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移民加国后，曾多次风闻张国焘之墓就在加国境内。但因长期来往奔波于美加之间，故而无暇顾及询探张墓之所在。直到2012年5月在多伦多定居下来，方才惊喜地知晓，其墓就在多伦多士嘉堡区东北方向的松山墓园（Pine Hills）。近水楼台先得月。未急忙去找，没匆匆去寻。想得是，安居一段时日以后，约一些同好，从从容容去寻觅。
2015年11月2日，呼朋引类结伴，一行7人前往松山墓园。墓园很大，一望无际。数以万计的墓碑，麟次栉比地安放在3000多亩的土地上。
要在偌大的范围里寻找一块墓碑，无异于大海捞针。进入墓园管理处求助，也没有获得要领，只有一名管理员站在门口，指点了一下大部份华人墓碑的方位。朝此方位走去，出现在面前的墓碑竟是茫茫一片。原来，数以千计的华人墓碑，就集中于墓园西区近马路的范域之内。身临如此境地，不能不为之一叹！远在异国他乡的华夏子孙，活着的时候喜欢抱团，死后也愿意相邻为伴。
目标明确之后，7人便立即分头寻找。可是，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依然未果。不想，事有凑巧。正当大家焦躁不安的时候，一位在墓园里转悠的中年华人告知了张墓的编号。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墓却在咫尺处。枉费那么多时间找不见，而得来却全不费工夫的原因在于：一，其它墓的编号就在墓碑上，而张墓的编号却在距墓碑将近一米远的草坪上；二，其它墓主人的姓名都铭刻在墓碑的正面，而张的姓名却铭刻于墓碑的反面。
回过头来，看看张国焘其人的简历。
1897年11月26日张国焘出生于江西萍乡一个官绅世家，为张家长子。1916年10月考入北大理科预科，同时接触到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以及类似的进步报刊，并积极投入了学生运动的行列。口才极好，善于雄辩，很快就成了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是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讲演部是各校学运积极分子云集地，人数众多，仅北大就有800余人。分成若干讲演团或小分队后，便到京城各主要街道、火车站及集镇等地露天讲演。宣传抵制日货，揭露北京政府和亲日派。
“巴黎和会”消息传来，北京学生于五月四日组织展开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行动波涛汹涌，势不可挡；最终演变为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的激烈行动。当局出动军警镇压，以致包括张国焘在内的一些学生领袖被捕。6月7日，北大全体学生在校门口列队欢迎张国焘出狱。
6月中旬，张国焘作为北京学联代表，出席了全国学联在上海的成立大会。与此同时，有“五四运动领袖”之称的陈独秀却被北京政府逮捕；全国学联在沪代表决定，派张国焘立即返京组织营救。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许多领袖人物被北京当局列入黑名单。因此，陈独秀、张国焘等人便转移到上海活动。在上海期间，张曾与陈谈及过救国理想和创建中国共产党问题。张在《我的回忆》中说，陈“希望李大钊先生和我从速在北京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周边城市发展”。
回北京后，张常泡在李大钊为馆长的北大图书馆。在李大钊的指引下，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籍。1920年，共产主义小组在北京组建，李大钊任书记，张负责组织工作。也就是在北大图书馆，经北大教授陈独秀介绍，结识了时为图书馆员的毛泽东。多年以后，毛泽东忆及与张的初次见面时说:“张国焘看不起我这个土包子”。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各地同志都期盼李大钊能出席，但正值北大学年终期之间，李忙于校务而分身不得。结果派了张国焘和刘静仁出席。很显然，张能成为一大代表并担任主持人的重要角色，与李大钊的重用和支持是分不开的。然而，1924年张在被捕后所写的供词中，笫一个被出卖的就是李大钊。从而可知，3年后的1927年李大钊之所以被敌人杀害，与张的出卖不无关系。张这一出卖同志的行为，20多年无人所知，直到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档案解密，才被揭晓。
