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提问：
《竹书纪年》和《史记》谁的可信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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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的横空出世，彻底颠覆了儒家所推崇的明君帝舜和忠臣伊尹的形象，那么，《史记》真的欺骗了我们吗？
01 《竹书》的来源
《竹书纪年》是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一个盗墓贼在偷盗汲郡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的一座战国墓时，无意中找到了许多竹简，扔得满地都是。
村民发现后，报告官府，这才出土了大批古书，《竹书纪年》便是其中之一。后来经过分析，才知道它为春秋晋国史官和战国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02 《竹书》的内容和版本
《竹书纪年》内容非常简单，与《史记》无法相比，而且大部分内容相同。但是，就是这本简史却震撼了世人的心。
《竹书》的一些内容彻底颠覆了儒家所推崇的圣人形象，如舜囚尧、启杀益，伊尹放逐商王太甲等等。
可是《竹书》又分古本和今本两种，而上面的很多毁三观的真相有可能出自后人之手。
根据《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束皙》记载，晋武帝太康二年出土的古本总共十三篇，按年编次，包括夏、商、周三代，然后是晋国、魏国。平王东迁后以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以魏国纪年，到魏襄王20年为止。
03 《竹书》为何在宋代亡佚？
《竹书》后来在宋代亡佚，因为那时儒学为正统国学。《竹书》被视为异端邪说，必然要被毁掉。清代朱右曾所著的《汲冢纪年存真》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 为什么会如此？
1）国君禅让
儒家所称颂的禅让是礼治的典范，在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竹书》却直接将它全面推翻，指出根本没有禅让，而是抢夺。这段记录当然来自《竹书》今本，因为《竹书》古本从夏朝开始。
2）忠臣辅政
商朝的开国功臣伊尹，在儒家古籍里作为忠臣的表率，匡正幼主。因为太甲不守王道，被伊尹关在桐宫，后改邪归正，伊尹又把他迎回都城。
而《竹书》的记载却截然相反，伊尹放逐太甲自立，太甲两年后从桐宫逃回王都，杀了伊尹，恢复了王位，却不计前嫌宽宏大量地对待伊尹的两个儿子。
一个是忠臣匡扶国君；一个是佞臣篡位，国君忍辱负重，夺回宝座，却善待其后人。两种不同的说法让世人大跌眼镜。孰真孰假？真的无法辨认。
但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种说法的背后，是对儒道所推崇的仁政和礼治的挑战。无论是今本对禅让的颠覆，还是古本对伊尹忠臣形象的摧毁，将帝舜和伊尹一君一臣的儒家典范人物彻底否定。
而《竹书》想传达的是儒家那样的仁政根本不存在，只不过是蛊惑人心的一种手段罢了。
04 就这两件事，我对《竹书》还是存疑的。
1）禅让的记载来自《竹书》今本，后人为何要伪造这段文字？
首先，如此而为是为了和夏代的伊尹相呼应吗？为了告诉世人，既没有那么心胸宽广的仁君，更没有那么忠心的贤臣。
尧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饭土塯，啜土形，虽监门之养，不觳於此。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筑臿，胫毋毛，臣虏之劳不烈於此矣。’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夫虞、夏之主，贵为天子，亲处穷苦之实，以徇百姓，尚何於法？
其次，五帝以身作则，常常身先士卒，他们废了那么大心思夺来的帝位，就为了去带头吃苦吗？这点我始终不敢苟同。
2）如果伊尹非贤臣，儒家完全可以以周公为忠臣的典范人物，将伊尹从儒家书籍中抹掉即可，何必大费周章给他人留下把柄？
而《竹书》关于周公的记载与其他儒家经典如出一辙，儒家为何要冒这个险？
另外，我发现《史记》有许多记载与《左传》有明显的出入，但却与《竹书》却意外吻合。所以，我个人认为司马迁可能看过或者参考过这些国家的史书，他根据手上的史料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即《史记》中的描述。可惜，后人意外获得了那段资料，便如获至宝，宣告天下，将其观点全部否认。
结语：
《竹书》和《史记》对了解先秦的历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于对儒家所推崇的仁政礼治的态度。
《竹书》颠覆了明君舜禹和忠臣伊尹的典范形象，动摇了儒家伦理道德体系。
但是，我想问的是，为何《今本》要通过造假来否定禅让制度？为何儒家不以《竹书》认同的周公作为忠臣的楷模，而偏偏要费尽心思去包装一个“篡权”的伊尹？
参考资料：《史记》、《竹书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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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我更相信《竹书纪年》。但对于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而论。
