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提问：
乔家在乔致庸的时期到底多有钱？在当时的世界上算得上富豪吗？
优质回答：
山西人乔致庸，出生于18 18年，他有幸成为乔家第4位大当家，作为在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晋商代表，家境殷实的他，在享受别人享受不了的荣华富贵的同时，这一生也注定坎坷不平。
乔致庸作为乔家生意转危为安的关键弃文经商，说起他的经商能力，最直接的衡量尺度就是乔致庸时期，他为乔家直接创造了多少财富和利润？
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当时全国共有乔家的钱庄、票号、当铺和粮店200多家，何况是那个在那个国力不济的大清朝，资产预估千万两白银。
乔致庸为何如此的优秀，不仅能够让乔家转危为安，而且让乔家的资产再创新高，甚至在当时世界上都很有排面。
能让乔家拥有在世界财富上面排行的身份，这里就不得不提当时的乔致庸为乔家做了什么？
出生于商人世家的乔致庸，除了接受优秀的学校教育，还深受其家庭经商的影响，庆幸他生在了这样的一个家庭，但是上天却偏偏让他自幼失去父母，最终由他的兄长乔致广拉扯他长大。
也可能上天为了降大任于他，专门来考验他，兄长也在他少年时期病逝，这一系列的遭遇让下决心要改变家族命运。
乔致庸掌管乔家生意期间，乔家生意蒸蒸日上，很快就成为了当时富甲一方的富豪。要说当时的乔致庸有多厉害，不光他本人被称为“亮财主”。
就在他下属的复字号也有“雄包头”的美称，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影响之大，涉及范围之广，足以用遍布全国商界要地来形容。
作为乔家大院的修建者本人，乔致庸一改“不治家宅”老传统。
从1862年开始，就在他此前居住的家院附近，开始大肆购买地皮、木材，为了修建豪华的乔家大院下足了功夫，这一伟大的功绩也是他晚年被人称颂的典型事件。
流传至今的乔家大院，也已经成为当地知名的旅游景点，由于其具有浓厚的山西建筑特色，极具观赏性和历史研究意义。乔家到底有多有钱，看看乔家大院，你就能估摸个差不多。
乔致庸一生共娶6个妻子，也算是典型的名门大户，6位妻子分别为他生育6个儿子，到了孙子辈高达11个之多。
为人谦和的他做生意也讲究以诚信为本，除了有极高的经商天赋，他也有体恤民情的爱民之心，在那个天灾不断的年代，乔致庸不止一次打开粮仓救济灾民。
乔致庸不仅自己会赚钱，他更懂得利用人心打造赚钱机器。
曾经粮店里的一个小掌柜，硬生生被他打造成了赚钱魔王，当时大德通票号的高钰，也悉数为乔家赚取几十万两白银。
当时可以说垄断包头市场，花钱资助学堂，更让他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社会化营销手段被他用到极致。
当时李鸿章急需军费，拜访山西富商乔致庸，当时见到乔致庸都尊敬的称他一声：亮大哥。出手阔绰的乔致庸在李鸿章临走前，顺手就给划了10万两白银。
乔家既会赚钱更会花钱，错综复杂的收支结构，再加上甚是稳定的现金流，每年分红收益更是不计其数，称他为中国的乔布斯也不为过。
虽然当时在清政府的管辖之下，但是他的财务状况明显要优于清政府，并不是说他有多么会压榨剥削，而是作为经商的金融世家，对经济和金融的把握掌控程度。
在当时那个时代，有其独特的历史意义和地位，说不上不富可敌国，但是称之为富豪确实绰绰有余的，在世界上也能排得上号。
其他网友回答
乔致庸对乔家财产积累的贡献是巨大的，从他接手乔家到他去世之前，乔家的产业在他手上翻了200倍。乔致庸可以算是半个红顶商人了，朝廷国库没钱了，慈禧都要去找乔致庸借点钱。现在老马老王有钱，但是国家也看不上他们那点啊。而且乔致庸手上可是真金白银，不是数据。
余秋雨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抱愧山西，其中提到他在查阅了很多资料之后，发现从前对“山西穷困”的理解是错误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或者可以再往前追溯五百年，山西堪称是中国的金融贸易中心，而我们所看到的所谓的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不过是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