1927年8月1日，张以中共中央特派代表身份在南昌主持武装起义，代行政治局职权。由于曲觧中央关于“起义要慎重”的指示，主张重新讨论起义的时间。李立三和周恩来大怒而不与讨论，因为部队已经调动，不可能改变起义时间。同年奉共产国际之命，中共在苏联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会后，张被无限期留下“学习”，以纠正他的“机会主义倾向”。
1931年1月上旬，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把持了中共的领导权。张眼见王得势，唯恐对之支持靠拢不及。下旬，王、张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四中全会后的中央,系统地考虑了向全国各地派迁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的问题。中央决定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央分局，委派沈泽民担任中央分局书记；而王明却又派张囯焘为中央代表，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主持党政军全靣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他在湖北黄安建立了红四方面军，提拨时为副军长的徐向前任四方面军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红四方面军在张的主持下，很快就发展壮大成为三大根据地三支主力红军中最强的一支，其人数已达一万五千之多。在建军发展的同时，张又贯彻王眀“左”倾冒险主义，大搞“肃反”运动。据徐向前、陈昌浩、杨克武等回忆，将近三个月的肃反，共“肃”杀红军指战员两千五百多人，足足杀掉红四方面军总数的六分之一；且用刑之残酷，令人惨不忍睹。不可思议的是，如此惨烈的“肃反”，竟丝毫没有削弱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地位。
1935年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毛泽东和张国焘热烈拥抱庆贺。然而在征途的路线问题上，张与毛发生激烈的斗争。张反对中央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结果，毛泽东率领一方面军北上，张则率领四方面军南下川康另立“中央”。同时据传，张发给陈昌浩一封“武力解决中央红军”的密电。尽管张至死都不承认密电有这样的内容，也没有陈昌浩的指证，但实际上已成为张分裂中央红军的罪证。想不到的是，在南下转战的征途中数次惨败，尤其在川、青、甘一带，经过囯民党地方军阀马步芳、马鸿奎等的围剿，几乎全军覆没。至此，张无路可走，只得率领残部辗转北上，于1937年到达延安。令其惴惴不安的是，延安各界纷纷要求批判和清算他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不过，毛泽东还较宽容，认为张对革命是有贡献的，不能一笔抹煞。所以，在洛川会议上，张国焘被推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对此，张国焘颇为感动，情绪安定了许多。
然而，1937年11月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回到延安后，张国焘又开始惴惴不安起来（1931年10月，王明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不久又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负责亚洲及拉美各国共产党事务）。这是张王相隔6年后的再次见面。原本在王明回来前，延安对张国焘虽然已做了批判与斗争，但并没有置之于绝境。可是王明不然，俨然以中共最高领袖自居，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在各种场合不断点名批评张国焘，并指责张在长征中另立中央，是有“托派”暗示。