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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可以通过君主立宪走向近代化，为何满清却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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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的政治体系来说，满清的封建制度已经完善无懈可击。也就是说固话了，依靠自身的力量已经无法完成君主立宪的变革。明朝也不行，而日本则不同，始终完全是虚君制度。从各个方面有条件完成君主立宪。再就是，中国的封建帝制的土壤太丰富了。缺乏这样的环境和机制。
就日本明治维新而言，虽然是外力促使。但实际上也是日本自我的需求。日本在明治之前国家是藩幕制，类似现代的联邦制，地方具有实际权力。明治维的最初目的就是让中央有权力即“大政奉还”。中期明治维新中期则是福吉愉则的“脱亚入欧”—实现近代化。明治后期就是富国强兵、制定宪法，成为现代国家。而满清的皇帝始终拥有实际权力。让满清仿照日本行使自下而上的变革根本不现实。第二就是满清在意识上的错误。‘’洋务运动‘’以为学会西方的科技就可以。这显然是错误的，不从制度入手，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立宪，就是要限制和剥脱君主的权力，日本天皇本来就没有权力。而中国自古就是皇权至上，你让皇帝革自己的命。这实在是太过天真。应该说，全世界最不忠于皇帝的就是中国，，中国人只是害怕皇权，其实根本不是忠于皇帝，否则中国就不会有朝代更替。日本却很忠君，要不然日本也不会天皇万世一系了。不畏皇权而忠君，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条件。满清不具备，这和是否是异族统治两码事。再就是中国经济结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产阶级没有形成政治集团，也没有相应的政治势力支持。在意识和政治两个方面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满清的君主立宪自然是不会成功。
而思想固化。缺乏一次剧烈的思想变革运动。思想的凝固使得立宪派无法在舆论支持。皇权的巨大利益以及依附在他们身上的利益集团根本不愿意实行君主立宪。再就是晚清的时局中央政府已经失控。地方已经掌握实权。满清这时候已经没有时机了，如果在过去，满清和藩镇割据已经差不多了。所以武昌起义一爆发，地方分分独立。不到一年。满清倒台。君主立宪制彻底成为历史。一句话，中国没有君主立宪制的土壤和机制。
我是清水空流，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和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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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之所以立宪失败，是因为深厚的民族矛盾（注意，不是阶级矛盾），并以慈禧光绪的突然去世为标志。
公元1895年3月17日，中日甲午战争进入最后关头，日军于刘公岛登陆，并摧毁威海卫海军基地，李鸿章处心积虑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这也标志着清政府“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
于是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清政府眼中，既然洋务运动都不行，我们接着要怎么做才能振兴中国呢？日本那么牛逼，那我们学日本好不好。
于是清政府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别国的政治环境，特别是日本的。公元1908年8月27日，慈禧以光绪（此时光绪被囚禁）的名义颁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而这个宪法大纲正是完全抄袭日本明治维新时候所颁布的《五条誓文》，但是他们却又有本质的区别。
日本最初的 《五条誓文》毫无疑问是包裹着中央集权，表面上全民平等的封建属性宪法，因为向民众传达了政府积极向西方学习和改革决心，所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但是清政府不一样啊，日本天皇在百姓心中名声并不差，百姓很容易接受天皇的特权。但是清政府当初在百姓心目中都烂透了，他们还在《钦定宪法大纲》直接写着：
“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
“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
“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
“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钦定宪法大纲》一共23条，其中14条讲的是怎么维护君主权力，而且就单上面几条，如果说明治维新《五条誓文》是新瓶装旧酒，清政府所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瓶子都没换，就换个标签，简直愚蠢至极。
