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提问：
包拯真的能当堂铡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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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的包拯能在开封府内铡人，也造就了广为人知的三大铡刀。北宋开封乃为京畿，这个行政区一般会设权知开封府事，以及开封府尹、开封牧。前者的职能为劝课民众、听断狱讼、屏除寇盗及户口赋役之事，所以开封府有司法权，而刑狱事大，需更高司法机关复核定夺。后两种官职多是北宋锻炼储君的，储君在确立后，一般会以开封府尹或开封牧挂职锻炼，职能多体现在民生上，主要是锻炼储君的治国理政能力。所以包拯于开封府当堂铡人是不可能的。
先来说说常规的司法流程，我国古代司法流程的主线当然的逐渐完善，更重要的一点是体现在“慎刑”上。毕竟儒家思想讲究仁爱，所以整个封建社会中，刑狱的发展是越来越谨慎，一些严刑峻法在历史进程中不断被废除，牵扯到死刑时，一些复核、减刑措施也逐渐形成，秋决制度就是最好的应证（死刑要在秋后进行复审，复审无误的在第二年秋天再执行）。
“凡狱讼之事，随官司决劾，本寺不复听讯，但掌断天下奏狱，送审刑院详汔，同署以上于朝。”——《宋史.职官五》
宋朝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袭唐朝时期的制度，中央设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分掌中央司法审判职权。这是宋朝司法权力构架的基本划分，但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特点。如宋初曾增置审刑院，以制约三大机关的司法审判权，凡全国地方上奏中央的案件，先送审刑院备案，由大理寺审理、刑部复核后，再由审刑院详议，奏请皇帝裁决。此时大理寺基本不参与审理，只负责审核审判机构的奏请，审核后还要审刑院复核一遍，实际上就是旧制的“大理寺谳天下奏案而不治狱”。
“京师官寺，凡有狱皆系开封府司录司及左右军巡三院，囚逮猥多，难於隔讯，又暑多瘐死，因缘流滞，动涉岁时。稽参故事，宜属理官，可复置大理狱。”——《宋史.职官五》
这种特殊的司法流程并未常置，整个宋朝还是以大理寺作为全国最高的司法审判机构。宋初的大理寺设有详断官两员，这个职位是可以参与重大案件审理的，但仅限参与。到宋神宗时期，不断增加详断官名额，增强了大理寺的断狱职能，这个改变就是与开封府有关的。这里需提及一下开封府司录司和左右军巡院，这是宋朝首都的监狱系统，可以理解为“京师第一监狱”，掌京畿百官刑狱，共计三座，称三院。但在史书里不称监狱，而称牢狱，这是有本质区别的，监狱是刑罚的表现形式，而牢狱是临时关押犯罪嫌疑人的地方，类似今天的看守所。
这就说明开封府具有案件审理的职能，其中不乏重大刑事案件的侦破与审理。据载，开封府在熙宁九年（1076年）以前，对一般刑事案件和京畿地区民事案件具有审理裁判权。大案要案，或者涉及京官大臣的案件需上报朝廷，待皇帝裁决，这种便称“诏狱”。由于皇帝日理万机，众多大案也不会一一过问，多交御史台查办，或以开封府、大理寺联合审理，所以开封府在宋神宗之前的听讼审判压力很大。
且由于开封府负责管理五大监狱，大理寺只负责案件审理复核，故而一度导致开封府因监狱系统压力太大，而降低了审理效率。因此在熙宁九年，宋朝又设置了大理寺监狱，随即御史台、四排岸司等处也增加了监狱，减轻了开封府的压力。与此同时也就分化了开封府的审理权限，刑事案件基本上不再涉足，尤其是元丰官制改革后，开封府就只专注于民事案件。
而包拯是天圣年间的进士，为官生涯处在宋仁宗时期，未经历熙宁变法和元丰改制，因此包拯时期的开封府，确实是承担了京畿地区案件侦办审理的任务，其中不乏重大刑事案件。仁宗时期开封府出了不少名人，如程琳，在担任权知开封府事期间，因为审案速度快，至开封府三院时常无犯人在押，此种情况在古代叫“狱空”。所以程琳很快就因此政绩而被升为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再如神宗时期的王安礼、徽宗时期的王襄，皆达成狱空政绩。当然也有反面教材，如神宗时期的苏颂，因审案时包庇祥符县令孙纯，被检举揭发后遭到贬官。
