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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史记》，如何评价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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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句话叫“文如其人”，《史记》既然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那么太史公司马迁先生当然更不简单了。
一、一个高尚的人
不避皇权，仗义执言。老年汉武帝刘彻在用人上出现问题：在匈奴问题上，他把另外一个外戚推上了前台，就是李广利。按照刘彻的想法，是希望这个小舅子能够继承和发扬“外戚（卫青、霍去病）=名将”的优良传统，继续压制匈奴。很遗憾，如果说卫、霍二人是不世出的天才名将，那么这位李外戚则是一个天才废物，不仅大汉军威在他手里堕落（失败是常态），他还坑了刘彻（最后投降匈奴），而且李陵和司马迁的悲剧也是由他造成。天汉二年（前99年），汉武帝再征匈奴，急于请战、想为祖上（李广）正名的李陵却被安排给李广利搞后勤。李陵谢绝，以五千步兵孤军深入，却不幸兵败身降。刘彻震怒，欲追究李陵之罪，所有人都察言观色，随声附和，唯有司马迁据理力争：首先，李陵人品没问题（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有国士之风）；其次，以寡敌众，力竭而降，他已经尽全力了（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转斗千里，矢尽道穷）；第三，李陵是投降实属权宜之计（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应该说，司马迁的一番分析有理有据，但是他是一个文人，根本不懂政治险恶，他的说辞却不仅讽刺了兵多将广却战败而归的李广利，更间接讽刺了其背后的汉武帝刘彻。于是，不仅李陵被族诛，司马迁也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罪为诬罔，接受宫刑。
忍辱负重，铸就“绝唱”。遭受宫刑之后，司马迁的心理压力是极大的，在著名的《报任安书》中他写到：“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因为他知道，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他认为自己辱没了祖宗。但是，祖先的荣耀、父亲的嘱托，让他毅然决然地放下羞辱和世俗偏见，投入到《史记》的写作中去。这一点正如他在自己的书中所说“行大义者不拘小节”。而苏轼在《晁错论》也说“古之立大事者 ，不惟有超世之才， 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正是明白身上的责任所在，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即所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太史公，一位品行和操守都极其高尚的人！
二、最后一个秉笔直书的史家
《史记》的写作原则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何为“一家之言”？即有自己的独立观点，不被领导意志和大众舆情所左右。从《史记》来看，司马迁不仅做到了，而且他还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秉笔直书的史家。
以后世的部分史家为例。
魏收。南北朝《魏书》作者，典型的有才无德，《北史·魏收传》载：“夙有怨者，多没其善，（魏收）每言：‘何物小子，敢共 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于是众口喧然，号为秽史”。入传的人为了不得罪魏收，都纷纷给他送礼。而魏收则根据个人好恶和送礼的多少来臧否人物，《魏书》也因此被称为“秽史”，这在历史上是独一份。
房玄龄。李世民虽尊崇为“千古一帝”，但他心头却有一个永远的阴影，就是“玄武门之变”，尤其是他不知道史书会如何评价他。贞观十四年，在多次碰壁后，他终于动用皇权强行看到了自己的“起居注”（按惯例帝王是不允许看的，遂良就明确和李世民说：“今之起居，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后来《贞观政要》卷七对此事记载道：“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他把自己当年的行为比喻为周公杀管叔蔡叔、季友杀叔牙，并直接要求房玄龄“改削浮词”。在李世民的压力下，房玄龄修改了历史，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改了什么，但是在《唐书》中，李渊从此成了一个懦弱无主见的人、李建成是一个为了巩固储君之位多次迫害李世民的人、而大唐从太原起兵一直到夺取天下再到国势平稳几乎全是李世民及其团队的功劳。
