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提问:
大泽乡起义,陈胜是登封人,吴广是太康人,押解官是登封人,去守密云边疆,怎么会拐到宿州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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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必有对手,否则难以成史;书写历史必有参照,否则难以下笔。即使没有秦末的动荡,贵族仍然世袭,如项羽这般具有强大势力的贵族家庭,刘邦没有对手能当上皇帝?就有可能永远只是个亭长;如周文王、周武王,没有商纣王的衬托,也就不会受人那么的敬仰。
但是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却把这一切给颠覆了。公元前209年,秦朝廷征发闾左的贫苦农民九百人,去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戍边,途中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州南)为连日的大雨所阻,七月汛期、霪雨霏霏,不能如期到达密云。按照秦朝律法,戍卒徭役不按期报到,就要被斩首。情急之下的陈胜、吴广以及赵泽宁,干脆领导起戍卒杀死押解的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军吏,发动兵变。吴广沿黄河向西进攻荥阳,以打开通往咸阳的大道;宋留取道南阳扣武关,分散关中的兵力,策应吴广主力;周文进攻关中,直取咸阳。张耳攻赵,周市攻魏;邓宗取九江,召平取广陵,予以配合。
诈以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之名,登高的这么一呼,各地纷纷举起反秦的义旗,秦嘉、朱鸡石于淮北,项梁、项羽于吴县,连个不起眼的刘邦也跟在陈胜的后边,集合了一帮兄弟,加入了时代的大潮,很快形成了以陈胜为中心的全国性的战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为坛而盟,祭以尉首。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就此拉开。陈胜阳城(今河南登封)人,曾为人佣耕,从小就对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怀有强烈的仇恨,具有燕子麻雀这类小鸟怎么能理解大雁天鹅的远大志向;吴广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贫苦农民出身。只是因为陈胜得势后的高傲自大,远贤亲佞、不辨奸恶的阶级层局限性,加上秦将章邯率军的镇压而失败。
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鼓舞了千百万劳苦人民起来反抗秦王朝残暴的统治,也为后来项羽和刘邦灭秦创造了有利条件。如今,当年陈胜垒土筑台用作练兵的涉故台,以及农民起义遗址、雪花公主墓、鱼骨堆、篝火狐鸣处、鱼腹湾等仍然风骨犹存在安徽宿州的大泽乡镇。
失败后的陈胜便经下城父(今安徽亳州)向东退却,至阳城一带,被庄贾杀死。有人不竟要问,陈胜当年为什么不直接往东北去密云西南,反而舍近求远、往东南走,拐到曾是芦苇丛生、野草遍地的地势低洼的一片荒原泥沼的泽国水乡宿州南?如果是道路不通,那秦始皇去泰山封禅,为何能从咸阳经山西、河北直通山东的驿道?据《江南通志》记载,阳城在宿州南,陈胜生此。《宿州志》中说,宿为泗水郡,近于蕲县,为阳城、庸城、大泽乡。司马迁说,九百人屯大泽乡。是否可能大泽乡是陈胜等九百戍卒被征召的集合地?毕竟登封、太康距宿州不远,宿州附近又是黄河、淮河、泗水的交汇处,从西向东,戍卒途中不断加入,沿走水路方便。
或者说,生于宿州南的陈胜是事先精心策划过的,这些出身于楚地的农民,苦秦已久矣,而闾左,就是复除之人,即是身罹亡命之罪而被谪戍。但是,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陈胜本人,我们还没有谁能跳出司马迁的史学传统,那种没有爱恨语言的爱恨,给了读者以独立思考的空间;我们只能根据一些资料,去不断的解释、解释、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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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泽乡不唯一,中国上下五千年,时代在变,地名也在变。