乔家到底有多少钱，固定自产千万两白银，流动资金只能大致估算在700-1000万两白银，最后还有不可估价的不动产、票号、门面。当时的美国学者曾经谈及太谷，说这里是中国的华尔街。
乔致庸有这样的家底子，在世界上肯定能称得上富豪了。看看乔家大院，大院一共有313个房间，而且据说乔致庸在修房子的时候，每一块砖下面都要放一枚铜钱的，这样的房子在当时到底值多少钱？当时世界上除了最高统治者和他们手下的高官王亲，有多少商人能造得出这样规模的大宅呢？
慈禧和光绪帝出逃至山西之时，因为手头比较紧，想要和晋商借点钱周转。当时的晋商日子都不好过，乱世之中能自保就不错了，皆是婉言拒绝了。那个时候只有乔家的大德通的经理答应给他们借钱，而且是在没有支会乔致庸的情况下直接给了慈禧三十万两白银，按照购买力来算的话，晚晴的白银一两大约值现在700元左右，乔家出手之大方，真是让人咋舌。而乔致庸借了这么多钱，唯一向慈禧要的回报就是一块匾额“福种琅环”，乔家将它挂在大门之上。
这还不是乔家对清政府的唯一一次捐款，在李鸿章搞洋务运动的时候，曾经因为国库空虚，找乔致庸募捐。乔致庸也是一捐就是十万两。乔致庸的孙女对于乔致庸到底有多少钱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是她清楚记得父亲对她说过，乔致庸曾经给北洋军队捐赠过一艘军舰。
乔家只是晋商之中的翘楚，而整个晋商体系更是庞大到牵一发而动全国，各晋商血肉相连，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乔家的当铺、粮店、商铺和票号遍布全国，多达200多处，但是随着清朝的没落，这个和清朝连根的商业帝国最终还是陨灭在历史之中。
其他网友回答
乔致庸接手乔家的生意是一个意外，他原本已在童试中中了秀才，正意气风发地想着如何夺举，谁料他的哥哥乔致广突然病亡，此时的乔致庸一个只有两条路的岔路口——
继续参加科举考试，谋取功名，将来为官更能光耀门楣，不过，这条路却充满了风险，毕竟参加科考的读书人千千万，又有几人敢打包票自己一定能“东华门外唱名”？
或者，弃文从商。
乔家不只是乔致庸一个人的乔家，所以，他不能任性，也不能冒险，他只能弃文从商，从哥哥乔致广的手上接过了乔家的生意。
乔致庸也不愧是商界天才，他接手了乔家生意之后，让乔家的财力疯狂上涨，也让乔家一跃成为了晋商翘楚。
乔家积累了数千万两资产，乔家票号、钱庄、当铺、粮店遍布于中国各地，单单流动资金便有近1000万两。
清朝时期的1两白银相当于如今的200元人民币，1000万两白银便是20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乔致庸的身家至少已经过百亿了。
即便晚清局势动荡，白银的购买力已有所下降，即便降到了1两白银等于100元人民币的“白菜价”，乔致庸也仍有至少数十亿的身家。
所以，乔致庸别说是在晚清了，即便是现在也仍然是一个富豪。
不过，乔致庸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完成财富的积累，实则还是得益于票号。
票号不同于此前的钱庄，也不同于后来的银行，算是银行出现以前的一个过渡产物，所以“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票号赚钱最狠的业务莫过于汇兑，乔致庸也正是站在了票号汇兑的风口之上，这才能够如此轻易、疯狂地利用票号敛财。
清政府原本明令禁止官府不得使用票号，所以一开始的票号只能接商业的单，此时的票号也只能说饿不死却又发不了财的尴尬状态。
可是，当太平军和捻军席卷了东南的半壁江山之后，原本便没有金融体系概念的清政府更慌了，战争打了这么久，税收怎么收？军饷怎么发？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清政府慢慢放开了对票号的限制，虽然明面上仍然不允许官府使用票号，但是实际上不论是清政府中央，还是地方官员，却都已经逐渐开始使用票号了。
地方官员用票号汇兑给清政府缴税，清政府也用票号汇兑给军队发军饷或者筹军饷，如左宗棠西征的时候便问票号借了几百万。
