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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欧阳修为什么能够成为文坛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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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北宋时期，欧阳修领导诗文革新运动走向彻底胜利。这奠定了其作为北宋时期文坛领袖的地位。
欧阳修，（1007一1072），庐陵人（今江西吉安），四岁丧父，家境寒微，其母曾以草画地教他读书习字。24岁举进士，官至枢密使、参知政事。欧阳修为人性格刚毅，直言敢谏，善荐贤能，关心人民疾苦；为政主张“宽简”，轻赋税，除积弊。
欧阳修才能出众，积极从事文学理论、史学经学、金石考据等多方面研究和著述，均有重要贡献。他的散文、诗、词，都很有特色，取得了显著成就，他引导着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及新古文运动走向圆满胜利，为世人景慕。
欧阳修是北宋卓越的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传世著作有《欧阳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还有《新唐书》、《新五代史》等著述。欧阳修不愧是北宋文坛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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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天下翕然师尊之”(苏轼《居士集叙》)。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其中，苏轼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一代文风。
北宋以及南宋后很多文人学者都很称赞他的散文的平易风格。他的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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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能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走向彻底胜利的根本性原因，乃是他所生活的现实社会客观地要求改革弊政的时代潮流所促成。仁宗景右三年（1036），当时在朝任馆阁校勘的欧阳修，因支持范仲淹的《百官图》所提出的革除官吏升迁弊端的意见，更由于他写了《与高司谏书》得罪了守旧派台吏，随着范仲淹被贬谪到饶州（今江西省波阳县），也被逐出朝廷，贬为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县令。以后，又调乾德（今湖北省光化县）作县令，接着又调滑州（今河南省滑县）作判官。历时四年多，才于康定元年（1040）回到京师，官复原职。欧阳修在这几年的贬谪生活中，对社会下层的一些情况较为了解，看到由于赋税的背重急切和大地主兼并挥霍的加剧，农民已越来越贫困。他同情人民，反对朝廷的横征暴敛和大地主、大官僚的肆意挥霍，又上书极陈弊事，但朝廷却不予理睬。
庆历年间，范仲淹也返回京师，并出任参知政事。庆历三年（1043）八月，范仲淹写了“条陈十事”，建议采取各种改革措施。这时，欧阳修已升为知制诰，他配合范仲淹的条陈，补充提出了不少革新项目，其中就有改革科考中声病偶切的陋习的倡议，这也就是他自觉地遥承唐代韩愈、柳宗元推行的古文运动以变革当时场屋盛行的四六时文的想法的具体化。范仲淹的条陈及欧阳修的建议，一度曾为仁宗采纳，著为诏令，颁行全国。这就是史书所称的“庆历新政”。后来因“新政”为守旧派如夏速、王拱辰等所阻挠，终于失败。虽然“新政”失败了，欧阳修也屡遭贬，可他却以自己的文名和声望，顺应时代朝流，继续推动古文运动的开展，促进北宋诗文不断革新，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欧阳修能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走向胜利，除根本性的时代原因之外，自然也是他个人主观努力和长期坚持战斗的结果。其表现为：首先，从理论上为诗文革新运动作了精深的探讨和阐述。欧阳修坚持了韩愈关于“文”、“道”关系的基本观点，但又作了新的发展。对于“道”即文学作品的内容，他是十分看重的，认为它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他说：“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又说：“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矣，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虽然他主张“文”以明“道”，他的道”也认为应从“师经”而得，但更认为要有现实内容，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主张文以致用，反对“舍近取远。”（《与张秀才第二书》）
这样，就使文学创作紧密地同现实人生、社会时事结合了起来，而不是某种抽象的哲租或道德观念简单的宣传工具。“道”对“文”（即作品内容对其形式）虽然具有决定性作用，然而“文”即作品的形式，也有相当独立性。他指出古代有“道”的人，“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皆能言之士哉！”（《送徐无党南归序》）可见一个人要写好文章，除了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之外，没有一定的文学艺术修养和语言表现能力，是不可能的。正因此，欧阳修对梅尧臣有关诗歌的内容与形式应相适应、相统一的一段话，是极为推重的，他特地在《六一诗话》中引了出来：“诗家虽主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就“文”而言，欧阳修又提倡平易自然的文风，力戒矜奇猎异。
这些议论，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指明正确的方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次，有目的地为诗文革新运动组成了一个坚强壮大的队伍。他对同辈的政治革新家以及提倡古文、反对晚唐五代华靡文风的进步作家，如范仲淹、梅尧臣、苏舜钦、尹沫、苏洵等，诚垦地结为至交，甚至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宝贵的诗文创作经验（如向尹洙学文，向梅尧臣学诗），或者代他们延誉（如写《荐布衣苏洵状》）。这样，就将大家团结起来了，成为推动诗文革新的中坚力量。对于在诗文革新运动初露才华的新秀，如曾巩、苏轼、苏辙、王安石等，则大力奖励和荐拔。这样，诗文革新运动就后继有人了，使之取得彻底胜利便有了可靠保证。他尝感“平生所怀，有所未毕。”显然，他是自觉地把取得诗文革新运动彻底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新的一代人物身上的。