当时水利设施差,到处是水网稻田地,湿地遍布,大泽乡是一个大泽周边村落集合体,不是现在基层行政单位“乡”,全国中东部每个郡县都有好多,所以叫大泽乡的地方太多了,就像现在的大河乡或X河村之类的,不是唯一的,黄河经常改道,每改道一次,就造出无数个“大泽乡”,作者把它固化为安徽某地,整个都有点不好玩了。如“郑国”,原来在河南陕西交界,后来在今天郑州附近;如“亳”地,曾为商朝国都,最先在河南商丘附近,现在安徽亳州,差老远了;再如“应天”,早在河南商丘,后改到江苏南京,远不远啊?直到现在,汉江还有两条,一个是长江支流,一个在大韩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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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以往读到陈胜、吴广起义这段之时,总会有这么一个错觉:
那就是陈胜、吴广被征召去渔阳戍边之时,是顺道途径大泽乡之时,杀官造反的。
相信不少小伙伴们在上学之时,也是觉得大泽乡这个地方,应该是在陈胜、吴广老家到渔阳这个地方,中间的一个位置。
然而,当我们仔细查看地图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么一个问题:
大泽乡这个地方,并不是陈胜吴广所去渔阳的必经之地。
一个东南方向的大圈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
《史记》当中对于陈胜、吴广的籍贯,记载得很清楚。陈胜是阳城人,吴广为阳夏人,据考证,这两个地方如今分别在河南登封县和太康县境内。
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適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
众人被征召派遣前去的地方——渔阳,是在当今北京东北部的怀柔、密云一带,而鉴于当时匈奴活动区域,以及秦军的防御部署,这些人到了渔阳之后,应该会部署在更被的燕山口之外。
那么大泽乡在哪儿呢?
按照《中国百科大辞典》中的注释:
中国古地名,在今安徽宿州市东南刘村集。秦末陈涉、吴广起义于此。当地有故台遗址,相传为起义军向群众宣传的地方,后人在此建有祠庙,以作纪念。
咱们将陈胜、吴广的籍贯所在地、前去戍边的目的地,以及大泽乡的地理位置在地图上标注之后,便不难发现,这里面的问题。
按照常理,陈胜、吴广等人,前去渔阳的路线,应该是直趋东北方向。
然而,他们的起义地点,却在距离阳城、阳夏数百里之外的大泽乡,地图上的路线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这帮人刚开始并没有前去东北渔阳,而是按照先向东南走数百里,然后再折返向北而行。
这种路线,用南辕北辙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
那么,为何会有这么悖逆常理的事情发生呢?
逃亡说
后世的一些史学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于是便提出了“逃亡说”。
也就是说,陈胜、吴广他们虽然是阳城、阳夏人,但他们当时是逃亡到南面的逃亡人员,因此符合“闾左”范畴之内,因此被征发前去北部戍边。
这样解释的话,从大泽乡南面来,向北路过大泽乡,比较符合逻辑。
也是主流观点的意思。
其次,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陈胜、吴广等人之所以会去大泽乡,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此番谪戍行动,是从多个郡县征调的。
集合点
从陈胜、吴广等人并不是一个县城就能看出,他们是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大泽乡这个地方的。
同时,陈胜、吴广起义之时,先后杀了三尉,也能看出,看押他们的军官们,也不是来自一个地方的。
尉剑挺,广起,夺而杀尉。陈胜佐之,并杀两尉。
因为,在秦朝时期,县制一般一县只有一尉,即便是大县也才两尉。陈胜、吴广等人连杀三尉,就使得“逃亡说”有些难以站住脚了。
既然戍卒们、押送人员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那就可以推断,当时的大泽乡很可能是一个中转、汇集的地方。
“九百人屯大泽乡”,这里的“屯”字就很能说明情况,当时人们是从多个郡县征发,汇集到这里,统一去渔阳之地的。
如此来看的话,便不难理解,为啥陈胜、吴广起义之时,非要去东南绕一个大圈了。