此外，票号还会暗地里帮助贪官洗钱。
所以，官商勾结给票号带来了巨额利润，乔致庸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这也让乔致庸一家的财富积累进入了一个黄金期。
当然了，票号赚得最狠的时候是清政府在甲午战败之后，当时清政府为了赔款，几乎彻底放开了对票号的限制。
当时清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弱，地方官员和票号商人的勾结也越来越紧密，即便清政府有心阻止，也是有心无力。
所以，清政府后来也从放任到后来允许政府和票号的“合作”。
此外，清政府自甲午之后，战争赔款动辄几个亿，以清朝当时的财政实力而言，根本不可能由清政府独立完成，所以也不得不转而依靠票号。
试想一下，《辛丑条约》让清政府连本带息赔了将近10个亿，这10个亿清政府当时又几乎交给了票号，由票号进行汇兑，这个过程中各个票号商人能赚多少？胡雪岩只不过是在帮左宗棠借外债的时候“上下其手”一番，便已经成了首屈一指的超级富豪！票号承兑这个10个亿的赔款，还能赚不到钱？
当然，这10个亿也不是让一家票号接手，这么多晋商这么多票号谁不眼睛发光地盯着，谁不想分一杯羹？
所以，这10个亿的赔款实际上是分摊给了很多票号。
乔致庸的两家票号可是当时实力最强的票号之二，这10个亿赔款哪能少得了乔致庸？所以，乔致庸这一次也是赚得满嘴流油，也是从这时候开始，乔家的财富积累达到了鼎盛期。
后来清政府一见钱这么好赚，岂能尽让一帮商人给赚了？于是，清政府于1905年开办了户部银行，开始争夺票号的业务。
票号在官办银行的打压之下，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所以也就自然而然地走上了下坡路。
乔家票号，又焉能例外？
不过，乔家本便是依靠旧社会的官商勾结发家致富，所以辛亥革命的枪声一响，乔家和官府的合作环境和模式遭到了破坏，便迅速没落下去了。
显赫一时的盛宣怀，实则也是如此。
其他网友回答
虽然乔致庸属于晋商翘楚，但谈不上世界级富豪。
乔家鼎盛时期的总资产接近3000万两白银，当时清朝年收入不过7000万两白银，由此可见乔家的财富。但论世界级富豪，想必乔致庸算不上是代表，比如伍秉鉴。
2001年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刊登了一个《纵横一千年》的专辑，统计出了上几个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其中，有六位华人入选，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
这六人中，唯独一人的身份与众不同：他就是晚清富商伍秉鉴，被称为“中国首位世界首富”，据统计，他的财富相当于晚清王朝半年的财政收入；他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他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保险等业务，许多美国富豪的发家都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金钱联系，他是西方人口中的“天下第一大富翁”。
超前的经商理念，独到的形象宣传，使伍秉鉴的企业一度成为世界级的跨国财团。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作为封建王朝没落时期的商人，他的悲剧命运注定是时代的产物。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他捐资救国却无法摆脱“汉奸”的世俗禁锢，与陷入清王朝“敲诈”的经济困境，最终郁郁寡欢身死家败。今天，让我们褪去历史的尘埃，再看“中国首任世界富豪”的悲喜人生。
天子南库，伍家首富。
封建王朝讲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即使伍秉鉴富可敌国，仍旧是封建王朝的私有财产。尽管他拥有高超的经商手段，但在朝廷看来，这无非是“屈身拾起金苹果”的举动。这里的金苹果就是被誉为“天子南库”的广州十三行。