所以每当他发现新的人才，他便无比高兴。王安石第一次登门拜访欧阳修时，他竟以翰林学士的身分，倒展而出，热情相迎。不久，他赠给王安石的诗说：“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樽酒（何）留连！”（《赠王介甫》）嘉右贡举中，欧阳修录取苏轼之后，接着又读到苏轼《上梅直讲书》，他激动地写信给梅尧臣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与梅圣俞》）所谓“避路”，就是尽力避免以自己较高的才能和地位妨碍新人的发展，为他人让路。看来，欧阳修当发现人才时，不仅欣喜若狂，更有意识地为着他们的成长创造着条件，甚至不惜压抑自己。由于欧阳修的帮助和爱护，苏轼后来誉满天下，继欧阳修之后成了当代文坛领袖，终于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推向全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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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是北宋中叶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伟大的文学家。其一生以唐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为遗志，高举文化改革的大旗，变革了晚唐直至宋初的浮靡文风，为后来的文学发展开辟了正确的道路。
欧阳修作为北宋当时最著名的文人，不仅在经学、散文、诗词、理论、史学等各方面造诣不凡。更是在长达四十余年的文学活动中，以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旗帜的身份，变革维新，泽及后世，在文学上树立了一座丰碑，其影响远超他所处的时代 。
欧阳修能成为文坛领袖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欧阳修具有卓越的文学成就。
其本人数十年的文学活动不仅在诗、词创作上，更是在古文创作一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创造出一种内容充实，且简 明洁净的新的散文样式，这种散文继承了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人创作的优良传统，以一种平易自然的面目出现，引发当时文士竞相效仿。此外 ， 欧阳修除文学外 ， 也在经学、史学、目录学、考古学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建树。
欧阳修具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卓越的政治才干。
欧阳修在政治上极有抱负 ， 他经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面对日趋腐朽的政治局面，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当此危难关头， 欧阳修站在庆厉新政一边，力主革新政治，提出一些列改革主张，得到了当时很大一部分人的赞同。
欧阳修具有强大的人格力量，极具个人魅力 。
欧阳修在政治上锐意革新，仗义执言。 为此不止一次遭到贬黜。面对政治的迫害，其不患得失，不计荣辱，持节自守的风范，不惊不躁的气 度，吸引并折服了一大批士人。欧阳修非常喜欢提携后进，发掘人才，苏辙曾有 “ 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 ” 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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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1007一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唐五代以来。文章内容空洞，风格浮艳艰涩。欧阳修与尹洙等人，反对当时风尚，提倡平实朴素的散文。古文运动渐次展开，经过30多年。宋史说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苏洵父子，梅尧臣，苏舜卿，王安石曾巩，都是在他的直接或间接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他有这样的群众基础，才成为古文运动的领袖。除去散文，他在诗，词，史传，文学批评（六一诗话）各方面都有成就。散文名篇，有”朋党论”，”与高司谏书”，”泷岗阡表”，”醉翁亭记””秋声赋”等等。
“石林诗话”：欧阳文忠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言多平易晓畅。
戏答元珍
春风曾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桔，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燕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他的词一改”庄重”的面孔，表现了风流蕴籍的情调。
踏莎行
候館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曫。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流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欧阳修的文学成就，使他成为北宋当然的文坛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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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欧阳修对有真才实学的后生极尽赞美，竭力推荐，使一大批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名垂后世，堪称千古伯乐。不但包括苏轼、苏辙、曾巩等文坛巨匠，还包括张载、程颢、吕大钧等旷世大儒的出名与欧阳的学识、眼光和胸怀密不可分。他一生桃李满天下，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都得到过他的激赏与推荐。“唐宋八大家”，宋代五人均出自他的门下，而且都是以布衣之身被他相中、提携而名扬天下。
2.欧阳修对文与道的关系持有新的观点。首先，欧阳修认为儒家之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其次，欧阳修文道并重。?此外，他还认为文具有独立的性质。?这种文道并重的思想有两重意义：一是把文学看得与道同样重要，二是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这无疑大大地提高了文学的地位。
3.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他曾参与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编《集古录》，有《欧阳文忠集》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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