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提问：
北洋军阀只要通电下野，为什么就不会有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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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中，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就是一方战败以后如果认输，那么胜利方应该放对方一马，不再赶尽杀绝。
比如像直皖大战皖系战败，皖系首领段祺瑞下野以后，获胜的曹锟和吴佩孚就没有为难他，任由段祺瑞离开北京去天津寓居。甚至连在战斗中俘虏的曲同丰等皖系大将也都被释放。
还有像张勋，尽管因为搞复辟一度遭到通缉，不过不久北洋政府就对他进行了特赦，甚至后来还打算让他重新出山，担任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之职。倒是张勋自己不愿意再卷入政治中去，婉拒了任命，继续在天津租界当寓公。
而湖北督军王占元在“湘军援鄂”之战中和湘军交战正激烈时，吴佩孚以援助为名派大军南下，突然占据了武汉，逼迫他下野。但是在王占元辞职以后，吴佩孚还是下令不得为难王占元，甚至派兵护送王占元上车，带着搜刮的财富离开武汉。
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是因为军阀混战的参与各方大多当年都是出自晚清军中，不少人彼此曾经是师生、上下级、同事甚至是亲戚，彼此之间关系错综复杂。虽然在争权夺利时顾不上这种关系，但是事后总要互相留点面子。
像段祺瑞是北洋元老，吴佩孚等人见了他的面都要尊称一声老师，自然不敢做得太过，不然肯定会有人背后骂他。而张勋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怎么处理他总要顾及下张作霖的面子，所以才会早早特赦。
另外军阀混战谁也不敢保证自己一直会顺风顺水，哪天被打败了也希望别人能手下留情。因此大家对失败者都是格外宽容。
但是这个只是不成文的约定而已，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约束力。因此如果下野以后还不安分，或者当初有了血仇的话，那么还是得自己当心。
第一种情况的典型是陆建章。陆建章也是北洋老人之一，他在陕西督军任上被陈树藩击败，最后只能下野。陈树藩后来投靠了段祺瑞，成为皖系干将，陆建章自然对段祺瑞也心生不满，有意报复。
冯国璋出任大总统以后，和段祺瑞为了争权夺利矛盾加深。段祺瑞宣扬武力派兵南下时，冯国璋高喊南北和平。陆建章就帮助冯国璋运动自己旧部冯玉祥通电主和，拒绝南下，一时闹了段祺瑞一个灰头土脸。
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不甘心失败，于是一面邀请张作霖南下支持段祺瑞，一面干脆以商议军务为名将陆建章骗来，将他枪杀。
第二种情况的典型是孙传芳。孙传芳在苏鲁战争中击败直鲁联军，俘虏张宗昌手下大将施从滨以后，不顾往日情分将他杀死。后来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就立志报仇，最终在孙传芳下野以后，找机会将他枪杀，为父报仇。
还有两种情况混合的。比如徐树铮后来卷入了段祺瑞、冯玉祥的权力争斗之中。冯玉祥就将他扣押，以陆建章之子陆承武为父报仇的名义将他杀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军阀下野以后的人身安全不是肯定有保证的。很多下野军阀怕被仇人报仇，于是干脆躲进租界求个太平。因此民国时期下野的军阀去租界寓居的特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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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时代是指从辛亥革命开始到北伐军打败北洋军阀的最后一任统治者张作霖为止，从1912到1928年间，军阀之间战争不断，有人、有枪、有地盘后，就惦记着号令天下。打赢了就上台组阁，打不赢通电下野，在租界里做着寓公，思谋着重出江湖的时机，算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奇景。
北洋军阀出自相同的体系，有着相同的追求，崇尚武力才是硬道理，争夺的是地盘、是权势，完全没有因为主义和信仰的不同而造成你死我活的局面。
号称“北洋之虎”的段祺瑞（1865~1936)，不仅有“三造共和”之举（第一次致电迫使清帝退位，第二次是反对袁世凯称帝，第三次是讨伐张勋复辟），而且几次下野几次出山，62岁时才真正离开政治漩涡。
1916年，袁世凯的去世没有把段祺瑞推上总统的宝座，而由第一副总统黎元洪（1864~1928）继任。1917年，担任总理的段祺瑞和黎元洪的总统府开始第一次府院之争，段祺瑞因私自向日本借款被揭露，离京去津。6月14日，张勋借调停之名率5000“辫子兵”进京，7月1日宣布复辟，7月12日即被段祺瑞组织的讨逆军攻破京城。黎元洪旋即通电引咎辞职，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请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赴京代行大总统职务。
（段祺瑞）
冯国璋（1859~1919）号称“北洋之犬”，因和段祺瑞政见不一致，1917年年底，段祺瑞和冯国璋发生第二次府院之争，几番起伏，1918年9月，二人同时下野，徐世昌（1855~1939）出任大总统。北洋军阀分化为冯国璋直系和段祺瑞皖系。1919年，冯国璋带着未见和平统一的遗憾因病在北京去世后，曹锟被拥为直系军阀首领。
