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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后世的乐府诗《梁甫吟》中写道：“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这里的“二桃杀三士”指的是春秋时期发生在齐国的一件奇谋，齐国国相晏婴仅用区区两颗桃子就除掉了三位勇士，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四两拨千斤”，什么叫“杀人于无形”。
既然用桃子就能杀人，那必然是智取而不是强攻。事实上，晏婴之所以能顺利实施此计谋正是利用了人性的复杂，他将三位勇士心中的攀比、妒忌、羞耻、自省完全释放出来，最终取得了奇效。
“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最早记载于《晏子春秋》。《晏子春秋》是专门记录齐国政治家晏婴言行的一部历史典籍，和一般的史书不同，《晏子春秋》是由史料和民间传说汇编而成的。也就是说，《晏子春秋》中记载的故事很有可能经过了删减和加工，是带有一些作者主观色彩的。
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的齐国，当时的齐国国君是齐景公，而晏婴正是辅佐齐景公的国相。齐国当时有三位勇士，分别为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此三人居功自傲、恃宠而骄，甚至在国君面前都举止轻慢，更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晏婴作为国相也遭受过三人的“白眼”。出于维护国君权威和国家统治的考虑，晏婴向齐景公献计除掉三人，这恰巧合了齐景公的心意，于是在君臣二人的配合下，三位勇士相继自杀，这就是“二桃杀三士”的故事经过。
这个故事读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有两个疑问亟待解开。
- 第一个疑问是晏婴为何要除掉三位勇士？
- 第二个疑问是“二桃杀三士”的计谋为何能够取得成功？
关于这两个疑问，如果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可能会收获不同的感悟和体会，并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但凡事有因必有果、有舍必有得，时代会变、世道会变，人性却是永恒的。
晏婴为何要除掉三位勇士？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知道晏婴是谁、三位勇士是谁以及晏婴的真实动机是什么。
晏婴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他历仕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朝，辅政长达50余年，以聪明机智、能言善辩著称，是一位极富政治远见和外交才能的政治家。《史记·管晏列传》中记载晏婴：“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我们学过的课文《晏子使楚》就充分展现了晏婴随机应变的能力，其中“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名句更是在表达立场的同时带有很强的哲学思辨意味，让人受益匪浅。
三位勇士就是上文提到的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他们身怀绝技、勇猛异常，为保护齐景公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中：
公孙接的功劳是“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
田开疆的功劳是“仗兵而却三军者再。”
古冶子的功劳是“得鼋而杀之，左操骖尾，右挈鼋头，鹤跃而出。”
三人不是救齐景公于危难之间就是为齐国开疆拓土，这些功劳是他们引以为傲的资本，也使得他们在获得封赏的同时变得日益骄横，渐渐发展成为威胁齐国统治根基的危险因素。
晏婴除掉三位勇士的动机是什么？表面上看是由于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人居功自傲、恃宠而骄而得罪了晏婴，《晏子春秋》中记载三人对待晏婴的态度是：“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就是说晏婴在遇到此三人时以小步快走的方式表示尊敬，而此三人却不为所动，表现得十分傲慢无礼。
这对身为国相的晏婴来说是莫大的侮辱，如果晏婴以此为由除掉三人也在情理之中，但晏婴并非睚眦必报、小肚鸡肠之人。相反，无论从施政才能还是胸怀气度上，晏婴都堪称臣子中的表率，否则他也不会在险象环生的政坛历经三朝而屹立不倒。
由此可见，晏婴设计除掉三人的动机是“为公”而非“为私”，他的出发点是通过除掉三位勇士来维护齐国的统治根基，提前化解可能发生的危机。
