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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时为什么要打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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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60年蒙古汗国的开创者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即大汗位，在这里他接受汉族幕僚的建议：颁布即位诏书，称皇帝，以示自己的正统王朝统治者身份。忽必烈的政治志向远超其兄蒙哥、其父托雷：他企图变革蒙古汗国的国家体制——他不仅要做蒙古帝国的大汗，还要做中原正统封建王朝的合法继承人。此后由于权力和意识形态之争忽必烈与幼弟阿里不哥进行了长达四年的汗位争夺战，阿里不哥最终认输。此后忽必烈又经过四年的筹备开始南图以汉人为主体民族的南宋。
公元1264年忽必烈汗将蒙古帝国的首都从和林迁到燕京（今北京，原金朝中都，金亡后改称燕京），后又改名大都，从此大都正式替代和林成为元朝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旧都和林成为元朝陪都，同时也是元朝岭北行省（辖区包括今西伯利亚大部、蒙古国、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各一部）治所所在。1271年11月忽必烈接受汉族幕僚的建议按《易经》中的“大哉乾元”之意建国号“大元”，继续推行汉法，任用汉族官吏。
此时的忽必烈已清醒地认识到：单纯依靠弓马骑射是无法统治包括繁荣富庶的中原在内的辽阔帝国，即使能短暂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统治，也难以长久。但此时的蒙古帝国已然出现分裂迹象：窝阔台、察合台、拔都和旭烈兀相继建立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和伊尔汗国四大汗国，尽管名义上忽必烈不仅是元朝皇帝，也是整个蒙古帝国的大汗，然而实际上四大汗国自行其是，并不买忽必烈的账。对忽必烈行汉法之举四大汗国中除了忽必烈的亲弟弟旭烈兀建立的伊尔汗国全都持反对态度。无论是作为蒙古大汗，还是中国正统王朝的帝王，忽必烈都有足够的自负理由：早在他的祖辈、父辈时就以确立了蒙古的辉煌，从生下那天起忽必烈一生的征战岁月就已注定。
公元1266年四川开州被攻陷，但次年就被宋人收复。尽管忽必烈越来越倚重自己的汉族幕僚，但对他们始终难以完全放心，于是他下诏省、院、台、部、宣慰司、廉访司及部府幕官之长均用蒙古、色目人，但第二年又花重金敕修山东曲阜的孔庙——忽必烈的心情是矛盾的。就在蒙古军团攻陷开州这年忽必烈在大都接见了从威尼斯远道而来的马可·波罗一行，由此忽必烈得以了解到西欧的风土人情。忽必烈还在军务的间隙给罗马教皇写了一封信：要教皇委派一百位传教士来中国传授基督教义和西方科学。
此时的忽必烈已立志开创远迈汉唐的丰功伟业，但他的雄心壮志却因为南宋这块难啃的骨头被暂时搁浅。就在这时忽必烈的御前顾问告诉他：除了南宋之外，还有一个地方没被征服——那是一个岛国，这个岛国在大唐鼎盛时期曾挑战过大陆皇帝的权威，战争发生之地就在已沦为蒙古附庸的高丽境内并且这个国家与宋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这个国家在高丽人和汉人幕僚的口中被称为倭国。事实上在此之前忽必烈压根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国家——证据就是早在公元1260年3月忽必烈就曾给高丽国王发出一份诏书，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尔国与宋耳。”可见此时的忽必烈还并不知道日本的存在，直到公元1265年高丽人赵彝向忽必烈建议：“日本国可通，择可奉使者。”
此时在和南宋的战争中蒙古军团屡屡碰壁，忽必烈改弦易辙——招降吐蕃，又南下征服大理、越南、占婆等地，东北方向的高丽也沦为蒙古附庸，至此忽必烈大体完成了对南宋的战略包围——除了东面的大海，在海的另一边是日本。赵彝向忽必烈介绍了宋、日之间交往的频繁和密切程度，事实上这种交往仅仅停留在民间贸易范围内，宋、日之间并没结成政治军事联盟。不过在那个交通资讯极不发达的年代由于信息不对称的缘故，忽必烈很难清楚知晓宋日交往的真实情形，对道听途说的情况只能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对待。更何况忽必烈内心同时具有的传承自成吉思汗的扩张征服野心和倾心汉化后矢志创建远迈汉唐之伟业的欲望也促使忽必烈要将自己所知的地方全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样就能在汉人心目中树立自己作为正统王朝的形象。与此同时对日本的控制意味着蒙古由传统的陆权帝国开始向海外进军扩张——如果能有效控制日本，那么蒙古帝国的声威将远播海外，控制海道坐地生财。可蒙古一直是一个强大的陆权帝国，对海洋蒙古人是陌生的——在攻打高丽时面对距离海岸线仅仅一公里的江华岛都无计可施，更何况要横渡茫茫东海征服比江华岛大得多的日本列岛呢？再则和南宋开战在即，忽必烈也实在没精力再分身和日本开战。在这样的局势下忽必烈选择向日本遣使，希望向日本宣扬蒙古的强大以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既然一时无力完全征服日本，那么至少也用令其遣使入贡以扩大蒙古的国际影响力。