《史记》一直被作为正史，其历史定位毋庸怀疑，但具体到一个具体的历史史料，就不可能绝对是真实的。
《竹书纪年》面世之后，所记载的许多史料与《史记》是很符合的。有力的佐证了《史记》的可信度。但也有一些史料与《史记》不同，而且截然相反。
对于这些不同的地方，大多数内容，我的观点认为《竹书纪年》更可信一些，但不是绝对的，有些地方则不如《史记》可信。
现存的《竹书纪年》有两个版本，分“古本”和“今本”两个体系。“古本”其纪事起于夏代，终于公元前299年，无规整的体例。“今本”纪事起于黄帝，终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6年），有较为完整的体例。《竹书纪年》在宋代曾经亡佚过，这绝非偶然。
一般的推论，年代久远，无规整是一种自然状态，规整反倒是不自然；如果起事年代与终止年代有一处不同更符合自然状态，同时不符就显得不自然。
儒学一向被看作是国学，《竹书纪年》那些与《史记》不符的地方，彻底颠覆了思想学术界，被宋代崇尚儒学的理学家们看作是异端邪说，并不奇怪，无端消亡也就是自然地事。
等到“今本”再度面世的时候，就面目全非。其中的猫腻不言自明，这个就不去细说了。“今本”作为参考是可以的，就不以此说事了。
只说一点，“今本”与《史记》不同的地方，我宁愿相信《史记》。
就依照“古本”说一下与《史记》的不同之处。
“古本“《竹书纪年》共有十三篇（有说是十二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从时间节点上看，这正是中国断代史最珍贵的史料。是目前为止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
大家清楚，孔子编纂春秋，已经对上古史料进行了一次清洗，始皇的焚书坑儒，又把六国的史料全部销毁，致使今天看到的史料，都是已经经过洗白、过滤、筛选。
《竹书》没有经过孔子的修订，也就躲过了秦火这一劫。
因此，《竹书纪年》这些原汁原味的史料更值得采信。但不可就此说《史记》所采用的的史料就是造假，起码是不全面、完整。
具体看一下，二者不同之处的历史记载。
尧舜禹禅让这是在人们脑海里根深蒂固的理念，是儒家一直推崇的理想。
但《竹书纪年》在《五帝纪》中记载：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放，流放)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联想到，圣人周公旦流放成王的事，何其相似者也。
再联想一下历代历史上的老年政治，很多的帝王，在主政前期都是很有作为，但到了晚年荒淫无道，特别是在继承人问题上犯浑。
由此可知，《竹书纪年》更符合一般的历史规律。
相信《竹书》的记载，但并不能否定尧舜的伟大，圣人也是人，也会犯错。
同样的道理，孔子也会犯错。他也会说假话，把那些他不想看到的东西删除，也是很可能的。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诗经》流传到孔子的时候，本来还有三千多首，孔子做了大量的删减，仅仅保留了305篇。恐怕孔子删除的不仅仅是不符合韵律的那部分吧。
由此推论，孔子对留世的史料，做过手脚也不足为奇。
类似的情况，“太康失国”，“周幽王之后两王并立”等等，这是完全可能的事。
就因为不符合推崇仁德，教化社会的需要，做一些必要的修改，这是不是很可能的事哪？
从后世几千年的历史来看，这些记载更符合一般的历史规律。
像这些史实，我更相信《竹书纪年》。
再如《竹书纪年》中《周纪》记载的“共和行政”，与《史记》不同。
按照史记的记载，共和行政就是周厉王被国人赶走之后，周公、召公二相共同执政。而《周纪》则说是共伯和行天子之政，即诸侯国共国伯，名字叫和，摄行君位。这是不是更符合“共和行政”的说法哪？
把周公、召公共同执政，称作“共和行政”，今天看来是很穿越，但《史记》记载的，也差不了多少年间。
但我还是相信《竹书纪年》。
《殷纪》记载的第一贤相伊尹的形象与《史记》相差很大，记载伊尹流放太甲而称王，结果被太甲潜逃回来杀害。幼主被大臣欺压流放，这似乎是更符合历史真相。
但对不同地区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的破译，发现整个商代伊尹都是师权的象征，地位尊崇，而且有伊尹放逐与迎回太甲的记载。
对于伊尹的史料，我更相信《史记》。这可以参考周公流放成王的故事。
对于历史史料的采信，忌讳的是孤证，也就是避免自说自话，没有佐证就不能绝对认可一种说法。但随着考古的发掘，很多历史秘密将会揭开，拭目以待，但愿不会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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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书名。《晋书》.《束晳传》记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中有《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相传为战国.魏之史书。因其为竹简，后人名为《竹书纪年》。
此书宋时佚，今本二卷，系后人辑集，有题为南朝.梁沈约注。