1920年7月14日直奉两系结成联盟，攻打段系，7月18日，段系的定国军东西两路就全线崩溃，段祺瑞遂向徐世昌请求下令停战，徐世昌颁布停战令后，段祺瑞月7月19日通电下野，解散定国军。直奉两系控制北京政权。直皖战争是北洋军阀内部首场大规模战争。仅仅同直奉军阀交战，皖系5天之内就落败，说明当时段祺瑞力主的武力统一全国真是有些妄自尊大。
（冯国璋）
共同的敌人皖系瓦解后，直奉之间又开始权力之争，1922年发生第一次直奉大战，以直系曹锟、吴佩孚独占中央政权，奉系张作霖退出关外而结束。时任大总统的徐世昌被曹锟逼宫退位，结束40年的从政生涯，退居天津做起寓公。黎元洪被请出山复位担任有职无权大总统。1923年，曹锟（1862~1938）贿选成功，黎元洪辞职。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因冯玉祥（1882~1948）临阵倒戈，发动北京政变，软禁曹锟，把溥仪赶出紫禁城，再把段祺瑞请出山，任临时执政。第二次直奉战争历时五十多天，以奉系的胜利宣告结束。1925年，冯玉祥积极支持参与国民革命，受张作霖和段祺瑞排挤转任西北边防督办，原部被整编为“西北军”。1926年，冯玉祥与直奉联军开战，被迫通电下野，赴苏联考察。
1926年因枪击要求北京政府驳斥八国通牒的游行队伍，制造“三一八”惨案。段祺瑞被迫最后一次下野，避居天津。1927年，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1928年6月初，因不敌北伐军的进攻，通电下野，北洋统治时期结束。
（曹锟）
纵观段祺瑞的起起落落，不仅反映出北洋时期的乱象，也反映出帝制推翻后，掌权者不能理清国家的发展方向，只有军力发展后带来的权势之争，而军阀们相互之间关系盘根错节，有人说情，有人力保，信奉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再加上多年来建立的影响力不会轻易动杀机。但在对待革命党人方面，军阀们从来没有心慈手软，如“辛亥三武”之一张振武，1912年被黎元洪和袁世凯合谋诱杀；年仅28岁的蒋翊武于1913年被亲袁的广西都督陆荣廷杀害；有中国“宪政之父”之称的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时年3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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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最重要的原因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做人留一面，日后好相见。
北洋军阀之间的“宽容”其实源自一个传承已久的思维——刑不上大夫。虽然北洋的一群职业老粗们并不是士大夫，但其内在逻辑是一样的。
在隋唐以前，中国的政治斗争极其惨烈，各个政治人物之间的斗争毫无底线可言，动辄灭人满门。在南北朝时期，政治斗争的失败者结局几乎是一定的——株连九族，满门抄斩。
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南北朝的战争进行的极其惨烈，很少有投降的情况发生，因为彼此都明白，投降也是死，抵抗也是死，不如抵抗还能搏一搏。
到了唐朝以后，人们渐渐意识到了这种斗争方式不太正确，于是从唐朝开始，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不会被满门抄斩，而是代之以流放。虽然也是打击，但比满门抄斩是强太多了，至少不用死了，而且去边境当官，也不失体面，将来还有机会回朝。既然不会丢掉性命，大家也没必要玩命，有力的缓解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到了宋朝，这种习惯成为了法律。所以唐宋之后的政治斗争，要体面、文明许多，这跟“刑不上大夫”的原则是分不开的。
而到北洋军这里，原理也是一样。大家都是袁世凯手下的袍泽兄弟，我们都知道，战友之间的友谊是要胜于一般朋友的，尤其是一起打过仗的兄弟。所以北洋派系中的人物之间虽然在战场上你死我活，但个人关系并不坏，这种情况在第一代北洋人物中尤其明显（如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
在没有私仇的情况下，自然也没必要赶尽杀绝，对方交出权力，退出政治，也就可以了。尤其在北洋那个乱时节，你方唱罢我登场，今天得意，没准明天就要被赶下台。所以今天为对手保留一些体面，明天也会有人给自己留一丝体面，这个规矩成为了北洋军的做事原则，也让残酷的军阀作战中有了一丝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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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时期，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极度的不稳定，当时全国大大小小几十个军阀，相互之间各自为战，几乎连年都在打仗。
然而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军阀之间相互发生战争的时候，往往都是成王败寇，胜利者肆意的屠杀失败者，一方面是展现自己的权威，另一方面也是斩草除根，以防失败者一方的后人报复。
但是在北洋军阀时期，各军阀之间虽然战争不断，但是却好像很有默契一样，那就是胜利者一方并不会对战败者一方赶尽杀绝，而且这条潜规则在整个民国时期都是适用的。
比如在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军阀一分为三，分别是皖系的段祺瑞，直系的曹锟，以及奉系的张作霖。
