒了，还没格出竹子的道理。所以他就放弃了格物致知这条路。
从当时的情况看，18岁的王阳明并没有达到“格物致知”的条件。尝试是好的，就是太年轻，时机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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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一种思想研究的两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