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集序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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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亭集序与滕王阁序及赤壁赋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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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上元二年九月的一天,当天才诗人王勃在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兼具的滕王阁宴集中“极娱游于暇日”的时候,却忽然间“兴尽悲来”……于是有了千古名文《滕王阁序》;宋元丰五年的一个月圆之夜,一代文豪苏轼驾一叶扁舟,游于赤壁之下,当他在飘然若举、遗世忘情的快意中禁不住“扣舷而歌”的时候,那“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箫声却使他愀然动容、悲从中来……于是有了旷世杰作《前赤壁赋》。笔者以为,“悲情”正是解读两篇名作的关键之所在。因而,对这两篇作品中的“悲情”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比较,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两篇杰作思想内涵的认识。 一、“悲情”的触发――即景生情、由乐而悲 在“悲情”的触发上,两篇文章是相近的,概括而言,可以说都是“即景生情、由乐而悲”。 《滕王阁序》在盛赞洪州的地势雄伟、人才杰出和宴会的盛况之后,即展开了对滕王阁周围景致的描绘……那浓淡相间、有声有色的画面,那开阔而深邃的意境,连同“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千古名句,早已成为文学史上传诵不衰的写景文字。壮美迷人的清秋美景,响遏白云的丝竹之声,更有四方才俊、济济一堂,可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贤主、嘉宾一应俱全,文人才俊们在此恣意畅游、挥毫逞才,尽享人生之乐。然而,无论是美景轻歌还是清酒良宴竟都没能够使我们年轻的诗人忘怀于悲情,这悲情来得是这样突然,似乎是在猝不及防之中:刚刚还是“穷睇眄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却突然发出“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的浩叹。 《前赤壁赋》在开头交代了夜游的时间、地点、人物之后,作者捕捉住眼前最富有特征的清风、明月、江水等自然景物,挥洒自如地描绘了一幅秋江月夜泛舟图。秋月皎皎、江天一色,在这清幽静谧、广阔无垠的苍茫夜色中,任小舟随波飘然而逝。此刻,作者仿佛已完全忘却了仕途的坎坷、贬谪的遭际以及一切世间的烦扰,遗世独立、飘然欲仙,仿佛真的要“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了。加之以美酒助兴,欣悦之情愈加勃发,以至“扣舷而歌”。然而,那悲戚的箫声的传入使作者不能不受到感染,而终于使他由乐转悲。 乐与悲本是两种完全相反的情感,但这种由乐而悲、乐极生悲的情形却颇具普遍性:在歌舞良宴的欢娱中会产生悲情:“然乐极则哀集,至盈必有亏,故曲终则叹发,宴罢则心悲也”(《抱朴子?内篇?畅玄》);在山水游赏的欣悦中也可以产生悲情:“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庄子?知北游》),传世名作《兰亭集序》不也是王羲之在“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之际的悲慨之作吗?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人情乐极生悲,自属寻常”,“转乐成悲,古来惯道”(钱钟书《管锥编》)。 二、悲情的内涵 尽管有着时代背景、作者身世经历、思想观念诸方面的不同,但是,若深入挖掘两篇名作中造成作者悲情的内在缘由,我们会发现,两篇名作中悲情之内涵都是由这样两个基本的方面构成的: 其一,仕途坎坷、不遇于时的悲慨 先来看《滕王阁序》。王勃少年时便显露出卓异的才华,六岁便能诗善文,十五岁时上书右相刘翔道,指陈国事,还不满十六岁就做了沛王府修撰。然而这样一位少年天才却过早地遭遇了人生的挫折。当时皇宫里流行斗鸡的游戏,正担任沛王府修撰的王勃出于捧场添乐的动机,为沛王作了一篇《檄英王鸡》助兴。这篇游戏性的文字却惹怒了高宗,认为这是有意挑拨皇子之间的关系,于是将王勃逐出沛王府。对于年仅十九岁的王勃来说,这次打击来得实在是太突然,简直就像上天在猝不及防中给他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出身于世代通儒之家、有着怀珠抱玉之才的天才诗人本有着高远的政治抱负,可在他还未来得及一展鸿图的时候,就不幸过早地折断了飞翔的羽翼。王勃被迫离开京城,在巴蜀漂泊几年之后,才再度出仕。