北洋军政府一开始皖系主政，随后是直系，最后是奉系，但是尽管政府多次易手，各大派系也接连轮流上台执政，然而却很少发生各派系高层之间的赶尽杀绝的情况。
皖系的段祺瑞在战败后跑到天津当起了寓公，虽然没有了权力，但是也能够保证安全，而直系的曹锟在战败后仍然居住在总统府，而且一应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当然手中却是没有权力。
其实，民国时期之所以大家都遵守这条潜规则，其实也算是各方军阀给自己的留下的一条后路。
因为这个时期各个地方的军阀原本都是从清朝走过来，原本就都是在清朝当官的，也算是袍泽，而且大多数军阀之间或多或少还有些沾亲带故的，所以只要把对方主力消灭了，然后其自身退出权力序列，那自然是可保安全，毕竟各自之间并没有深仇大恨，所以也犯不上把人往死里面得罪的。
而且这些战败的军阀，虽然战败，但是其影响力依然巨大，其袍泽，亲友也都是实权人物，因此如果真的要赶尽杀绝则必定会引起战败者一方的誓死反扑，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那自然还是少做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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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称雄，明日认怂。
这应该算是那个时代许多的大人物们的真实写照了，也许今天还是指点江山的总统、都督，明天便会成为众人口中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柄，今日还是门庭如市，明日便是门可罗雀，今日还是呼风唤雨的主，明日便是北风吹被雨淋的狗。北洋军阀亦如是，但是，当他们发现自己失势以后，只要通电宣布自己下野，便不会招致杀身之祸，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首先看看北洋体系各系军阀的历史渊源。
1895年，清政府败于甲午战争，李鸿章引以为傲的淮军成为历史，清政府迫切渴望能够拥有继续支撑清朝统治的军事力量，当时从朝鲜回来的袁世凯得到李鸿章的赏识，最终在李鸿章的推动下，袁世凯被清政府派到天津小站练兵，北洋新军因此应运而生。袁世凯正是依靠北洋军逐步走上人生巅峰，当上中华民国总统，甚至称帝。
我们熟知的段祺瑞、冯国璋、吴佩孚、曹锟、张作霖、张勋诸人皆属于袁世凯创立的“北洋体系”，段祺瑞、冯国璋更是与王士珍并称“北洋三杰”。他们皆随着袁世凯的崛起而水涨船高，甚至趁着袁世凯逐渐专注于政治以后，悄然发展坐大，然后对袁世凯产生威胁。但是，袁世凯在北洋的影响力和威慑力毕竟谁也取代不了，因此袁世凯仍然能基本压制住他们。
在袁世凯死后，北洋体系内部逐渐分解形成不同的派系，北洋真正意义上的分家始于段祺瑞与黎元洪、冯国璋的“府院之争”，形成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同时因为皖系和直系的争相拉拢，又形成了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
这便是北洋各系军阀的历史渊源了，同出于北洋，可谓是师出同门，皆志在掌控北洋政府。
北洋体系同门相争，会让南方获利。
当时，谁最想看到北洋军阀“同门相争”，最好争得鱼死网破，然后好渔翁得利？当然是南方的革命党。
众所周知，南方革命党在北洋军阀面前始终处于劣势，“二次革命”也好，“护法战争”也罢，皆以失败告终，因为南方的革命党掌握的武装力量很少很少，革命靠的不仅仅是口号，更需要枪杆子的支撑。如果北洋能够在内讧中逐渐丧失在武装力量方面的优势，南方当然是再开心不过了。北洋军阀也知道南方革命党始终在盯着他们，恨不得将他们手里的肉给抢过去。因此，北洋军阀事实上也在尽力克制内部力量的消耗，这也是段祺瑞在袁世凯死后成为北洋体系短期代言人的原因，因为他们需要让南方看到一个抱团的北洋。
只有如此，方能保证北洋处于政治斗争中绝对的优势地位。如果真要拼个你死我活，那获利的只能是南方。
今朝起，明日落，只要命在，卷土重来未可知！
北洋军阀内部争斗方式的变化始于直皖战争，即使当时冯国璋被段祺瑞逼得辞职也没选择与段祺瑞兵戎相见，但是，曹锟和吴佩孚开了个不好的头，曹、吴为争夺北京政府的控制权而发动战争。直皖战争中，直系和奉系媾和，皖系败北，段祺瑞因此失势而宣布下野。段祺瑞宣布下野后，曹、吴也没有杀了段祺瑞。段祺瑞在直皖战争中失败并辞职后，便代表他从此以后再也没办法翻身了吗？当然不是，在徐树铮的帮助下，段祺瑞联合孙中山和张作霖组成联盟，再次复出。
这正是所谓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时势造英雄，可是时势又变幻无常，谁知道今天是英雄，明天会不会是瓜怂？北洋军阀作为“同门”，更不会也不敢将事做绝，因为谁也不想死，更因为谁都希望自己能有卷土重来的那天！比如，曹锟在直皖战争中杀了段祺瑞，那么以后张作霖便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杀了曹锟，而且还会导致段祺瑞的手下的誓死反抗，最终让北洋体系持续消耗，变得越来越弱，这会造成恶性循环。但是，选择不杀的话结果便可能不同，段祺瑞在直皖战争中败了，可还是创造契机复出了；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败了，可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赢回来了。
但是，谁又能保证自己会永远赢？段祺瑞不能，曹锟不能，张作霖也不能，给别人机会，便是给自己机会。
只要活着，剧情便有可能反转，否则只会成为那个时代里毫不起眼的一抷黄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