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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宰相司马光是怎样一个人？他的结局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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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1019一1086)为北宋时期的朝中大臣，历史学家。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省)涑水乡人，世人称其为涑水先生。宝元进士。
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并兼任侍讲知谏院。宋英宗朝时进入龙图阁直学士，判吏部流内诠。其立志编撰《通志》，以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借签。于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撰成战国迄秦期间的八卷上进。而后英宗命设局继续编修。到宋神宗时赐名为《资治通签》。王安石任宰相时实行新政，打击和抑制大地主豪强势力，鼓励中小地主阶级发展农业生产、兴办产业，以增加税收，但司马光却竭力反对王安石的主张，与王安石在皇帝面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被任命为枢密副使，但其不肯就此职，便于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出任知永兴军(今陕西的西安)。次年又退居在洛阳，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签》，到了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成书。他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都是亲自动笔。元丰八年宋哲宗即皇位，高太后听政，召其入朝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仅在数月间尽废除王安石主政时的新法，并罢黜新党。
为相八个月病亡，被追封为温国公。遗著有《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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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汉族，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
司马光被视为“醇儒”，举止合乎礼，生活简朴，他虽然对儒学的理解非常深刻，但是理解是一回事，践行是另一回事，而司马光却是一个典型的言行不一的人。
司马光如果作为一个史学家，作为一个学者，绝对是一个楷模。
花一十九年，日夜不辍，撰写不朽巨著《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部可以与《史记》媲美的史书。
曾国藩评价《资治通鉴》：“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阁下若能读此书，而参稽三通、两衍义请书，将来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至失坠。”
但是他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
宋朝社会问题其实早在宋仁宗时期就出现了苗头，范文正公为首的大臣就进行了一波改革，结果改革阻力太大，范文正公被贬出汴京。而到了宋神宗时期(宋神宗赵顼[xū]（公元1048年5月25日―公元1085年4月1日）) ，宋朝社会矛盾已经非常尖锐，大宋王朝已经开始出现了衰退如果此时还不进行变法，大宋不可避免的要走向衰亡。
宋神宗赵顼
宋神宗也非常清楚和了解当时宋朝的情况。所以大胆任用王安石，正式开启了王安石变法。的确，王安石变法存在非常多的问题和诸多不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王安石变法的确填平了财政亏空、人民也有所富裕、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
但是司马光坚决反对，他反对的理由大致有两个:一是：祖宗之法不可变；二是：与民争利。
所谓的祖宗之法是一般是开国第一二任皇帝针对王朝初创时期的情况有针对性的制定的制度，时间一长，社会情况出现了变化，制定的制度也应该变化，但是司马光不管这些，保守派就是要坚决执行祖宗家法，哪怕是错了也不要紧。
对于第二条，则说王安石变法把本该属于百姓的财富强行掠夺到了国库，容易激起民变。其实，王安石变法的确对某些地方的百姓利益造成了损害，但是更多的是损害了地主商人官宦人家的利益，而司马光和很多保守派都是出生于地主或官宦家庭。
如果司马光只是和王安石政见不和的话，那只能算君子之争。但是司马光不仅仅是一个失败的政客，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
王安石
第一、司马光是一个严于律人宽以待己的双标人士。
他写的《资治通鉴》注重的是人事兴衰却不是道德原则，但是他反对变法时却往往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变法进行道德绑架。遍观他的奏章就知道，此人可以把自己的任何观点都表达得忠厚混融。
司马光口口声声坚持祖宗之法不可改，然而在宋神宗死后他却支持高太后执政，开启了大宋王朝后宫干涉朝政的先河。 大宋王朝立国之日起就是严令后宫不得干政，所以历代想掌权的太后都和文官集团领袖不对付，但是司马光却公然支持高太后掌权。
高滔滔
第二、司马光心胸狭小，虚伪至极
在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重新上台掌权，他立马废除了所有的王安石变法的所有内容。所有内容。所有内容。重要的说三遍。连一些有显著效果、利国利民的好法规也一起被废除，不仅如此，所有新党人士全部被贬官。有些同属保守派阵营的尊重事实、同情新党的官吏也一起遭殃。宋神宗和王安石十几年的心血，一朝被全部废除。
司马光说自己和王安石只是政见不同而已，自己和王安石只是君子之争。但是事实却是对新党大加报复，就是同情新党的旧党人员都遭到镇压。其中就包括大文学家苏轼。也可以从苏轼身上看出司马光的虚伪。如果仅仅是政见不同，为何同为旧党的苏轼只是替新党说了几句话，就遭到贬官？这足以说明司马光的虚伪和心胸狭小。
从此之后大宋王朝再也没有敢于变法的志士，也没有可以变法的环境。
第三、司马光开启了宋朝党争
虽然在司马光之前大宋王朝大臣之间也存在派系斗争，但是毕竟规模小、斗争程度相对较低，并没有对大宋王朝产生太大的影响，然而自从宋神宗死后司马光掌握朝政大权后，进行了针对新党一系列的报复。司马光将改革派视之为敌寇，不管好人坏人，不管有功有过，不管是百姓还是官员，只要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全部受到了严酷的迫害。 从此之后大宋的朝堂没有对错、好坏之分，是有保守派和改革派两大阵营。自此大宋王朝内部党争越来越激烈，内耗也越来越严重，最后直接将北宋王朝拖入深渊。
第四、司马光是一个卖国者
司马光对内严酷的对待新党人士的同时，对外却是一味退让、不思进取、只求苟安，丝毫没有作为一个宰相的魄力和才能。司马光的对外政策中最让人无法理解、无法接受的是他居然将宋朝牺牲几十万军民得来的西夏之地退还给了西夏。还美其名曰这是为了大宋的和平，为了大宋的稳定。经过范文正公、王安石的几十年的耕耘，耗费了宋朝无数人力物力，牺牲了几十万军民的战略要地居然被司马光一句话就送回给了西夏。通过此次退还，也造成大宋王朝自此之后国策发生了巨大变法，再也没有人有开拓疆土的决心了，大家都只求自保只求苟且。
第五、司马光重用奸臣
自司马光之后国家大权落到了高太后和奸臣手中。 司马光全盘否认王安石变法的同时，朝中很多品行忠良的大臣也认识到了变法的一些好政策，想保留一部分优良的政策，司马光就大肆重用一批首鼠两端的奸臣来替代这些忠良大臣，这批奸臣中就包括蔡京。从此之后太后掌权、轻佻的端王掌权、奸臣蔡京掌权，朝堂之上乌烟瘴气，朝纲混乱，再也没有心忧天下百姓的士大夫阶层。
《资治通鉴》有云:“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
“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
司马光应该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读一读自己写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