这使张国焘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同时，红四方面军张的老部下李特和黄超（1936年11月李特任西路军参谋长，黄超任作为开路先锋的红五军政委）已被王明诬为托派分子，于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杀害。而且，与张国焘在莫斯科相处过多时的俞秀松、周达文、蓝亦湘,也被王指为托派“正法”了。张国焘越来越感到，王明的屠刀落在自己头上已为期不远，终于下了离开延安的决心。
1938年4月5日，张国焘借到陕北西部祭扫黄陵之机，乘坐国民党的汽车去西安而转武汉，成为共产党的叛徒。事前，周恩来等曾对其进行了多次的劝阻和挽留，甚至说“这个党是你参与创建的”，不能离开。但张国焘说“这个党已经不是我毕生为之奋斗的那个党了”，头也不回离去了。此时正值国共合作抗日期间，虽然按照他的说法，到武汉依附国民政府，是为了“共赴国难，抗日救亡”，但终究不能掩盖其背叛共产党，投靠国民党的事实。
张国焘最后离开延安时，毛泽东曾有“我们彼此都要留有余地”的话，作为临别赠言。那么，我们且来看看他离开延安后的一系列活动行为。
投奔与之为敌数十年的国民党屋檐下，自然不得不低头。尽管遭受到的冷遇和怠慢，让他心灰意冷，失落感与日俱增，可是也无计可施；在共产党发展壮大，打败国民党，觧放全中国，并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执政的前夕，他不得不依然追随国民党逃往台湾。台湾当然也非安身立命之地，一方面，经过日本侵略者50年的殖民统治，原生态的东西已破坏殆尽；另方面，仓惶逃至的蒋家王朝栖身尚且不稳，那能顾及叛变共产党而附着于囯民党躯体上的累赘张国焘！于是，立足未稳的张国焘，便设法转移到了香港。
据说，移据香港后的张国焘，曾为美囯中央情报局提供过有关中共领导人的情报。如是，则真堕落成双料的叛党、叛国分子了。自然，无论如何，对于张国焘来说，已是英国殖民地近百年的香港，还是心可稍安的家园，故一住就长达16年。至于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究竟做何工作以维持生计，目前虽有一些零散的资料，但都语焉不详，不足为证。我以为，那洋洋90多万字的《我的回忆》，倒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开始并写了不少部份的；不一定如有人所说，是他移居“风平浪静”的加国,生活、心情两相安定之后，才开始写作。
他还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安居了16年的“家园”，竟也变得动荡不安起来。已进行了一年多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浪潮，于1968年汹涌地波及到了香港。追揪叛徒张国焘的红卫兵成群结队，揭发张国焘叛变里通外国罪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张国焘再次感到了大祸临头，长期避难香江的梦想彻底破灭，慌慌如丧家之犬，举家逃离香港而之加拿大。
这无疑是一个绝好的选择。加拿大地处北美之北，东濒大西洋，西临太平洋，与唯一的邻国美国以北纬49度为界。1867年7月1日建国以后，除派几个兵，跟随美国所纠集的所谓“联合国军”，参加过“朝鲜战争”之类的战争外，既无内乱，亦无外患；与世无争，世亦不与之争。自然而然，与北欧几个国家一样，堪称一处“世外桃园”。“桃花园里可耕田”，张国焘就是在这块园地里继续耕耘，最终完成了近百万字的自传体长文《我的回忆》。
然而，不论“桃园”里如何安定舒适，如果囊中羞涩，生存还是不会怎么容易的。虽是随着陆续发表的回忆录，有点细水般的稿费收入，以及作为高福利国家加拿大所发给的不菲福利，可是对于踏上这块国土时已向“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之年迈进的张国焘来说，以之维持生计，只能似杯水车薪。生活困顿，生计无着，却又无可奈何，也只得权把“他乡作故乡”，苟且偷安地活着而已。叹“梁园虽好，非久留之地”之人，定是有家国可归者；张国焘不属此类，他是回头无路，有家国而归不得。
