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何凤山是校友
——承古烁今 再忆母校（上）
温速勋 谌建章
怀念老师，情真意切；人物拿捏，恰到好处；且文笔生动，文辞泊漾，文字洗练。六个小三届，回忆了八位老师，虽篇幅不小，却能一口气看完。
作为老编辑、老校友的我，刚想对“资江文化”新作《银城三中——我们的母校》说叨说叨，未料该文的主创者天意，将她独自成篇的又一手稿《再忆母校》请我“看看”。一看，这篇说古道今，以点带面，较之前文呈现了一个更全面更立体的母校，边看，边兴之所至，将我熟知的一些片段和她不甚熟悉的几位老师也信笔了出来。于是，就有了这篇时间跨度更大也更详实的合署回忆。
01、我们与何凤山是校友
何凤山？就是那个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向数千犹太人发放生命签证，被称为“中国辛德勒”的何凤山？
是的。
不是有资料说，何凤山信义小学毕业后，又到信义中学去读书，是后来市一中鼓吹的“十大著名校友”之一吗？现怎么和你们三中扯上了，还校友？
不是扯上，就是校友。
如果大家看看信义小学的校史，就知道没说错。
不过，在看校史前，须弄清挪威的两位传教士，一个叫原道明，一个叫尼尔生。近年因医院造势，还有媒体助澜，年轻的益阳市民仿佛只知尼尔生，而不知有原道明了。
原道明，乃挪威信义差会来益传教第一人。
1901年，这位牧师就来到益阳头堡，即现在的中医院附近，租了一栋民房开始传教。1904年又来到城内的小南门，租了一处公馆，接着，便在此陆续建起了牧师楼、教堂、女子圣经学院和信义小学。而这些都在尼尔生之前。
所以，原道明的名气比尼尔生要早，也要大。不过那时城里人接触多的是一个叫“白驼子”的女医生，可能年纪稍大，有点驼背，才得此美名。
1974年下半年，“文革”已近尾声，国家对外的大门稍稍开大了一点，这时麻石街上疯传：“白驼子的儿子回来了”。笔者之一的谌建章在他《远去的后街》里，曾有过一段记述：
白驼子是挪威的传教士，她的儿子就生在正街那座教堂里，此行应是他故地重游。
我因在家养伤，这天在一壁之隔的卜家翁妈家聊天。老人喜不自胜，说都六十多年了，那时白驼子的儿子还坐在摇车里，我们一伴妹子常去教堂逗他玩，雪白雪白的皮肤，紫葡萄一样的眼珠，一眨一眨的眼睫毛，几有味！也不知为什么白驼子要送他回国？才三岁呢，我们舍不得，还跟到码头去送行……
后来，接触到一些资料，才知原道明是在一个叫刘复生的介绍下，才来到小南门的。
刘复生是个什么人呢？
刘复生是个鱼贩子。挪威人没来之前，他在东门外贩鱼，生意慢慢做大后，便到城里开起了一家鱼行。家道日渐殷实的他，觉得是天老爷帮了他的忙，见原道明宣传的上帝和他崇拜的老天原来是一个人，便率全家老小都来拜上帝，于是一家人都成了虔诚的基督徒。
两年后，原道明的传教事业也日益做大，觉得头堡那地方太局促，想找块大些的地方搞点建设，并成立一个信义会。
在刘复生的引荐下，他看中了小南门。
小南门在大南门下首，相对于大南门的人来客往，这里停泊的多是货船。其所以看好此地，一来这里是正宗的城里，入会的信徒相对较多；二来小南门上坡500米处，有一幢高大的牌坊吸引了他。
牌坊当时还在，为石质仿木结构，四柱三开，通高8米，宽6.54米，四柱前后施抱鼓，门楣正中刻有皇帝墨宝“五马坊”。刘复生是这样给原道明介绍的——