《晏子春秋》中记载晏婴对齐景公的谏言：“臣闻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义，下有长率之伦，内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敌，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禄。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敌，此危国之器也，不若去之。”
晏婴正是从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人傲慢的行为中敏锐地察觉到了隐藏在看似坚如磐石的统治背后所蕴藏的风险和危机，这种风险和危机不是外部的武力威胁而是内部的礼法伦常，当“君不是君、臣不是臣，君臣无义、长率失伦，”这个国家也就离毁灭不远了。正是基于此，晏婴才下定了除掉三位勇士的决心，他要将伦常失序的苗头扼杀在摇篮里，而这也正是齐景公所关心的。
用两颗桃子杀死三位勇士，这听起来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却在历史上真实上演，其原因就在于晏婴充分挖掘并利用了复杂的人性。
首先，晏婴利用了人性中的“争”。
赏赐三位勇士却只给两颗桃子，数量上的不对等势必造成分配的不均，再加上赏赐者并未制定受赏的标准，这无疑就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局面。此时的桃子已不单单是水果，而是功劳和荣誉的象征，代表着国君对受赏者个人甚至整个家族的认可和褒奖。
三位勇士中最早站出来的是公孙接，“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可见公孙接对于自己的功劳毫不遮拦。
见公孙接率先出手，田开疆自然也不遑多让。“若开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可见田开疆对自己的功劳也颇为自信。
最后发难的是古冶子，见两颗桃子顷刻间已被瓜分完毕，自视甚高的古冶子自然是满心不服。“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剑而起。”可见古冶子为了争取这份赏赐不惜拔剑和其他两位勇士相对。
这种情况正是晏婴和齐景公想看到的，三位勇士心中的争强好胜之气和喷薄欲出的怒火使得“二桃杀三士”的计谋一步步向前推进，而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此三人心中的一个“争”字。“争”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处理得好，“争”会变为激励人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处理得不好，“争”会变成恶魔吞噬那些贪心不足之人的灵魂。事物是辩证的，很多时候“争”就是“不争”，“不争”就是“争”。
其次，晏婴利用了人性中的“耻”。
如果只停留在三人为两只桃子相互争抢的阶段，晏婴的这条计谋还只是一条普通的计谋，称不上奇谋妙计。其之所以能成为被人津津乐道的奇谋妙计还在于晏婴进一步揭示了人性中的另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耻”。
人人皆有羞耻之心，“辱,莫大于不耻”说的是生而为人的底线；“知耻近乎勇”说的是羞耻之后的自省。
公孙接和田开疆在看到三人争二桃的局面后幡然醒悟，羞耻感由然而生，这种羞耻是对之前争名夺利行为的惭愧，也是对自己贪得无厌、争强好胜的自责。于是二人“皆反其桃，挈领而死”，用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实现了自省、洗刷了罪责和耻辱，体现了“知耻而后勇”的品质。
古冶子见二人因自己而死，自然也不会选择苟活，所谓“二子死之，冶独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夸其声，不义；恨乎所行，不死，无勇。”于是古冶子亦反其桃，挈领而死。
至此，之前还受名利牵绊而居功自傲的三位勇士因为两只桃子而被勾起了埋在心底的羞耻之心，最后纷纷挈领而死也算是在心灵上的一种醒悟和救赎。
最后，晏婴利用了人性中的“义”。
孟子云：“春秋无义战。”这里的“无义”指的是国家间的相互征伐往往是非正义的，但如果将之放置于个人身上则有失偏颇。事实上，春秋时期正是仁人义士辈出的年代。无论是高居庙堂的士族大夫还是游走江湖的豪侠之士，都有一种超脱生死的洒脱和义薄云天的豪迈。春秋时期的大夫们在精神层面崇尚“义”和“不朽”，所谓“义”，既包括天地之间的道义，也包括兄弟手足之间的情义。所谓“不朽”，则体现了当时人们“重死轻生”的思想观念。《礼记·曲礼》中记载：“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既然死且不朽，那么在国君面前为“义”而死也就并不足惜了。于是我们看到春秋时期的仁人义士往往是“一言不合就自杀”，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人正是这种精神的最好体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三位勇士的死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双方的相互成全。晏婴除掉三位勇士为齐景公解除了心腹大患，同时也为齐国清除了威胁统治的绊脚石，三位勇士则用自己结束生命的方式捍卫了人格尊严，坚守了人性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