要知道，说加拿大属于适合于人类居住国家的前列，那是指中南部从西到东连线上的几个省而言的。说到大些的城市，主要指西部的温哥华和东部的多伦多、渥太华、蒙特利尔以及魁北克等。这其中，又以多伦多为最，温哥华为次，其余则等而下之。究其原因，怕是温哥华气候虽然较为温和，却因了常年受太平洋的蒸薰而潮湿多雨；渥、蒙、魁等，则因地处更北而较为寒冷；只有多伦多得天独厚，在安大略湖水的调节下，常年风和日丽，风调雨顺，夏天不怎热，冬天不太冷。世人总是择地而居，无怪乎华人移民大多移居多、温两市。截至目前，移居加拿大的100几十万华人，多伦多为50多万，温哥华为40多万。近年来，多、温两市房价节节攀升，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华人的大肆炒作抢购。
由此可知，张国焘当年选取多伦多为最终安身之地，是多么明智。只是时间无情，自然规律无法逆转；随着岁月流逝，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羸弱多病。及至耄耋之年，生活不能自理了，只得跟大多数老人一样，住进了人生的最后一站“养老院”（现叫护理院）。1979年12月3日，在风雪交加极度严寒的深夜，走完了82年的途程。
关于他的死，有多种传说。有一种传说是，冷极了，叫人人不应，呼天天不灵；自己辗转反侧挣扎，不慎将压身的毯被掀到地下，无力拿回床上，被冻僵而致命。我以为，这一传说颇可相信。因为按规定，养老院里的老人有护士护理，家人亲友只可定期探视，不能陪侍料理。所以，大风雪之夜“呼人不应”，应是合乎情理的。
返回前面，将目光落在墓碑上。那是块两家合用的墓碑：反面看，是张囯焘夫妇合葬墓碑，碑文除两人的姓名用中文镌刻外，其它皆以英文表述；而从正面看，则是一对西人夫妇合葬的墓碑，碑文全以英文刻写。反面的碑文为“张公国焘NOV.26.9.1897－DEC.3.1979 张杨子烈DEC.9.1909一MAR.27.1994”;正面的碑文为“EVEREST MAY.2.1913－FEB.6.2000 GEORGE JAN.25.1902一JAN.16.1990”。
那么,早在夫人去世前15年就已去世的张国焘,最初是安葬在何处呢？据桑宜川先生在“张国焘客死加拿大的历史记忆(上下)”一文中说，他经过“仔细实地考证”，发现在距离竖碑“约7米以外”有一块“砖头大小的地碑,呈灰碣(褐)色,全英文,上书字母Kai一Yin Cheung,立碑人以及立碑的年份。立碑人是一牧师，而非15年以后去世的张国焘原配夫人杨子烈”。紧接着，信誓旦旦，匆匆结论，自豪地炫耀“世人只知有双面碑存在,殊不知还有一块原始(地)碑,地碑与竖碑之间存在的(着)重大历史误读。因此,地碑旁应该才是张国焘的真实冥坟，而非在人们所看到的合葬墓碑处。后者只是在九十年代中期，杨子烈去逝后，杨家后人再做的第二个墓碑，并按照墓园的统一管理，整齐排列，安放在附近不远处。迄今为止，对这一被历史忽略的重要细节，还没有看到过海内外相关的文字和图片报道”。在此，桑先生对他的这一“重要细节”发现，颇为骄傲。他非常自负地断定，张国焘的遗骸，迄今仍安葬在那块地碑旁，绝没有移葬于竖碑之下。但是，我对桑先生的这一论断，却丝毫不敢苟同。试看他是怎么确认Kai Yin Cheung就是张国焘的。他说，是墓园管理员“在电脑系统里找到了一位英文拼读为Kai Yin Cheung的先生，说是相似中国姓氏”，他便“喜出望外，大声欢呼了起来”断定：“就是他，就是他！因为我知道，这是海外流行的威（姓）氏拼读法，恺荫就是张国焘的字号”。这就令人非常费觧了，即便Kai yin真的是张国焘的字号“恺荫”的译音，那也只是译音而已，难道就没有跟“恺荫”二字偕音相同的汉字了吗？难道Kai Yin不能译成“凯音”或“凯胤”之类的汉字吗？还有，就按照“海外流行的姓氏拼读法”，张国焘的“张”译成英文，不应是Zhang吗？怎么能是Cheung呢？再者,桑先生根据管理员的姓氏“拼读相似论”推导出的Kai Yin Cheung“就是张国焘论”，不仅不能成立为“定论”，相反应当彻底推倒。这里，又有谁知Kai Yin Cheung不是别的华人抑或韩国、新加坡甚而至于西人呢？至于地碑的立碑人问题,既然桑先生亲眼所见“是一牧师”，那就更不应确定墓主人为张国焘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牧师为死者立碑有两个条件：一是死者为基督教徒，二是死者没有任何亲人或亲友。可是，这两条张国焘一条也不具备。首先，桑先生依据“张学良晩年在夏威夷信奉了基督教，王明晩年在莫其斯科常去天主教堂，张囯焘晚年的思想也靠近神，受了洗礼”而推断出张国焘“晚年”也入了教的结论,就不能成立。