历史上的包拯权知开封府的时间较断，经办案件并不多，他在任期间最突出的政绩是改革诉讼制度。主要内容便是诉状不再由府吏转呈，而是可直接进入公堂见官纳状，因此就没了府吏们在中间索贿的可能，人们称其为青天老爷多是由此而来。但真要说包拯办了多少大案，历史上的记载甚是寥寥，评价其断案智慧的案例也多为民事纠纷，如耕牛被害、田地被侵。其斗争权贵也多是弹劾不法官员，最著名的就是“蹊田夺牛”事件，此事还被欧阳修污蔑成包拯贪图宋祁的三司使之职。
而开封府的三大铜铡又是否为真呢？根据小说戏剧的演绎，说包拯被皇帝赐予三铡，其中狗头铡斩平民、虎头铡斩权贵、龙头铡斩皇亲，这些在历史上是无法找到依据的。上文讲到了宋朝大致的司法流程，其中涉及大理寺、御史台，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部门是刑部。这是最高司法行政机构，负责复核大理寺所判流刑以上的案件，也就是说大理寺审理判定的流放及以上刑罚，都需报刑部审核。宋朝还在以上三大司法机关外，设立了登闻鼓院、登闻检院、理检院三个机构，专职受理直接向朝廷投诉的案件，以及上诉的冤案。这就说明宋朝的司法复核制度是相当完善的，别说铡人，就是流放充军都得层层复核才可执行的！
若进行归纳，宋朝的司法制度算是历代最繁琐的，尤其是涉及死刑或流放的重罪，这正体现了“慎刑”思想。宋朝律法原则是“以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这句话跟曹操说的“宁我负人，勿人负我”恰好相反。意思就是宁可让罪犯逃脱法律追究，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按照今天的法律解释就是“疑罪从无制度”。与这个制度相配合的是“责任倒查”，即一个案件若冤枉了好人，则对审判官员实行终身追查制，审判官将追加“故入人罪”。此罪无统一量刑标准，而是按照错判的刑罚同样判处涉事审判官，例如错判为流放的，审判官亦判流放。
“四年，从刑部请，改本寺条，任大理官失断徒已上五人或死罪二人，不在选限。 旧条，失断徒已上三人或死罪一人。”——《宋史.职官五》
正是基于这个原则，宋朝的断讼史一度出现失入一人有罪，失出百人无罪的说法，意思就是错判一人则判官就要获罪，漏判百人，判官也不会获罪。元祐四年，根据刑部奏请，将此潜规则写入律法，并改为失出五人死罪等同失入一人死罪，即漏判五个死罪的，等同于判错一个死罪的，这样是为了避免审判官员为了逃避责任而不追究犯罪行为。但总体上能看出，宋朝是在政策上规定了宁纵勿枉的原则，大大降低了死刑判决的出现，甚至很多该杀，但存在一点疑问的都给放了。
更重要的一点，宋代在判刑上严格执行鞫谳分司制度，意思就是审案和最后判决分属两个不同机构，互不参与，如大理寺与刑部一个进行审理，一个复核后进行最终判决。判决时还要执行联署签名制度，参与官员皆须签字，为案件负责，但凡有一个官员人认为案情有疑点而不签字的，则会启动重审程序。签字定案后还要进行录问程序，这时罪犯可以翻供，翻供后也要重审，而且施行翻异别勘制度，即翻案后原审法官必须回避，换一批法官重审。如果是录问官发现疑点，重审证明是冤案，录问官可以升职。
录问之后还有提刑司这一关，提刑司是对整个案件负有监察责任的，若发现疑点，或罪犯翻供，也要进行重审。我国历史上首部法医专著《洗冤录》的作者宋慈就是提点刑狱，负责案件复核工作的，他就曾多次否定死刑判决，为疑犯洗冤。宋朝的死刑条目虽较历代而言属于繁多的，但真正判决死刑的却很少，算是历史进程中量刑最宽松的时代。所以包拯是不具备当堂铡人权力的，审案、宣判、执行本就是不同机构、不同阶段的司法程序，在宋朝更不可能当堂就把犯人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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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知县都可以当堂杀人，不要说包拯这个级别的官员了。
宋代法律赋予地方主官很大的权力，比如父母告子媳忤逆者，县令可以当堂杖杀被告。
这样的事，古书上多有记载。
如下面这一事，很能说明问题:
张咏知益州时，尝有小吏忤咏，咏械其颈。吏恚曰:“枷即易，脱即难。”咏曰:“脱亦何难!”即就枷斩之。吏俱悚惧。
又