清朱有曾有《汲冢纪年存真》，近人王国维先生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史记》：汉司马迁著，一百三十篇。原名《太史公书》。自《隋书》.《经籍志》标立史部，以《史记》居首，遂成定名。
记事起自黄帝，止于汉武，首尾共约三千年。採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体裁，是我国第一部记传体通史。
《史记》取材丰富，保存了古代至汉武时止的较为系统的珍贵资料。其文字语言生动，形象鲜明，在文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
据《汉书》.《司马迁传》说，原书有十篇“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说，亡失的十篇为：《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自者传》、《三王世家》、《亀策列传》、《傅靳列传》。
汉元帝、成帝间，博士褚少孙补写各篇。后人为本书注释的主要有南朝.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真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至北宋时，开始把三家注散列在正文下，合为一篇。
《史记》，通行的有殿本、百衲本，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出版了校点本。
综上所述，一为相传战国时魏之史书的《竹书纪年》，虽有记述相传禹所建立的朝代至宫涅（周幽王）死之骊山下等内容，但不详尽，亦有突出述魏事之嫌；另为记事从中华“人文初祖”轩辕到前汉一代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极盛时期的武帝，上下三千年历史变革之丰富题材的《史记》。
要问二书，谁的“可信度”高？
盗发古塚者，竹书数十车。简长虽二尺，皮节皆如新。
古书纪传体，经籍榜标立。首尾三千载，《史记》耀史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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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小秘书的邀请~
首先，先介绍一下两本书的基本情况。
《史记》就不用多说了，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竹书记年》相传为战国时魏国史官所作，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记载自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根据《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束皙》记载，在晋武帝太康二年，不准（音Fǒu Biāo）的汲郡人盗墓，得到墓冢的竹简数十车，皆以古文（比当时通用的文字还要古的战国文字，或说”蝌蚪文”，或说”古文”，或说”小篆”，不一而足）记载，史称”汲冢书”。其中有记载夏商周年间的史书十三篇，晋人初名之”纪年”（又称”汲冢纪年”）。
《竹书记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亡佚﹐但初释本和考正本仍继续传抄流行，即晋人荀勗﹑和峤考订释义的”初释本” ，卫恒、束皙考正整理的”考正本”。至宋明时期的”今本”和清代的”古本”，在初释本、考正本也渐渐散佚后，今本被清儒斥为伪书。现今较为精准的是方诗铭《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由于《竹书记年》记载先秦时期的历史，与传统正史记载多有不同，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而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相类，所以它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皆在古代经史之上。但由于其所记载的内容冲破了儒家古代历史体系，完整本又在在宋代进一步亡失，导致后代的疑古派和古史辨派怀疑其真实性，更有甚者甚至怀疑《竹书》为伪书。清代朱右曾所著的《汲冢纪年存真》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纪年》亡失原因：”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
其次，根据考古发现和科学解释，似乎《竹书纪年》比《史记》可信度高。
1、关于商代：《殷本纪》说商代三十一王，而《纪年》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殷墟甲骨文证明商代确系二十九王；《殷本纪》认为中宗是太戊，而《纪年》以为中宗为祖乙，与殷墟甲骨文发现的“中宗祖乙” 的称谓却完全相合；《殷本纪》以为盘庚自河北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至帝乙时才迁都今之殷墟，而《纪年》以为自盘庚到帝辛均居殷，“更不徙都”。殷墟甲骨文证明武丁、祖庚、祖甲、禀辛、康丁等确在殷墟，并不在河南的所谓汤之故居；又如《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无“王亥”之名，而《纪年》载：“殷王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对此，王国维说：“王亥之名，竟于卜辞见之。其事虽未必尽然，而其人则却非虚构。”
