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提问：
宋明理学是对儒家思想的曲解吗？宋明理学属于儒家思想吗？
优质回答：
宋明理学（道学）有两个路向，一是程颐、朱熹的以学致知的修身之路，崇尚“格物穷理”、“涵养需用敬，进学在致知”；另一路是程灏、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以“心即理”涵盖一切，王阳明更提出“致良知”达到心学的极致 。
两者虽然路向不同，但都有一个终极目标——成圣。
至于宋明理学是否歪曲了儒学，说歪曲不合适，说将儒学模式化固定下来更好，歪曲与否看个人的理解，毕竟宋明理学之后，直到如今，在传统文化领域还没有能超越宋明理学的，说起儒学还是回到宋明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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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渔君来回答！
宋明理学，是儒家思想吗？是对儒家思想的曲解吗？
答案嘛，渔君认为前一个“是”，后一个，部分是！
为什么？
我们可以先了解其起源及发展历程：
宋明理学，源自春秋孔孟之道，经西汉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发展，又历经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衰颓、隋唐时期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终发展而成的。
（图示为陆九渊画像）
那么，让我们将目光转回问题：宋明理学为什么仍是儒学思想呢？
原因如下：
请让我们跟随思路逆推一下：假若我们不承认宋明理学为儒学的一部分，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认为，除了儒学的本源“周礼”之外，董仲舒的所谓“儒术”、以及荀子的“性恶论”、乃至于孔孟最原始的“儒家思想”都不是真正的“儒学”呢？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什么？因为上述的思想间都是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图示为王阳明/王守仁画像）
自周礼的“由无到有”，一直到今天的“批判继承新儒学”，之间的过程用几个字足以概括：继承、吸收、融合、创新：继承孔孟之道;吸收百家精髓;融合“释道”哲思;创新行为准则;
或者，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来说：事物的发展趋势总是前进的、上升的;但道路是曲折的！
注：此处的“行为准则”与“曲折道路”可理解为“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之类的理学独有伦理道德准则。
（图示为程颐画像）
再换句通俗些的话说，上述的诸多思想都是以时间为线索而一脉相承的！
也就是说，倘若不承认宋明理学的合理性，就是割裂了其与儒家思想本就存在着的联系，就陷入到了形而上学（事物是孤立、静止的）哲理的泥潭啦！
（图示为程颢画像）
那么它是儒家思想的曲解吗？
渔君认为部分是。
为啥？
我们根据上文即可分析呀！
因为传承与发展！
就像咱们做过的传话游戏一样：用传话筒传话，结果只能是越传越离谱！更何况还经历了那么多“先贤”们依靠主观意识的“小修改”(发展、创新)，怎么可能没有部分的曲解？！
还可以以人体新陈代谢作为类比：
人体新陈代谢，每天都不知道有多少的细胞死亡与诞生，难道我们就可以说终有一天我们因此就不再是我们自己了吗？
道理是一样的。
（理学创始人周敦颐画像）
可以试想一下，当孔子这位“至圣先师”与他那不知传了多少代的才传到明朝的“衍圣公”都以儒学代表的身份交流一番后会生出一副什么样的表情~
好了，今天渔君便说到这儿，诸君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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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是先秦儒家思想的发展和完善，它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思想，完成对宇宙、自然的思考，弥补了孔孟儒学的不足和缺陷。理学使儒学成为可解释万事万物的哲学，只是这种解释与儒家伦理直接联系，使理学继续为封建统治所用，在元朝时成为官方哲学。
儒学吸收佛、道思想，其实是在佛、道教日渐盛行的压力下产生的。同时因为先秦儒学本身仅有孔、孟教条似的片段言语，不具学说的系统性、理论性，在魏晋南北朝时的动荡年代，不能解决士人心中的许多疑问，尤其缺乏对世界、对自然的宏观认识。这种压力之下，自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倡导“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开始复兴儒学，至两宋时期，儒学完成对宇宙、自然的思考，并与统治阶级的需要相结合，实现了自身的理论化、思辨化，其后成为官方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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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实际上是：‘为往圣继绝学’，继的就是孔孟二圣。
从魏晋到唐这差不多1000年的时间里，儒家实际上处在风雨飘摇中。