贼有杀耕牛逃亡者，公许自首。拘其母，十日不出，释之；再拘其妻，一宿而来。公断曰：“拘母十夜，留妻一宿。倚门之望何疏，结发之情何厚。”就市斩之。于是首身者继至，并遣归业。
这两段话，简洁的很，第一段是说宋代张咏主政益州时，有个小官吏和他对着干，张咏便让人把这小吏用木枷锁了起来。
可这个小吏很狂，愤怒的说:“老张你用枷锁上我容易，想要脱下这枷可就难了。”
意思是要报复。
张咏笑着说:“脱枷又有什么难的!”当即就砍下这个小吏的首级。
其他下属见了，从此畏惧张咏。
瞧见没，当场杀了小吏。
第二段更历害了，是说有个人杀了耕牛后逃亡而去，一开始，张咏准许他自首。
可杀耕牛这个人没有来自首。
于是张咏命人拘押了杀牛者的母亲。
十天过去了，那人没来自首。
张咏就放了那人的母亲，重又拘押了杀牛者的妻子。
结果杀牛者第二天就来了。
张咏很生气，在判决书上写道:“拘押你母亲十天，你不露面。拘押你妻子才一夜，你就来了。养育你的人，你对她的感情何等的淡泊，枕头边的老婆，却怎么会有那么厚的情义？”
之后直接将杀牛的人拉到菜市口斩杀。
要知道，宋人重孝，在宋代，忤逆不孝是重罪，要杀头的。
偷杀耕牛虽是大罪，但不致死，无视老娘才是罪不可赦。所以张咏“就市斩之”。
是非且不论，张咏权力之大可见一二了。
事实上，张咏从任知县始这种事就没少干，并且还让他留下不少美名。
既然宋代的知县知州们可以合法的当堂杀人，包拯贵为京都长官，当堂铡个把罪犯，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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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不能呀。谁会在自己客厅杀牛宰羊吗？如果天天铡人 开封府的大堂怕是蚊蝇乱飞 气味感人了吧。
再说宋代都有一套刑案典狱制度，看看宋慈就知道了，大宋提刑官还跟接近现实一点，死刑都是要刑部大理寺之类的核准的。准了之后也是秋后问斩 哪有当堂杀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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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作为我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清官之一，在各类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不论罪犯是何身份，有多么高的地位，总会在案件审定之后，伴随着包拯的一句“开铡”，死于铡刀之下。那么，历史上的包拯真的可以当堂铡人吗？
事实上这种事情根本不会发生，宋朝时期关于死刑犯的处置，已经有了一套完整且规范的处置程序，皇帝根本不可能授予任何人专断之权，就算你包拯再如何清正廉明，皇帝也绝不可能将处决权完全下放。我们且来看看，宋朝是如何处置死刑犯的。
审判阶段的死刑复核：死刑案件需由提刑司复核
两汉时期，地方行政长官还具有一定的处决权，除重大死刑案件和两千石以上官吏犯案需要报请皇帝核定之外，一般的死刑案件地方官员便可处置。
而到了南北朝北魏时期，由于乱世之中滥刑现象严重，中央朝廷很难控制杀人权，朝廷开始使用死刑复核制度。此后，地方各级司法衙门对于死刑案件，执行之前必须奏请中央朝廷核准，不得擅自处决。《魏书·刑罚志》有载“当死者，部案奏闻。以死者不可复生，惧监官不能平，狱成皆呈，帝亲临问，无异词怨言，乃绝之。诸州国之大辟，皆先谳报，乃施行”。
隋朝时期，全国的死刑案件终审权全部归于中央，由大理寺复核后报尚书省刑部裁决。唐朝时稍有变动，最初复核交由刑部负责，后又将“十恶”、造伪头首、劫杀、敌杀、谋杀之外的死刑案件复核权赋予中书省和门下省。同时，唐朝还推出了三种复核措施，即三司推事制、九卿议刑制、都堂集议制，从而形成了由中央司法机关会同复核的制度。
到了宋朝，由于五代十国以来的军阀割据局面，再加上宋初实行“重刑治国”，因而宋初州级审判机关重新具有了对死刑案件的定判权，不必再报经朝廷核准，刑部只负责在死刑执行完毕之后，对各州旬申禁状进行事后复查。
不过，到了北宋中期以后，随着国家逐渐安定，“慎刑派”逐渐取代“重刑派”，此后死刑案件必须交由提刑司详细复核之后才能施行，州级衙门不再享有终审权，此制度一直沿用至南宋，除非遇到紧急情况，朝廷才会暂时赋予知州死刑终审权，而不由提刑司复核。