亲爱的小伙伴们,您更倾向于哪个观点呢?不妨在下面留言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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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安徽的,距离宿州很近,陈胜揭竿而起的大泽乡当属现宿州市大泽乡无疑,在古蕲县的附近,他们起义的路线从西北方向折转到陈地即淮阳并在淮阳建立张楚政权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不认为陈胜是大泽乡附近的人,应该是河南驻马店附近的人,他们一直向东而没有向东北渔阳方向行进,可能是迷失了道路,也可能是要与在安徽北部征招的戍卒汇集而行,或者秦时的驿道决定的。历史上的阳城可能存在多处,有争议是能够理解,但不能赞同赵老师的推测,否则无法解释陈胜与吴广的关系和赵高诋毁李斯时说其与盗贼傍县的话,那时正是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的时刻,赵高之言应该不是牵强附会和空穴来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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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广是太康人,陈胜是商水人,当年秦始皇大儿子扶苏,就驻扎在商水苏庄乡扶苏寺村。秦始皇修长城的时候,需要大批人力,秦扶苏就在当地号召大批民工集合,去秦皇岛山海关附近修筑长城,陈胜吴广为领队,出发地就是商水县。当年到达安徽宿州大泽乡,因为阴雨连绵,无法按时间到达目的地,如果逾期不到,是要杀头的。陈胜吴广带头发动民工起义,也就是有名的大泽乡起义。现在商水县苏庄乡的这个村就是扶苏寺,还有扶苏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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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川阳城说又称登封阳城说。其说是三国史学家韦昭首先提出的。他在为《汉书·陈胜传》作注时,指出阳城属颍川郡。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里为陈涉阳城人作注时明确指出:“即河南阳城县也。”宋代史学家胡三省在《资治通鉴》陈胜阳城人下注:“《史记正义》曰即河南阳城县。《班志》:属颍川郡。”明嘉靖《登封县志》纂修者亦把陈胜作为本县人立传入先哲志。传云:“陈胜,少与人耕……秦二世元年,乃立为楚王,都于陈。”清人顺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及齐召南《官本汉书考证》皆主其说。
这个阳城,在战国、秦、汉为县。古本《竹书纪年》载:“禹居阳城。”《世本居篇》:“禹都阳城。”韦昭注:“夏都阳城,嵩山在焉。”它的具体位置,前人也有过详实的考证。唐地理学家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河南府载:告成县,“本汉阳城县,属颍川郡,因阳城山为名。后魏置阳城郡……万岁登封元年,则天因封中岳,改名告成。”1971年在河南新郑城关白庙范村北出土的战国铜器铭文上有阳城地名,说明韩国在此设立有县令。汉代《嵩岳少室阙铭》上有:“郡阳城县。”说明汉时阳城仍为县。此阳城的今地在河南登封市告成镇。这是确定此阳城为陈胜籍里的主要依据。这一说法,为近人所采纳,并且写进新编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对此说提出疑义。就其提出否定的理由来看,主要有三条:其一,这个阳城,属颍川郡,不属楚国。与陈胜楚人的记载不相符合。其二,这个阳城不是上蔡之旁县。所谓颍川郡之阳城,地在今登封县告城。杜佑《通典》载:“河南府告成县,汉阳城旧县,因阳城山为名。武太后土封中岳,故改曰告成。”它位于上蔡县之西部,二县相距不下三百余里,相隔郾县、定陵、襄城、颍阳、阳翟五县。其三,这个阳城属颍川郡,位于洛阳南部,且邻近洛阳。当时经由洛阳北上的交通干线已经开通。作为颍川郡的戌卒北上渔阳戌边,在行程上理应经过洛阳北上,不必要先南行,再而东,经过泗州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州西寺坡乡刘村集),特别是在时间相当紧迫的情况下,作出绕上这么大的一个弯的选择,不合情理。
这些质疑,应当说是有分析的。然而,这些质疑,尚构不成否定陈胜籍贯阳城是在河南登封境内的证据。其所以如此,就在于这些质疑本身与结论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为了辨明是非,兹作如下剖析:
所谓登封之阳城从未归属于楚国,这是否定陈胜是登封阳城人的主要依据。实际上,这个阳城所在地的归属,在春秋战国时期,几经变化。在一些史籍中,记其沿革时,包括专门言及登封沿革的专著,亦多是言其梗概。明人傅梅所撰《嵩书》是一部专门记载登封沿革的专著。书中载:中岳嵩山 ,“夏为王畿,周为东都近地。平王东迁郑取之,乃属郑。战国灭韩,郑遂属韩。秦属三川郡。前汉为颍阳、阳城、嵩高三县,俱属颍川郡。后汉因之。省嵩高入阳城。三国属魏。晋为阳城县,属河南郡。西魏为阳城、颍阳、堙阳、康成县,属阳城郡。东魏为颍阳、堙阳县,属中川郡。后周为嵩阳县,属河南郡。隋为嵩阳、阳城县,属河南郡。”登封元年,将封嵩山,更名嵩阳为登封县,阳城为告成县。又谓:“告成镇,在登封县东三十里,即古阳城县旧治。至唐武后因封禅同岳,始改名告成镇。告成者,告成功也。”
然而,仔细查核,此阳城所在地,在战国末年,一度确为楚国所据有。《史记·韩世家》谓宣惠王十七年,秦拔我阳城负黍。《史记·楚世家》载:“悼王九年,伐韩取负黍。”这两条记载,明确说明楚国占据了负黍。负黍地在何处?《太平御览》载:“《郡国志》云:少室山,一名黍室山。负黍城在南,故因山以名城也。”《读史方舆纪要》载:“负黍聚,在故阳城县西南二十七里。世谓之黄城。”刘文祺《楚汉诸侯疆域志》颍川郡载:项羽所王九郡之一的颍川郡内实十县:阳翟、颍阳、定陵、长社、襄城、郏、颍阴、宗高、父城、阳城。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亦载:颍川郡,“当云故秦郡。楚汉之际为韩国,仍属楚国。高帝二年十一月,复为韩国,属汉。六年为郡。十一年属淮阳国,见《本纪》。”以上诸记,清楚说明在秦汉之际,阳城县为颍川郡之属县,而颍川郡一度为楚国所有,是证楚国在一个时期内确实据有这个阳城县地。既然如此,说这个阳城曾隶属于楚,称这里的人是楚民,称阳城人陈胜起义者为楚盗,也不能说毫无根据。
所谓取道大泽乡北行与登封阳城人相矛盾,是否定登封阳城人说的又一论据。如上所述,这个问题的提出,忽视了陈胜和吴广当时的地位和身份,他们二人是带领戌卒北上赴渔阳的屯长,而非一般戌卒。屯长地位虽然不高,可也属于朝廷命官。陈胜是阳城人,吴广是阳夏人,作为屯长,本人不在本地任职,也是正常现象。他们带领戌卒前往渔阳,途经蕲县大泽乡,是奉命行事的,不是自己任意选择的行军路线。这与他原籍在什么地方,并无直接关系。他们在执行公务过程中,率众举义,与其籍贯所在地,同样也没有因果关系。
所谓登封阳城距李斯家居的上蔡较远,这则是事实。的确,将登封阳城的陈胜说成是上蔡人李斯的旁县,是不符合情理的。然而,细心思考史籍中所载赵高所说的这一段话,大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味道。他把秦末农民起义军的兴起和顺利进军,与李斯的故乡相联系,与李斯的儿子李由任三川太守相联系,甚至说“高闻其文书往来”。可见所说陈胜等是李斯旁县之子,也并非是据实而言的,只不过是为了加重李斯的罪名而己。因此,以此来否定陈胜籍贯阳城是在登封境内,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至于说《史记》所载陈胜阳城人的阳城是乡而不是县,这一说法本身就没有史证,只是一种臆想。史家治史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忠于史实,在地名使有上,通常是依据当时的行政区划,人物籍贯多用县称,如果书之以县以下的乡里,往往要给予说明。司马迁说陈胜是阳城人,显然指的是县。所言阳城人邓说,同样也指的是阳城县,而且是与陈胜籍贯所在地的阳城是同一地区。将这个阳城说成是乡,并且说是司马迁的本义,并且作为否定颍川阳城说的依据,也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基于这些原因,尽管自三国以来,有关陈胜籍贯出现不同的说法,特别是其说为注释《史记》的名家唐代历史学家司马贞所否认,也确有一些问题由于材料所限,比如陈胜在何地任屯长,带领戌卒北上渔阳,从何地出发,于今尚无法作出清楚的说明。不过,从总的来看,此颍川阳城即登封阳城说,与其他诸说相比,可信性还是较大的。究竟原因,就在于这个阳城在战国秦汉是一个县,而且是为人们所注意的一个县。司马迁在为陈胜写传时说他是阳城人,在当时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以上全文引自王兴亚、马怀云著《河南历史名人籍里研究》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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