广州十三行是清朝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又叫“洋行”或“洋货行”，名为十三，实则并无定数。起初，类似广州十三行的机构全国共有四家，分别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江南四省。乾隆的“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广州十三行由此垄断清朝的海上贸易，成为暴富群体。
广州十三行的富有在当时有诗为证“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而十三行中最闻名遐迩的莫过于怡和行，怡和行的扬名天下与它的主人息息相关，他就是伍秉鉴。
怡和行创办人是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他早先曾在广州首富潘振承家中做账房，后来接受粤海关的委任，1783年成立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
如果说伍国莹开启了怡和行的新纪元，那么伍秉鉴则开创了广州十三行的新时代。1801年伍秉鉴接手怡和行，伍家的事业开始快速崛起，后来成为广州行商的总商。
他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产业，而且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得益于伍秉鉴在货物中都会放上自己的肖像画，虽然他一生没有离开过生活的广州，但他的肖像却随着货物走到美洲、英国以及印度，成为重要的商业标识。
伍秉鉴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他曾与美国人福布斯合作投资兴建了美国密歇根中央铁路和密苏里河铁路等重要铁路干线，从中收益巨大；长期投资福布斯在中国成立的旗昌洋行，到光绪十七年旗昌洋行破产前，伍家先后投资100万美元，每年的利息所得超过4万美元，成为伍秉鉴留给子孙的丰厚遗产。同时他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和银行家。
1834年以前，伍家与英商和美商每年的贸易额都达数百万银元。与此同时，伍秉鉴的财富累积到2600万银元（当时美国最富有的人也只有700万），按照国际银价换算，这个数目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因他在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伍秉鉴成为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
美国教父，中国善人。
约翰·默里·福布斯，美国昔日的铁路大王，17岁时来到怡和行做学徒，因天资聪慧被伍秉鉴收为义子。当他25岁准备回美国时，伍秉鉴给他50万墨西哥银元用作投资，福布斯用这钱在美国投资修建铁路，逐渐成为横跨北美大陆的泛美铁路的最大承建商。
同时，伍秉鉴还大力扶持福布斯入股的旗昌洋行，这是19世纪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最大的代理商行，后成为美国对华贸易的最大商行。虽然旗昌洋行后来破产了，但它的发展与壮大远远离不开伍秉鉴的帮助，美国人把伍秉鉴称为“教父”。
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历史上美国排位第4富有的人，曾向伍秉鉴借款7.2万两白银做茶叶生意，结果运送茶叶的货船毁于太平洋的风暴中，当他因无力偿还货款向伍秉鉴请罪时，伍秉鉴却拿出借据，撕得粉碎说，“你只是运气不好，却不是一个不诚实的人，你可以重新开始了。”
阿斯特双膝跪下给伍秉鉴磕了一个头，用这样的礼节来表示对这位中国商人的敬重，而伍秉鉴的行为也让他的豪爽名声在美国脍炙人口达半个世纪之久。后来阿斯特常说，“华盛顿给了我一个国家，而伍秉鉴给了我全部人生。”
伍秉鉴除了在美国享有慷概大方的名声，在中国也是急公好义。嘉庆年间，伍秉鉴捐金数千，在洋行会馆设立种痘局，救活婴儿甚众。道光初年，伍秉鉴捐银十万两，修筑南海、顺德两县桑园围石堤，这是珠江三角洲一项大型水利工程。后应美国传教士伯驾之邀，在广州创办眼科医院，免费治好许多中国人的眼疾，其中就包括林则徐。