‘’宋明理学‘’在孔孟的基础上吸收了一些佛家的东西，主要的还是孔孟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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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暂时抛开封建王朝的影响（这点肯定是存在的），而从其他角度来谈谈。我们可以用宋明理学中著名的“存天理、灭人欲”为例子来简单说一下。
最早，《礼记》中提出“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大意是有的人最后成为畜生了，物化了，是因为他泯灭了天理道德，更无止境地追求人的本能欲望（如食、色、财、位……）
后来，二程在此基础上提出：“灭私欲则天理明矣。”大意是人如果能灭掉私欲，那么天理道德就能明白地彰显了。
朱熹又在二程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大意是人心是恶的，大道又是比较精微深奥的（易被人曲解篡改），只有一心一意笃行大道，不偏不倚地研究实践才能成功。因此，圣贤们说了万万千，归根结底是教人去如之前所说的笃行态度去追求大道，灭除人的欲念。
这个例子我个人认为很有意思，似乎它反应了儒教理论的一种共性化的演变历程。《礼记》本身提出的是造成极端物化的人的根本原因，就好像有人说“做菜难吃的厨子一定学的时候没有认真”；二程在此基础上推演得出解解决人极端物化的办法，就好像有人说“只要认真学习，做菜难吃的厨子还是可以学好的”；朱熹进而又理论推演出明大道的必要条件，就好像有人又说“只有认真学习，厨子才能做出好吃的菜”。
现在能看出，虽然他们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但立足点是不一样的。《礼记》重在解释一种现象，二程重在提出一个简单的方法论，朱熹则是在讲要明大道所应具备的基本原则。也即是说，我们暂先不管理论本身实践性或可操作性，单脉络来讲，从小范围现象解释到基本原则的确立，儒教在中国历史实际上走的是与现代一些学术研究相反的路子。现代学术研究常常先从宏观概念开始，然后考察原则，然后有基本的方法论，之后再研究细化理论及其表象用于对前面几者的不断修订、更新、发展。
为什么会这样？我个人认为大概：
一是因为先秦乃至秦汉时期，作为理论发展的初期，主要从现象上了解本质——这符合人类抽象认识的基本过程——而这些本质成为后世展开理论推演的基础，并下意识地想补充前世理论体系化上的缺漏。但这种补充在以儒教思想为官方正统的环境下，又不能做任何修改，必须当做经典或完全正确，适用于解释其他方向，且具备宏观指导性的思想来发展。这就造成了一种错位。而这种错位就是儒教思想被固化的根源——下意识或有目的地否认人类从无到有、从局部到全面、从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发展过程，反而把早期某领域的解释当做绝对且广泛的真理（现代很多人同样也在犯的错误）。由此在理论的构建上就有内在矛盾处，乃至这种矛盾会影响到整个体系最终的认同度问题上。宋明理学正是在这种固化中，做出了一些不能说错误，但较为片面或不完善的判断，由此被后人，特别是接受和感知了西方近现代体系化理论的人定义为曲解。
二是环境上其他学说无意中提供了支撑。如《道德经》中的治国原则，其实来源于一种解决诸侯混战的特殊设想：怎么解决战乱带来的问题呢？OK，战乱其实是诸侯的欲望连累了老百姓，还要表现功绩让老百姓崇敬他们，甘愿给他们卖命，所以最好“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最好“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为什么诸侯要这么劳民伤财的欲望呢？原来是深怕自己的地位、特权不能保持。那OK，干脆让老百姓吃饱饭，脑袋空空如也，“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由此进一步延伸理论，那天下就太平。进而在宋明两代，儒释道的地位已基本被历史确立，能找到的被奉为经典的理论资料都异曲同工，那“灭人欲才能存天理”这个原则就应该是成立。
个人以为单纯理论发展角度，主要由以上两点，造成宋明理学想围绕前人思想提一些、完善一些、追根一些、发展一些较体系的理论，却反而不受人待见，难以指导实践。以致王守仁虽然也不敢说圣人理论有何问题，但把矛盾重点引归至内心的领悟，谓之“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言下之意就是反正俺心里怎么理解的你也不知道，总不能说我错，也不能因为我违背主流儒教而批判我。
所以我个人认为，宋明理学是儒教在中国社会中发展演变的一种必然（它当然属于儒教的思想体系）——即有封建王朝政治的需要、也不能忽视它本身发展过程中的缺憾，即理论体系的一种初期性阶段成果被无限夸大了，不能反思，导致后人想发展也难为。它的曲解和问题也是必然。它的错误不能反证早期儒教思想就是全对，恰恰相反它告诉我们迷信前人，否认发展，认为“老祖宗的东西就是好”且“越老越好”，最好推至神话时代——这样的意识有多么的可怕。
以上就是我对该问题的拙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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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既是儒学，也是佛道儒三家思想的融和，其实经过那么多朝代的发展，宋明时期的儒学本身就与最初儒家的很多不一样了，统治者为了统治思想，已修改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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