这样的做法导致了议会实际上基本没什么权力，自然就受到了当时以汉族为代表的立宪派的发对，深厚的民族矛盾加上毫无诚意的宪法大纲。因为立宪派根本述求是满清皇室下放权力，日本则不需要天皇下放权力，这使得清政府这部宪法根本就没人理。而随后慈禧和光绪的相继去世，则代表着中国君主立宪的彻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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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从制度上来说，两国有着根本的差别。
首先说日本，日本走的君主立宪跟德国一样，都是君实宪虚。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社会是类似于西欧的封建社会一样的社会结构。将军=国王，天皇≈教皇，大名=封臣，武士=骑士。同样的社会，就方便同样的变革。所以当日本要变革成西欧的制度时，所面临的阶级问题在欧洲有着大把的经验，基本上只要注意加照抄就可以成功过渡。这也就是说日本为什么身处亚洲，却像一个欧洲国家的原因。
那清政府呢？当然不是，19-20世纪的大多数政治家和史学家都很狭隘的认为人类制度的走向是一致的，这其实是个误区，严重的误区。因为很明显，中国从战国开始，封建制度就已经瓦解，秦朝以后，中国是以中央集权的皇帝帝国为主要表现形式。撇开中国漫长的制度演变过程，单看元明清这三朝，皇帝的专职独裁，是中国这个老帝国的标志，而在西欧社会，这种制度少之又少:英国还没独裁起来就被革命了，法国在独裁和共和中反反复复，最终还是走向了共和，普鲁士建立的德国 是一个军国主义的新国家，纯属西欧特例。所以很明显，西欧的社会变革并不适合中国。就算要强行改变，也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数十年的民众教化才行。
事实上在蒙古中断了中国政体的进步进程之前，中国的社会发展是世界上最前卫的，到了宋朝，皇帝与士大夫共职天下已成为了趋势，文人的“民主”，将是中国古典社会自由发展的结果。然而蒙古人的中断，让中国的社会倒退回了唐初的水平，明朝也是，清朝更是，皇帝的独裁愈发的严重，在这个情况下，与中国社会状况最像的欧洲国家，其实是俄罗斯。
同时期的俄罗斯，也在为了缓解国内局面而不断寻找出路，很显然，模仿西欧的改革其实加速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灭亡。这点和清王朝一样，一单放开改革，清王朝必然灭亡，因为农民的问题得不到缓解，虽然佃农不是农奴，但是日子也是过不好，晚清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就是表现。在中央，完全放开改革势必就将皇族大臣都革除去了，这是霸气领主不能容忍的，同样，在俄罗斯，贵族们也不同意沙皇革去自己的权力。到时地方动乱，中央混乱，国家也就亡了。
所以要想变革，唯一的出路只有革命。把一切都打翻了，重新分配。因为中国的路没有参照，只能自己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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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直接打断了满清的脊梁，也将国人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彻底打醒过来。此后，即在民间与官方都掀起了向日本学习的热潮。在政治上，仿效日本进行君主立宪的改革的呼吁，也自然越来越高涨，然而，为啥满清最终却没有通过君主立宪而自我挽救呢？
抛开其他因素，单论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的迥异，就决定了满清不可能实行君主立宪。我们被熟知的社会形态，分为五种，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其实，这是按西方的社会进程划分的，而并不适用於中国。
过去我们把商周王朝称为奴隶社会，其实，商周却是实实在在的封建（封土建国之意）社会，商周时期的社会形态与西方的中世纪更相似。而自秦始皇统一天下，却是废分封，行郡县，建立了集权帝制的形式（最早的集权帝制，出现在两河流域，闻名遐迩的波斯帝国即是集权帝制形式）。秦灭亡后，汉朝建立，虽是实行了郡国并行制。但不久，汉王朝就见识到了地方封国太重的厉害，自七国之乱平定后，汉王朝实行“推恩令”，使诸侯国越分越小，以致无力与中央对抗。
自汉以后，就几乎很少有大的封国出现，而至明清，中央集权已达巅峰。而满清又系渔猎游牧民族入主华夏，其自身具有很深的奴隶制残余，而与华夏的集权帝制相糅合。所以，满清的中央集权更是空前绝后。
而中央集权与君主立宪却是背道而驰。日本可以君主立宪的很大原因，就在於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是一直都是封建形态，无论是丰臣秀吉还是德川家康统一的日本，都是一种形式上的统一，而当时的日本仍然是“政出各藩”，各藩的武士也只效忠於各自的藩主。明治维新，虽是以“天皇”为旗帜，但本质上却是日本的西南强藩抬出来的。所以，日本的政治受到地方藩阀所左右，例如长洲藩主导日本陆军，萨摩藩长期主导日本海军，日本天皇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顺从“民意”而为之。
而满清却不同，权力集於皇室，大臣只知道磕头如捣蒜，一切全凭皇上圣裁。享受权力高度集中滋味的人，又怎么会轻易放下手中的权力，去搞什么君主立宪呢？所以，支持康有为梁启超搞”百日维新”的光绪，也不过是从没有真正掌握实权的傀儡皇帝的想法而已。而对於当时满清真正的“皇上”慈禧来说，君主立宪却一直是其深恶痛绝的。所以，直到满清王朝要进棺材板的那一天，还在搞“皇族内阁”来糊弄百姓。
而从欧洲的近现代史，也可以得到例证。在西欧诸国之中，唯独法国爆发了如此跌宕、汹涌的大革命呢？这在於西欧诸国在中世纪普遍实行封建制，君主的权力并不十分强大。而法国从路易十四（太阳王）时期，削弱了贵族的力量，而建立了绝对王权政治。绝对王权政治，虽可以使一个国家在短时期内迅速强盛，但会使国内矛盾长期积压。欧洲其他国家，君权受到各方势力的制约，更容易走改革的道路以缓解社会矛盾。