司马光。这是一个和司马迁齐名的历史学家，但是，无论从他的人品还是作品来看，他不配，严重不配！作为一个生活在北宋后期的史学家，他的煌煌巨著居然只写到五代——实在是乖巧懂事，实在是明哲保身——因为写当朝的领导太容易惹祸上身，光夸明显不行，但批评更不行，所以直接不写。
三、最后一部信史
司马迁的人品、教养决定了他的修史态度，也决定了《史记》的严肃和公允，更决定了《史记》成为中国最后一部信史。
“太史迁，曰实录”（扬雄《法言》）。所谓“实录”，即“据实而录”，用文天祥的话说就是“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就司马迁来说，别说前代帝王，他连当世的刘彻都敢毁誉。
但自此之后，后代修前代之史成为惯例，由于种种原因，史书开始变味，比如抹黑前朝、当政者的随意修改（像李世民、乾隆等）、草率成书以及修史者的人品（像魏收）等等。
《宋史》。宋朝国祚316年，为历朝之最（两汉实际上没有关系），因此二十四史中，《宋史》卷帙也为历朝之最。比如不仅“志”数为历史第一，仅“列传”就两千多人，比《唐书》多了一倍（国祚只多十几年）。但是，就这么庞大的一项工程，却仅仅用了两年半就完成了（公元1343年—1345年，元至正三年到五年）。这就造成它无论在史料剪裁、史实考订还是全书体例等方面都存在许多缺点，因此在二十四史中也是繁芜杂乱之最。不仅如此，宋代史志要么资料缺失（像南宋中叶之后几乎没有），要么自己就多有篡改。最典型的当属岳飞，如此名将、如此业绩，所载竟极其模糊，原因就是赵构和秦桧一帮人为了消灭罪证，几乎把那一段删除干净了。
《元史》。《元史》也创了一个历史之最：修史时间最短。从洪武元年(1368)开始，100年历史、二百一十卷大元，居然仅仅用了330天就完成了（还不到一年）。你想指望这部史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做梦去吧。朱元璋对蒙古人的怨气和自身的促狭小气，从修史的敷衍态度上就可见一斑。
《明史》。女真是历史上最无耻的一个民族，他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主要使命仿佛就是破坏，大到中原王朝的文化，小到中原王朝的子民，修史当然也跑不了。为了表明自己代明的正当性，他们对明代的“黑化”最为严重和失实，比如正德皇帝和崇祯皇帝。这一点不是臆测，以《清世宗实录》和《四库全书》的编纂为例，就可以看出这群刚刚脱离茹毛饮血的蛮族对待文化的态度。《清世宗实录》由名臣张廷玉负责纂修，它的编纂过程就像现代公文写作：边写边向领导（乾隆）汇报，几乎每一句话都得按领导的意图修改，这样的所谓“实录”有什么可信度？更可气的是《四库全书》，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以修书为名，乾隆不仅搜掠天下孤本，更借机借销毁了大量不利满清统治的书籍（据说多达15万册）。而且他更趁机销毁了大量明朝的封存档案，其中尤其以天启和崇祯时期的兵部档案为主。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现在看到的关于明末的历史，可能都是假的。
太史公，千古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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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千年之往昔，集百世之所言，成一家之绝唱。太史公之大成横贯古今，功在千秋社稷。历时波折18载，苦心孤诣52万字，堪称千古第一奇书。
自创体裁的鸿篇巨著
《史记》位居二十四史之首，独树一帜采用纪传体体裁，内容之广泛无人出其右。全书共计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涵盖“哲学、政治、经济、文学、美学、天文、地理、风俗、礼制”等几乎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太史公以内容之宽广，结构之新颖、走笔之灵活向后世之人展现出人类文明历史上波澜壮阔的一页。
执笔公正判功过
太史公司马迁以刚正不阿的姿态，执笔有力而不失公允地对历史人物之功过和历史事件之是非寄予客观地阐述和评判。对汉孝武皇帝信奉鬼神巫蛊之术不遮不掩记录在卷，将方士术士蝇营狗苟之劣行还原给后世。
参见《史记·孝武本纪》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言，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
司马迁面对如此强势的汉武帝能够做到不屈气节，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来影射汉武帝信奉鬼神追求长生不老的行为荒诞至极。对于汉武帝因刚愎自用而宠信的奸佞李延年，司马迁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讽刺。李延年作为汉武帝的男宠加国舅，可以说是深得汉武帝宠信。李延年靠迎合上意，博取皇帝龙心大悦得以位居高官，司马迁毫不犹豫地将他列为《史记·奸佞列传》写道：
“延年善歌，为变新声，而上方兴天地祠，欲造乐诗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诗。与上卧起，甚贵幸，埒如韩嫣也。久之，浸与中人乱，出入骄恣”。
司马迁认为李延年之流完全是“善承意”，喜欢揣摩汉武帝的心意，大胆地指出君臣二人有断袖之嫌。