2、关于战国年代的记载：《史记》所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桓公午的在位年数，《史记》的《六国年表》和《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而《纪年》作十八年，《陈侯午敦》的铭文记载陈侯午十四年的事，郭沫若曾据此断言：“有本铭之‘十又四年’，足证《纪年》为是，而《史记》实非。”
诸如此类，《纪年》还有不少地方与传统记载大异﹐但经过出土文物的核实后比较接近史实。
再次《竹书纪年》与《史记》记载迥异之处，乃至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史学观，长久被儒家学派斥为异端邪说，导致《纪年》长久不为世人所知，逐至遗失，需要后世的史学家费大力气去考证才得以略窥全貌。
目前双方的主要冲突表现在“禅让制”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远古尧舜盛世上：
1、尧是禅让，还是舜夺尧位。《纪年》说：“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 三条记载，脉络非常清晰。《韩非子·说疑》更是一言以蔽之：”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2、益和启谁夺王位。传统儒家的孟子说法是禹禅让给益，启不服气，益控制不了局面就避位，启当权建立夏。《纪年》说“益代禹立，拘启禁之，启反起杀益以承禹祀”后，“益干启位，启杀之。” 真相是禹没有正式的传位给益，夏部落中作为禹助手和东夷部势力代表的益自立并打算逮捕启，启发动支党和益对战。启益战争几乎是朱舜战争的翻版，区别是最后由于禹的声望取得的支持，39岁正值盛年的启战而胜之，杀死益称王。
3、伊尹辅佐大甲，还是自立为王。《纪年》载“伊尹夺大甲王位，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不过，《纪年》关于伊尹与大甲关系的记载，令人生疑。如果伊尹夺位，流放大甲，大甲潜出后又杀了伊尹，那么，根据甲骨文和历史文献记载，历代商王皆隆重祭祀伊尹就说不通了。若是幼主被大臣流放欺压，似乎更符合历史的真相。当然，究竟如何，还要加以考究。
……
最后，综上所述，从总体看，《纪年》在某些方面的历史记载，比《史记》可信度高。一来春秋笔法误人，儒家所谓”为圣者讳”，”为尊者讳”，”一字褒贬”等等手法为后世史学家所法，历史的真相也在这些史学家橡皮泥式的笔法中变得面目全非；二来《史记》的成书时代较晚，虽然太史公秉笔直书的精神不下于古史官，但限于材料来源和个人价值偏好，追述先秦历史必会有失实之处。
启良先生在《中国文明史》中写道：在人类的政治史上，如此美好的“禅让”不能不让人醉心。特别在奉行家天下的古代中国，此种政权更迭的模式更具有道德上的魅力。历代儒生对此津津乐道，原因也就在于试图以此模式规范王朝政治，并以尧、舜、禹的人格引导君王们厉行德治。
事实上，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竹书纪年》更加贴近人性，人类绝对是从野蛮走向文明，由血腥走向儒雅，所以在先秦时代，黑暗，血腥，刀光剑影之间的残酷斗争，你死我活的以命相博，才应该是主旋律。
参考资料：《史记》、《竹书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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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这个问题有点问得过于简单了，《竹书纪年》虽然是战国时期的作品，而《史记》是西汉时期的作品，但不能因此就简单地说因为前者年代更早所以更可信这样的结论。
就整个历史呈现和描述而言，《史记》不仅无疑更完整宏大，而且脉络清晰，其所依据的史料记载今天的学者也大多能进行研究考释——比如《五帝本纪》很大部分是来自于战国时期的史料《世本》。
而《竹书纪年》其用帝王编年的方式所记载的很多内容，究竟源自和依据那些史料，我们今天还不可得而知。其记载也确实和《史记》有很多区别，比如关于尧禅让舜的记载，《竹书纪年》就写成了舜囚禁尧。哪个更可信，这个留给历史学家做进一步考证。
但历史的可信与否，有时候不是简单的事实还原——实际上也几乎不可能还原，而是找出一种历史脉络。比如《史记》为何要美化尧舜，我们今天可以找出脉络，是和儒家对典籍的重新整理和再阐释有很大关系了，而且这种美化也确实影响了中国其后数千年的文化思想和历史发展，那你能简单地说这种尧禅让舜的记载不可信没意义吗？
况且，今天我们看到的《竹书纪年》已经经历过佚散，而后又在宋朝重新收集整理，其可信度和史料价值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综上，今天的历史学已经不是简单的去对比哪个更事实——这个实际上也很难简单对比，而是更多地关注这个史料为何这样记载，以及其有怎样的价值和影响。《竹书纪年》是很有研究和参考价值的史料，但是《史记》。。。其价值和影响，我想我几乎不用多说了——甚至我都找不到言语形容了。
回答完毕，
一点个人愚见，权作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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