可万没想到,一个更大的打击又接踵而至:因私藏罪奴之事,王勃大祸临头,被处以死刑。恰巧赶上此年八月大赦,王勃才得以免刑。而父亲却因此事所牵连,被派往南方偏远的交趾任职。王勃正是在远赴交趾探望父亲的途中经过洪府写下的《滕王阁序》。了解了王勃这样的坎坷经历,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那四美兼具的欢娱的宴会中,诗人会发出个人身世的深沉慨叹:“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遭遇了这样的生死大劫、人生重创后,似乎再美好的山水、再盛大的宴集也难以让自己忘怀心中的创痛,所激起的只能是长安日远、客留他乡的漂泊之感,一种“热闹是别人的,我什么也没有”的凄怆。更让诗人感慨的是,“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自己的不遇又何尝不是“坎坷于唐尧之朝,憔悴于圣明之代”(《夏日诸公见访诗序》)?――个人的不遇既不能归咎于时代的浑浊、君主的昏聩,那叵测而诡秘的命运又该让人如何把握? 在《前赤壁赋》中,诱发作者悲情的直接缘由似乎是“客”之箫声的吹奏。然而,由于作者采用的主客问答的形式是辞赋的常见写法,因而这里的“客”我们完全可以看作是作者曾有过的消极悲观思想的代言者。既然如此,那么作者情绪上的由乐转悲其实并非由于什么外在的诱因(客之箫声的吹奏),而是作者感情发展的一个自然流程,是作者自身思想情感的一个真实的发展阶段。那么,这种悲情究竟因何而生呢? 尽管作者在这篇作品中并未直接抒发自己贬谪的抑郁之情,但了解苏轼生平的读者们自然不难读出,这悲情首先是源于作者政治上的失意。你看,在“饮酒乐甚”之际,无意识中唱出的歌词竟也是“渺渺兮余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自屈原以来,文人骚客在诗章中以男女喻君臣就已成为一种屡见不鲜的传统,因而这里的“美人”显然可以看作是暗喻宋神宗。苏轼青年时代就有平治天下的远大抱负:“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他曾积极上书,力劝皇帝改革弊政、励精图治。然而,因与新党持不同政见,他的诸种建议都未能为神宗采纳,苏轼只好自请外放。元丰二年,正在湖州任上的苏轼以作诗毁谤新法的罪名被捕入狱,在狱中他自度必死,甚至写下了《狱中寄子由》这样近乎遗书的作品。由于一些元老重臣的积极营救,苏轼才幸免于难。乌台诗案事件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史,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重大的挫折。“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贬居偏远的黄州,苏轼在内心深处仍抱着得到帝王重用、一展政治抱负的期望。在这里,作者的悲情实与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所表达的“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的思想感情并无二致。 在下文中,作者借“客”之口解释说,悲情之产生乃是因为“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不论是像曹操那样的“一世之雄”,还是像你我这样渺小如“沧海一粟”的凡夫俗子,都必然会消逝在历史的烟云中,永恒的只有天上的明月、面前的江水。然而,“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正因为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正因为肉体必然会腐朽,人们才越发去执著地追求“不朽”的生命价值。儒家对“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的追求正是这种生命价值观的体现。作者在《前赤壁赋》中说到的是曹操,在同一时期作于黄州的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苏轼反复说到的则是少年英雄周郎。曹操与周瑜,一个是“酾酒临江,横槊赋诗”,一个是潇洒倜傥、谈笑破敌;一个是幽燕老将,气韵沉雄,一个是少年英雄,意气风发。他们虽早已作古,但他们所成就的英雄伟业却彪炳史册;而自己如今已年过不惑,却素志难伸、无所作为。抚今追昔,怎能不让人有年华虚掷、壮志难酬之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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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点:1、题材不同:《滕王阁序》和《兰亭集序》属于宴会上诗文总序,记录宴会场景,劝大家写诗作赋,而《赤壁赋》是游览山水得到的体验和感悟。2、描写的季节和景物不同:《滕王阁序》写秋天,《前赤壁赋》写的是秋天,《后赤壁赋》写的是冬天,而《兰亭集序》则是写暮春。3、体裁不同:《滕王阁序》和《兰亭集序》是序文,且《滕王阁序》是骈文,《兰亭集序》是散文,而《赤壁赋》则是赋体。二、相同点:1、成就:三者都是古文名篇,有着极高的艺术成就。