为英雄鸣不平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曾是多少英雄抑郁不得志的感慨。飞将军李广之威名远播边陲，令匈奴闻风丧胆，到现在仍然流传着“李广射虎，石为之穿”的典故。如此一位军人世家出身，一心忠于大汉，为大汉抵御匈奴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人物，一生之中未得以实现封侯的愿望。最终因进军过程中迷路而耽误战机，不堪被卫青问罪的羞辱拔剑自刎。《史记·李将军列传》写道：
“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
李广一生经历70多场战役，只因徒步行军迷失方向，年近古稀却要接受朝廷刀笔小吏的传讯问话，英雄暮年岂能受此侮辱，干脆拔刀自刎，实在令人可歌可泣。
太史公对李广这位英雄人物的评价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足以见得，司马迁对于汉朝时期那些忠心社稷、战功赫赫，不受朝廷待见，处处遭受打压的英雄寄予肯定。
司马迁以伟大的人格成就不朽的《史记》，同样《史记》下笔精准、拿捏有度，以昨日之事映今日之是非，以古人之视角判今日之得失，以身外之事物抒身心之志趣。“不虚美，不隐恶”的开拓进取姿态是后世读书治学之人效仿的典范。
参考文献：《史记·孝武本纪》《史记·李将军列传》《史记·奸佞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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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神演义》叙述的故事基本构架为商、周两国的战争，这些都要基于真实的历史去改编，而《史记》为正规最权威的史书，作者在构思的时候应该会参考《史记》。
但《封神演义》乃是神魔小说，叙述姜子牙斩将封神的故事，这些故事其实最早是传于说词者之口，而到了元朝，出现了一本元刊叫《武王伐纣平话》，至此伐纣斩将的故事已具雏形。
而到了明代万历年间，有一个叫做余邵鱼的编集了一本《列国志传》，其中采用了大量的民间传说，对故事进一步做了推演、扩大。
因此《封神演义》的创作更多的是参考了《武王伐纣平话》与《列国志传》，或许还有参考到更多的资料，毕竟《封神演义》乃是一本构架宏大的长篇小说，是作者长期以来的知识积累的结果，不然作者长期以来怎么可能三个月之内就完成了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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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史记》有一点与孔子的《春秋》类似，就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惩恶扬善。被儒家誉为汉代尧舜的汉文帝必将流芳百代。罪行累累的汉武帝则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被后世唾骂。
儒家不但以礼法把权力关进牢笼。还要给国君、卿大夫们戴上紧箍咒。这个紧箍咒，就是嗜好。司马迁写《史记》，与之类似，也是给统治者戴上紧箍咒。
司马迁所书汉武帝的本纪被刘彻所毁。依然可从《史记?平准书》、《汉书》中，看到汉武帝的累累罪行：
汉武帝重用法家桑弘羊，创立平准法，算緡法。压榨盘剥百姓。
汉武帝重用法家酷吏张汤为廷尉。以腹诽罪处死颜回十世孙，儒家大师颜异。【腹诽罪，就是肚子里骂汉武帝之罪】
汉武帝重用法家酷吏张汤、杜周，罗织罪名，制造冤狱，把群臣屠戮殆尽。
汉武帝重用法家酷吏江充，以巫蛊之祸诬陷皇族。致使阳石公主被灭门，诸邑公主被灭门，太子刘据被灭门，皇后卫子夫被灭门，长公主被灭门。整个皇族被屠戮殆尽。
诸子百家中，法家认为工商是国家的蛀虫，必须消灭。秦朝建立后，采用暴力手段。将工商直接没籍，充为奴隶。
黄老学派允许工商业的存在。但在政治上歧视他们，在经济上打压，盘剥他们。汉代开始，法家对工商的态度与黄老趋同。
而儒家则认为，各行各业相对平等：农夫赴时，百工制器，商贾趋利。在儒家经典《左传》中，所有诸侯国政治清明，必然是劝农、通商、惠工。
司马迁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专门撰写《史记?货殖列传》。从经济、民生、理论、实践各个角度阐述了工商业必要性和重要性。
《货殖列传》即使放在21世纪的今天，其思想依然先进！
司马迁在很多篇章之后，都有自己的观点。其观点独到、客观、公正。
司马迁虽然同情项羽的结局，但对其评价一针见血：……三年遂将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司马迁在《吕后本纪》中，将吕雉的狠辣描写的淋漓尽致：把彭越剁成肉泥，熬成肉汤让诸将品尝。把戚夫人做成人彘。大肆屠杀刘邦子孙。但司马迁并未因吕雉的狠毒，而埋没其政绩：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此外，司马迁对李广的遭遇深表同情，依然书其杀霸陵尉和杀已降的污点。司马迁虽然讨厌霍去病，依然书其赫赫战功。
司马迁不以个人好恶篡改历史，无愧于良史之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