如上所述，由于宋仁宗时期提刑司已经成为常设衙门，包拯即使作为开封府尹，也并不能享受死刑的终审权，对于死刑案件，审理完毕后还必须交由提刑司进行复核，复核完毕后才会进入执行阶段。
执行阶段的死刑复奏：执行前需报经皇帝核准
如果说死刑复核限制了剥夺了各地司法主官的终审权，那么死刑复奏便是限制了各地官员的执行权。宋朝时期，在执行死刑之前，必须经过皇帝核准才能执行。
与死刑复核制度一样，死刑复奏制度同样诞生于北魏太武帝时期，而目的同样是为了限制撒敌方官员的杀人权力，《魏书·刑罚志》有载“诸州国之大辟（死刑），皆光谳报，乃施行”。到了隋朝，死刑复奏制度开始更加完善，开始推行“三复奏”制度，即在正式执行死刑之前，需要三次报请皇帝核准才能执行。
到了唐朝，死刑复奏制度再度被细化，且根据不同情况规定了不同的复奏程序：一是对于一般的死刑案件，京师实行“五复奏”，地方由于距离京师较远，因而实行“三复奏”；二是对于重大死刑案件，即“十恶”之中恶逆以上罪行和部曲、奴婢杀主人类案件，全部实行“一复奏”。且规定即使皇帝临时颁发了不许复奏的赦令，各地官员也不得停止复奏。
而到了宋朝，宋真宗、宋仁宗年间，曾两度恢复“三复奏”制度，后经臣下讨论，为了避免耽误行刑时间，最终规定除京师地区死刑案件需要“一复奏”之外，地方州郡的死刑案件则必须要经过复奏。此后，“三复奏”制度直到明朝时期才真正得以恢复。
作为宋仁宗年间的官员，包拯作为开封府尹，显然属于京城地区，因此他所执行的死刑案件，不仅需要执行复奏制度，而且还必须经过“三复奏”才能予以执行。
如上所述，包拯作为宋仁宗年间的官员，关于其所侦办的死刑案件，不仅需要报请提刑司进行审核，而且在执行之前还必须三次报请皇帝核准，否则根本没有权力执行，如果真的绕过提刑司和皇帝当堂执行死刑，那显然就是知法犯法了。关于其当堂开铡执行死刑，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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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中包拯铁面无私，不畏强权，什么人只要犯了死罪，就可以当场用皇帝御赐的那三口铡刀铡死犯人，大家看的是很爽拍手轻快，称包拯为“包青天”！其实那只是小说，现实根本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情节！
皇帝不可能给包拯赏赐先斩后奏的权力，再说铡刀也是宋朝以后才发明出来，皇帝不可能自己发明了铡刀，然后给包拯，这不就乱套不可逻辑了，所以说那龙头，虎头，狗头铡根本不存在啊！再者包拯也不可能有先斩后奏的权力，这个权力可是皇帝的特权啊，皇帝怎么可能把这个权力下放给包拯啊，你包拯是什么人啊，就算是皇帝自己的亲戚，也没有这个权力，何况你包拯又不是皇帝什么人，只是一个臣子罢了，何况在真实的历史中，宋仁宗也不是特别喜欢包拯这个人，宋仁宗不大喜欢包拯太正直了，所以不可能把权力下放给包拯，你说杀就杀，那不就乱套了，封建体制，什么都有程序的，不是你能随便乱来的，特别涉及到刑事案件！
在宋朝案件的审理和判决是有一套繁琐的程序，这也是为了体现对人命的重视吧！包拯是开封府府尹，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一般的普通小案件他可以审理，打个板子，抽几鞭的小惩罚，他可以当堂判都行，可是死刑犯就不是他能管的了！一旦有了死人的案件，包拯没权力判决，他要把审理好的案件上报给上面的裁决机构，死刑的判决和执行是刑部和大理寺的职责，它们复核通过无疑了，才能发放给包拯去执行死刑，而一般死刑在秋后执行，不可能有当堂砍人的事情，包拯也不可能有那个权力当场宣判和当场执行死刑，包拯真那样做就是越权犯法了，早就被人弹劾丢官罢职了，哪有这么威风啊，何况懂法正直的包拯自己不可能以身犯法吧，他不是秉公执法的包青天吗，自己先不遵守法律，会有这样的事吗，显然不会有的！小说和现实是有很大差距的，小说是为了满足大家的情感需要，自然要快意恩仇了，可现实中可没有这么如意，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喜欢小说中的包拯，希望他真的做到那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