当时，许多小的商行因政府不断逼迫，最终走上向洋人借款的境地，然而洋人借贷利息高，导致小商行大多倒闭，欠款也落到了十三行的头上。伍秉鉴放贷200万银元，资助濒临破产的其他行商度过难关，他还帮助那些因经营不善而触犯国法被流放的商人。
未有香港，先有怡和。
提到香港的早期发展，则不得不说英国人创办的怡和洋行。这里的怡和洋行是1832年由英国人威廉·渣甸和詹姆士·马地臣，借用伍秉鉴“怡和行”的老字号在广州创办的。鸦片战争后迁往香港，成为远东最大的财阀，洋行对香港早期的发展举足轻重，有“未有香港，先有怡和”之称。
怡和洋行创办人之一的威廉·渣甸，可以说是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他成功说服了英国国会对清朝发动战争，并制定详细的战争计划、战略地图、战争策略、保障和政治需要，甚至军队和军舰的补给，这个计划称为“渣甸计划”，其主要目的是把香港作为贸易据点。
如今，怡和洋行在香港仍然相当活跃，仍是香港仅次于政府的最大雇主。属下子公司包括：置地、牛奶公司、文华东方酒店、怡和太平洋、怡和汽车。投资的业务包括有：建筑、地产、航运、零售、投资银行、酒店、保险等等，员工总数超过十万。
香港的一些地标也仍以怡和洋行及其创办人命名：如渣甸山、怡和街、渣甸街、渣甸坊、勿地臣街、怡和大厦和怡和午炮。
捐资救国，身死家败。
从史料上看，怡和行向来做的是正经生意，茶叶贸易是其最主要的业务。但是，一些伍家担保的外国商人为了牟取暴利，往往夹带鸦片。一方是朝廷官府，另一方是多年来贸易往来的生意伙伴，两边都得罪不起，伍秉鉴只得向清政府献出巨额的财富以求短暂的安宁。
鸦片战争爆发前期，伍秉鉴曾试图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鸦片问题，却未果。战争爆发后，伍秉鉴和其他行商积极募捐，出资修建堡垒、建造战船、制作大炮。纵然如此，清政府仍全线溃败。
1841年5月，英军长驱直入兵临广州城下，清军无力亦无心抵抗，于是让行商前往调停，最终《广州和约》签订，协议中英军提出600万赔款。这600万巨款，有三分之一由十三行商人出资，其中伍秉鉴所出最多，计110万元。
遗憾的是，这次“赎城之举”没有给伍秉鉴带来荣誉和感激，而是更多的非议。从战争伊始，这些行商就被国人涂上了“汉奸”的阴影。同时，英军在得到600万赔偿后，撕毁和约扩大战争，直到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南京条约》的签订，在战败赔款中，伍家被勒缴100万元。
1843年，伍秉鉴在心灰意冷中病逝。有历史学家统计，1801年至1843年，怡和行仅送礼、捐输和报效的银钱达1600万两。伍秉鉴死后，曾经富甲天下的广州十三行开始逐渐没落，许多行商在清政府的榨取下纷纷破产。更致命的是，随着五口通商的实行，广东丧失了在外贸方面的优势，十三行所享有的特权也随之结束。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降临到十三行街，终于使这些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商馆彻底化为灰烬。而伍家的命运也如同广州十三行的衰败一样，随着伍秉鉴的去世逐渐走向没落。
伍家的后人去哪儿了？根据伍家后人伍凌立描述：“伍氏后人有的转向仕途、文人墨客、艺术人生；有的转向学习洋技科学，崇尚科技强国；有的面对外国列强侵略战争，走向投笔从戎的道路，从军救国；而有的则过着寄生性的生活，挥霍无度，几代人未干过工作，结果，终因丧失生存能力，靠变卖财产渡日；更有甚者，好逸恶劳，瞒天过海，欺诈、政治投机，缺德败家。”
很可惜，中国难有百年的家族企业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多半是封建王权所导致的。伍秉鉴在晚年时，曾写信给在马萨诸塞州的美国友人J·P·Cushing说，若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漂洋过海的折腾，他实在十分想移居美国，通篇怆然难禁之情。