而极权政治的国家，很难通过改革以缓解社会矛盾，唯有通过革命以获得。沙俄十月革命也是如此，沙俄受蒙古统治二三百年，受东方集权政治影响较深，君主权力过大。此亦是为何日本可以通过明治维新而实行近代化，而满清就必须通过革命才可走向近代化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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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日本，满清统治者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民族问题。
接受君主立宪、走向近代化可不紧紧是学习西方技术那么简单，他还会带来整个国家在政治体制上的巨大变革，还会带来民族自决等民族主义思想，而这种变革会大幅削弱满洲亲贵的权益，这是满清统治者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的。
（要想成功近代化必须要同时接受西方思想）
满清自立国以来，虽然嘴上说汉臣满臣一视同仁，但落到实处，向来是将满臣当做自己人，汉臣当做外人，在统治稳固时，这点还不明显，到了风雨飘摇的19世纪，这点显得越来越明显。
鸦片战争后，由于中央政府的权力被削弱，地方汉族地主的势力大幅增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这些人虽然名义上服从满清，但是暗地里早就不停指挥了，这从庚子国变就能看出来。
不管慈禧向11国发动战争有多么愚蠢，按照传统的君臣之道，作为清朝的臣子，都理应不惜代价的增援中央。但事实却是，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皆无动于衷，眼睁睁看着慈禧被赶到陕西。其中张之洞更是擅自和各国签订东南互保条约，公开违反慈禧的圣旨。这实际上已经说明清朝的统治危在旦夕，汉族地主早就不听命令了。
（东南互保条约的签订证明汉族地主早就不听使唤了）
汉族地主们的实力做大让慈禧产生了极大的恐惧，他发现自己已经过多受制于汉族地主，一旦整个国家接受了西方传来的民族主义思想（与近代化是同时伴随的），那么满洲贵族统治的崩塌将不可避免。孙中山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已经在知识分子中传播。
这一点在之后的慈禧新政中暴露无遗。
由于庚子国变，慈禧痛定思痛，决定锐意改革，但是新政中，凡是经济措施一并应允，政治改革却一再搁置。削弱盐铁专营，大幅让利给私人企业、开放金融市场，减少政府干预，这些削弱中央政府的决策，慈禧几乎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唯有开议会，实行立宪，慈禧一直支支吾吾。
慈禧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他十分清楚，大清帝国是一个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国家，八旗子弟之所以能享受种种特权，什么都不干也能享有荣华富贵，全在于满清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旦权力被议会和法院大幅分担，君主成为了英国女王那样的虚君，那么谁来保障满洲贵族的利益？
与大幅参与商业、军事、政治的英国贵族不同（英国王权被限制恰是贵族们推动的，旨在扩大自己权力），由于养尊处优，满洲贵族往往没有一技之长，完全耽于享乐，对国家没有丝毫贡献，而原本被认为是国家主力的八旗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证明不堪大用。事实也确实如此，袁世凯死后，民国军阀立即断绝了给满清贵族的物资供应，很多立即穷困潦倒，北京最底层的人力车夫很多就是原来的八旗，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只能干卖体力的人力车夫，其与之前的奢靡宛若隔世。
（失去了满清政府给予的特权，很多八旗子弟都成为了落魄的人力车夫）
慈禧看出了这一点，所以他在政治权力上丝毫不让步，她死后，载沣组建皇族内阁，内阁成员大部分为满族亲贵，一时间搞得举国哗然，袁世凯，张謇这些满清高官都彻底失望。
实际上回顾这个时代，所有多民族的大国都在民族主义的冲击下解体，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皆因民族矛盾而解体，满清因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先天缺陷，如此也是必然。
反观日本，则好的多，日本完全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与西方的民族主义一拍即合，整个国家立即投入到了效法西洋，振兴日本的共识之中，不存在八旗贵族那样的寄生虫阶层，地方贵族是地方的实权者，大幅参与实际的商业和统治，君主立宪正是这些愿意接受西方的开明贵族主动拥护天皇建立的。
（作为单一民族国家，日本实行改革的风险要远小于清帝国）
因此，日本不存在清帝国这样错综复杂的多民族病。
虽然满清拒绝改革跟中国历代的文化自大、士人阶级的阻挠、集权的惯性都有关，但不可否认民族问题也是其拒绝政治改革的原因之一。
满清帝国的问题，和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并不本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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