2、哲理性:三篇文章都在写景叙事抒情之余表达了自己的人生感悟,富有哲理,给人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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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王阁序》与《兰亭集序》比较阅读 类型:高二教案 加入时间:2006年3月1日19:12 比较视点一:写美景,写乐事 同:乐在山水,乐在盛会。 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极写山水之美,宴会之乐。 滕王阁上的聚会,既有长辈如阎公者,又有童子如“我”者,胜友如云,高朋满座。宴会之盛,好比当年睢园竹林之聚,文采风流,可比曹植谢灵运。良辰美景之中,有贤主,有嘉宾,有文人,有武士,难怪作者深深感叹:“四美具,二难并。”人生难逢的快慰之事都让作者享受到了。因此,他不断的感叹:“童子何知,躬逢胜饯”,“今兹捧袂,喜托龙门”,“幸承恩于伟饯”,“奏流水以何惭”。 兰亭集会,是在山水明丽的会稽山阴,作者用简约的笔墨描写出集会时的情景:远有崇山峻岭,近有茂林修竹,天高地远,清风习习。群贤毕至,又为这青山绿水平添了几分高雅。他们来这里不是狂饮大嚼,不是猜拳行令,而是在曲水中漂起酒杯,流到谁的前面,谁就取来饮酒,“一觞一咏,畅叙幽情”,简洁的笔触,写尽了兰亭集会的流风雅韵。 异:两种境界,各臻其善。 《滕王阁序》用墨如泼,写出人间万千气象。 王勃笔下,景物的境界是阔大的。登高望远,“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作者不但写眼前景,而且通过想像,将整个洪都大地都收拢于自己的视野之内:襟三江,带五湖,控蛮荆,引瓯越。作者笔下的色彩是浓艳的,山是“层峦耸翠”,阁是“流丹溢彩”,抬望眼,落霞绚烂,碧水澄澈,铺锦列绣,文采斐然。 《兰亭集序》笔调清新,有世外桃源之风。 王羲之描写兰亭周围的山水,用的是近乎白描的手法。他写到山岭树木,写到流水天气。每种景物只用一字修饰,山是“崇”,岭是“峻”,林“茂”而竹“修”,流“清”而湍“激”,真是做到了“字不得减”。虽是简笔,却让我们产生了丰富的联想:兰亭旁,该是群山环抱,曲水弯绕,楼台亭阁,错落有致,仿佛世外桃源。 比较视点二:悲时运,感人生 同:乐极而悲甚。 王勃由宇宙之大想到人生渺小,由毕至的群贤想到自己“三尺微命,一介书生”。虽“有怀投笔”,却“无路请缨”,于是,文章也由热情洋溢转为扼腕浩叹,“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并由“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而自伤身世。 王羲之由“快然自足”的“曾不知老之将至”,想到人生短暂,“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再自足的幸福终要破灭,再旺盛的生命终要走向死亡。正因为生活美好,才引起诗人对生命的留恋。 异:同途而殊归。 王勃在文中把悲势蓄得很足,但是,他毕竟从悲中走将出来了。他认为贾谊被贬,非无圣主;梁鸿被逐,非乏明时。那么可以推想,王勃对自己的不得重用,是有一种“端坐耻圣明”的感慨,是想奋发有为的。于是,又乐观旷达地唱出:“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就让我们从原先的压抑当中感受到了振奋。 王羲之悲的是人生苦短,在文章中,他始终没有走出悲的境地。由“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引起“岂不痛哉”开始,到“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而发出的“悲夫”结束,自始至终处于一种难以抑制的悲哀之中。 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呢?知人论世,让我们从如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虽然对于《滕王阁序》的写作时间历来有多种说法,但不管怎样,都不能否认王勃写作此文时还是年轻气盛。因此,他在文中抒发的悲情,未必真的是他自己的悲愁,他真的到了“老当益壮”之年吗?非也。所以,在写过悲情以后很自然地转入写豪语。另外,王勃生活的年代正值唐朝初年,社会安定,国势昌盛,在那个泱泱大国,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王勃还是很有信心有所作为的,这可能是王勃最终走出情感低谷的时代根源。 而王羲之写作本文时,已经历了宦海的沉浮,看透了皇帝和大臣们不顾亡国之危而苟且偷生的本质。因感到报国无门,便愤然回到家乡会稽任职,不久,又辞官退隐。可以说,他是参透了世事的。因此,他的这种悲叹也可能是对世事的失望。再者,作者身处东晋那个乱世,苟活于乱世的人,多有种世纪末的悲哀。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王羲之摆脱不了的悲,既是个人的身世之感,更是对社会动荡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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