其他网友回答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乔致庸时代，乔家为了保证票号运作，投入的资金大约有白银上千万两。
而乔氏家族中国各地的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
这种规模，在中国也算是很有钱的大富豪。
但是，晋商包括乔家在内，不值得称赞，没什么了不起。
晋商的历史，其实就是白手套的历史和唯利是图的历史。
晋商不是江浙商人那种普通的生意人，而是擅长和官员、尤其是腐败高官打交道。
在明清时代，晋商其实都是这些腐败高官的白手套。
当时高官手下有文有武有军队有钱贷，晋商就是钱袋。
在明末，由于大明衰败，晋商无利可图，就勾结明朝腐败官僚，向敌人满清出售大量物资，包括铁器等可以作为武器的。
满清入关以后，对晋商大加赞赏，确立了他们的地位。
然而，晋商其实是作为官府的手下，执行一些特许生意和特殊金融罢了。
严格来说，晋商包括乔家的存在，对于中国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他们没有创新，没有繁荣商业，只是单纯敛财而已。他们所做的东西，别人一样可以做，只是晋商勾结赃官实行垄断而已。
清末晋商开的票号，包括乔致庸的晋商票号，其实根本不对普通老百姓服务，而是针对官府和同样的巨商，属于特种金融行当，还是垄断的。
满清租界报纸报道，太平天国以后，晋商垄断票号很奇怪的放在苏州，而不是上海。
谁都知道，苏州距离太平天国控制的南京太近，很不安全，而上海租界有洋人保护，比较适合金融业发展。为什么呢？
因为晋商的这些票号，都是为官府和高官服务的。苏州是江苏巡抚的驻地，晋商票号做官家的生意就足够了。
相反，明知道上海更安全，晋商却不愿意搬迁到上海。
因为晋商本身并没有什么竞争力，如果到上海同西洋银行竞争基本都是惨败。
晋商做的是政府的生意，当然是稳赚不赔。只要政府不夸，晋商就永远有生意可以做。
然而，辛亥革命爆发，满清政府垮台，晋商的后台就到了。
而中央政府更换频繁，晋商一时难以找到足够硬的后台，失去了垄断地位。
那么，要和外商以及江浙商人竞争，晋商并不擅长。
1911年10月以前，全国尚有26家票号存世，次年减为24家，1913年减为20家，1915年再减为17家，1917年只剩下12家，1920年只有9家，1921年只有5家，到1934年，只剩下三家山西票号还在垂死挣扎，那就是山西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与祁县的“三晋源”，几年后，票号就永远消失了。
这很正常，也是白手套的必然下场。
以乔致庸为例，电视剧里面他很清高，不和官府打交道，历史真实是完全相反。
乔致庸的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年（1884）每股分红是850两，光绪十四年（1888）增长到3040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每股分红高达17000两。
这是什么概念？每股给你1万多两银子，得赚多少钱才能给这么多啊？
其实，这些所谓的股东，都是满清的贪官，分红只是行贿而已。
而乔致庸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利润？很简单，利用这些贪官垄断市场。
引用一段资料：
1884年，在晋商集团的多方游说之下，清廷出台政策，规定票号在开业前须向当地的道台衙门呈请批准，领取“部贴”（营业执照）。而这一“部贴”必须得到同业者的联保，由户部派人调查股东的籍贯、保证人的地位以及经营方针。由于此前的票号多由晋商开办，所以很“自然”地形成了进入壁垒，票号产业渐成晋商专利，其他商人根本挤不进来。（吴晓波：《晋商票号百年祭》，刊于《钱江晚报》）
这种商人，其实是违背基本的商业原则的。他们的存在对于国家商业 发展没有促进作用，反而有破坏。
以满清为例，直到辛亥革命期间，都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银行。
为什么？
晋商自己不愿意搞，也不给别人去搞。
说来说去，一群封建时代的土包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