在附属国高丽的配合下忽必烈的国书被送达日本。当时的日本形成了天皇作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而武士阶级建立的幕府政权实际执掌国家军政大权的独特格局。当时日本的实际统治者——镰仓幕府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一筹莫展，于是以不敢擅自做主为借口，将忽必烈的国书上奏京都的天皇朝廷。京都公卿们的闭塞程度比镰仓幕府有过之而无不及：自终止遣唐使以来三百余年间日本从未与外界建立过正式的官方关系，就连民间贸易也局限于和高丽、宋朝之间——靖康之变后百余年间日本船只从未到访过一次金国，更别提比金国更偏远的蒙古了。偏安数百年的日本对亚欧大陆上发生的风云变幻不仅没有清晰的了解，甚至也懒得去了解。这时日本的幕府政权刚建立不久，根基还尚不稳固，而在幕府内部担任执权的北条家族实际上掌握了幕府的最高权力，可至少在名义上武士阶级的最高领袖应当是幕府将军。这样在日本就形成了一套极为复杂的政治格局：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被幕府将军架空，而幕府将军又被自己理论上的家臣北条家架空，然而北条家始终没能力最终取代幕府将军成为武士集团在法律意义上名正言顺的“主公”。本身地位的不稳固意味着异己势力极有可能利用外部压力对其进行颠覆，这就使北条家在处理这种破天荒开先例的外交事务时不得不慎之又慎。由于此前从未有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以北条家为核心的镰仓幕府在这一问题上基本采取走一步算一步——不明确回复任何问题的策略加以应对。幕府尤其担心的一点是：如果不了解内情的蒙古方面直接与京都的天皇朝廷建立联系，那么日本国内的反幕府势力就会利用这一事件趁机发难，最终日本方面决定不对蒙古国书进行答复——既不接受蒙古要求通好一事，也不明确予以拒绝，而是试图把这事拖过去。然而忽必烈是何许人也？在迟迟未得到日本方面答复的情况下他继续向日本遣使，然而一次次无功而返令他逐渐丧失了耐心。公元1271年9月蒙古使臣赵良弼抵达金津岛并在此逗留八个月之久，然而这次出使最终还是无功而返。日本方面也许以为这只不过是蒙古方面又一次遣使失败而已，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下次蒙古将不再派遣使节而是出动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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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跟日本是一衣带水，秦朝的时候就能过去，历史上跟日本交手5次，唐朝的白江口之战，元朝的伐日本，明朝的抗倭援朝，清末的甲午和近代的抗日战争，这几次不管怎么比划都捎带着朝鲜，这哥们历来就很憋屈，特别是1274年和1281年元朝两次伐日本，朝鲜都充当伪军和先锋，好不容易养的点兵都给报销了。
元日战争时，元大帝忽必烈。
1274年第一次伐日本的原因是朝鲜向元朝称臣后，告诉忽必烈，东边还有一个国家呢，于是派人传话叫日本来称臣，日本这个国家历来跟中国关系都不错，从没称臣的先例，于是拒绝了元朝，并说大宋才是正朔，哪有给北方来的蛮狄称臣的道理；蒙古骑兵号称灭了40多个政权，打遍天下无敌手，哪容得下一只小苍蝇乱飞。
元日战争时期，日本镰仓幕府执权北条时宗。
另外当时南宋还在，虽然南宋被打得很惨，但和日本的贸易能获得源源不断的战争支持，所以决心灭掉日本，于是在1274年出动8000蒙古骑兵和8000朝鲜伪军，乘着朝鲜打造的海船奔日本而去，10月20日正式登陆，但蒙古兵没有海战经验，没有抢占滩头，晚上在船上睡觉，夜里风暴来了，没了。
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
蒙古人心时不平衡，从没打过败仗竟然被倭人打败了，为了报这一战之仇，从1275年又令朝鲜打造战船准备战事，1279年南宋灭亡后留下了一批水军，而蒙古人在崖山一战时也看到归附的汉人水军打南宋水军的厉害之处，把重新整合的汉人水军10万人，蒙古骑兵5万人，又强征了5万朝鲜伪军，1281年以南北之势浩浩荡荡扑往日本。这次日本人已经知道蒙古大军要来，各大幕府集中起来准备着卫国一战，这一次又是台风来了，一连刮了4天，大部分战船沉没，少量登陆的部队士气更加低落，日本人发动总攻，又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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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元朝攻打日本事件，发生于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攻打的原因，一是日本拒绝臣服于元朝，并杀死元朝使节，二是日本生产白银，而蒙元因战争财力匮乏，需要白银。
蒙元曾两次出兵日本，第一次是1274年，出动兵力三万人，船900艘，因日军顽强抵抗，元军久战不克，给养不济，撤回。第二次是1281年，出动兵力14万，舰船4400艘，激战月余，遇超级台风，人员舰船损失大半，以失败告终。此后，日本人称台风为“神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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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为什么只是听说东面还有个国家于是就去打一波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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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跟赵宋关系非常好，南宋灭亡，日本是同情南宋的。有这层关系在，元朝想通好日本的愿望当然无法实现。另外日本也有危机意识，元朝征服了高丽，下一个目标当然是日本。既然迟早要打，干嘛还要客气。而在元朝方面，对于军事占领日本，元朝没多大兴趣，就像后来元朝皇帝想吞并高丽，设征东行省就遭到大臣反对，说高丽贫瘠之地要来干嘛。元朝就是想打服日本，让对方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