因为就连“王明晚年常去天主教堂”，也不能证明王明就入了天主教(我所熟识的数十位老年华人,就常去附近的美坚华人基督教会,但入了教的只有两人)；更何况“张国焘晚年的思想”如桑所说，只是“靠近神”呢？（说张“洗了礼”，是桑的无据推想，在此不论）。其次，张国焘去世后的一应事宜，天经地义，只能由其夫人杨子烈和三个儿子作主处理，别人只能帮忙观照，不可越俎代庖。所以可以断定，桑先生在松山墓园“逗留了已近三个小时，在已是夕阳西下，看看天色已晚”，有了“打道回府的念头”时，偶尔“发现”并“经过仔细实地考证”（这里且不论在那么短促的时间里，怎么可能“仔细实地考证”）的这位“牧师”为之立碑的墓主人，绝不是张国焘！
如此而已,“地碑论”可以休矣！指责众人的“竖碑唯一论”是“历史误导”,而故意标新立异，匆忙地“实地考证”出一块没有可靠依据可以证实的地碑，才是真正的“历史误导”。
地碑的不曾存在，勿庸置疑，故而不必再予理论；接下来，有必要对竖碑的“两面”问题，做进一步的审视。问题是，究竟谁家先树立的墓碑？从现存碑文看，西人家的后死者EVEREST死于2000年,而张家的后死者杨子烈则死于1994年。很显然，这块竖碑应当是张家先树立的，否则,就不合常规常情常理了。要知道，在正常情况下，加拿大绝不会有只埋人不立碑的人家！那么，墓碑既是张家先立,张杨夫妇的姓名就应铭刻于碑的正面。可是,为什么现实与之恰恰相反，是铭刻在碑的反面呢？对此，不能不让人产生困惑，从而欲求索一个正确的答案。但遗憾的是，目前只有桑先生一人的觧答，而且他也只是“听”墓园管理员说“多年前，应家属的要求，这块两面碑在原地曾换了一个朝向，原来的正面成了反面”。至于“家属”为什么要“要求换一个朝向”？桑先生推想：“或许这是张家后人低调行事，为的是避人眼目，刻意让一般造访者不能轻易地发现，如今这一效果已经达到了”。我以为，这样的觧释，并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一，墓园管理员是否对桑说过两面碑换朝向问题，就值得怀疑。在墓园匆匆逗留的短暂时间里，桑已先后两次到管理处请管理员为他指出了张墓所在的大致方向以及“从电脑系统里找到一位”英文拼读“相似中国姓氏”的先生，又哪有时间第三次踅回管理处问及两面碑的朝向问题？二，退一步讲，即便管理员说过两面碑换朝向之事，也并没有明确指出是“应”了哪家“家属的要求”；张家“家属的要求”，只是桑的想当然。三，再退一步讲，即便是“应”了张家“家属的要求”，也没有明确说明“换”的理由；所谓张家后人“为的是避人眼目，刻意让一般的造访者不能轻易地发现”，完全是桑的主观猜测。
历史真实，不是艺术真实；历史“真相”，也不“就是一部传奇”。按说，死者已矣，再来纠缠辩论其后人为他立有几块墓碑以及将他的姓氏刻于碑的正面还是反面，已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将“历史”敷演为“传奇”，随意节外生枝，平添一块墓碑，让张国焘一身占有并留名两墓，致使后来的造访者迷惑于疑坟两座之间，不知其到底埋葬在哪座之中，绝不是“诚实面对历史，直言历史”。姑妄言之的史实,是十足的“历史误导”，世人不会姑妄听而信之。
张国焘初出茅庐,步入北大即领袖群伦。天之骄子，指点江山，弄潮时代，叱咤风云。为“五四运动”推波助澜，促共产主义小组临盆；出席并主持了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创建成一支强大的红四方面军部队。进而凭据实力，长征开始便成为红军总政委。可惜的是，他恣意骄纵，傲视群雄，在决定红军征途路线的生死关头，不仅拒绝毛泽东北上的主张，而是与之分道扬镳，相背道而行，掉头南下另立中央，踏上了一条极其险恶的道路。果尔，天不时，地不利，不久即兵败祁连，陷入绝境。无力回天，徒呼奈何！之后虽迷途知返，辗转投奔延安，却也只能苟延残喘，毕竟一蹶而不可振起。这也罢了，更有甚者，为苟全性命，竟铤而走险；一而叛党投敌，再而弃国外逃，终致流落海外，葬身异国他乡。
呜乎！身后事非谁管得，一任他人说短长。不以成败论英雄，功过总由世人评。发乎情，止乎理。对于张国焘先生一生的功过是非，我并不想随意置喙；唯一欣慰的是，终于亲自找到了他的墓茔，了却了多年的宿愿。
2016·2·25于加国多伦多
作者太行山人，山西武乡人，八十有三，曾在国内高校任教，现居加拿大。其所写十余万字游记，我节点金融将陆续予以连载，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