元朝末年，朱元璋为了和陈友谅争天下，派了一名益阳籍义士曹秀方去北方买马。回经益阳时，见陈友谅的部队已打到江西，便找到叔伯兄弟曹秀一，将这批马寄养在了羊舞岭。可北方马不服南方水土，陆续死了五匹，曹秀一便从乱军中买了五匹毛色相近的补齐。受过训和没受过训的马是不一样的，然曹秀方知道事情原委后，却没有道破，只说了声“兄弟不言谢”，便赶马回程了。
到明英宗年间，皇帝与首辅曹鼐（乃）话家常，才知他的曾叔祖父就是曹秀一。为表彰其先祖义举，英宗当即手书“五马义坊”四字，并下旨建牌坊一座以旌表之。小南门也因此盛极一时，被后人称之为“五马坊”。
这故事，让原道明非常受感动。他认为，因水土不服，马死了乃正常，但这位益阳人却自己掏钱补买，这种“一诺千金，信义无价”的品德，跟挪威人“因信称义”的教义，简直是一个爹妈生的。于是，便将他的传教阵地转移到了五马坊。
从当年的相片可以看出，牧师楼、教堂和女子圣经学院是建在一坨的。
那么，信义小学建在哪？
就建在牌坊后面。
前面说了，牌坊在小南门正前方500米处，估摸就在现三中的老校门那儿。
说到此，何凤山该出场了。
何凤山，1901年出生于益阳赫山区一农家。7岁那年，因父亲去世，母亲经人介绍，便带他来到五马坊的信义教会，以勤杂为生。据说，何凤山和母亲，当年就住在教会的门卫室里。而何凤山一发蒙，便得到了最好的教会学校——信义小学的资助，从而受到了良好而完整的教育。
也就是说，何凤山不是7岁就是8岁，在这个后来是三中的信义小学上学了。时间不是1908年就是1909年。
说到此，尼尔生也该出场了。
虽然在有些资料中，他的名字也曾出现在挪威信义差会第一批来益成员里，但轮到他施展手脚时已到了1906年。这年，他可能考虑到了环境和洪水等因素，将目光投向了资江南岸，对荒郊野岭的桃花仑发生了兴趣，便在那里大兴土木，陆续建起了教堂、中学、大学、女子学校、医院、及育婴堂和瞽目院等，并都以“信义”名之。
到1910年，事业做大了的他便和原道明打商量，与其让信义小学孤零零地吊在城里面，不如让“信义”扎堆，都集中到桃花仑去。或者，他只需一个名，老师和学生不动也没关系。
是整体搬迁，还是只搬了个名，不甚清楚。清楚的是，从这年起，城里面这所办了5年的信义小学，便更名为“五马坊小学”。
以上情况，是综合了尼尔生后人的《北极光照耀桃花仑》，杨卫的《校友何凤山》，张洋的《一百多年前的益阳影像》，曹辰阶的《益阳五马坊的故事》等四篇文章。后三位，是“益阳在线.文化益阳”的作者。不过何凤山就读于信义小学，只有杨卫和曹辰阶才有涉猎，且杨卫说得很明确，何凤山跟母亲来到五马坊后，“就住在教会的门卫室里”。
但他俩都没明确指出，何凤山发蒙或就读的信义小学，就是五马坊的这个老信义小学。
由于不明确，就留下一个疑问，后来被追认为“国际义人”的何凤山，1910年这年，是跟着学校改名到了对河，还是继续留在城里？
1901年出生的他，这时不管读几年级，总归还只有9岁，妈妈所在的教堂离学校还不到500米，虽说学校改名了，但这里还在办小学，干脆读完小学再去对河读中学，该是不争的事实吧。
84岁的曹辰阶是三中的老校友，虽然他的文章也没刻意交代这个事，但当笔者电话时，他连忙说是的，当年他在还不是市三中的“县中”读书时，老师就说，我们学校最初叫信义小学，后更名为五马坊小学，何凤山在这读书是没有疑问的。
何凤山在五马坊的信义小学读书，且一直读到小学毕业，我们二位作者为什么在乎这点，或者说非要挑明这点，其目的，就是告诉所有在三中读过书的人，可以比杨卫更理直气壮地说一句：我们与何凤山是校友！
或不妨严谨一点：国际义人何凤山和我们是共过一个校址的校友！
02、三中底蕴远不止百年
为了弄清民国年代的母校，笔者与上面那位曹辰阶先生WiFi了若干次。老人耳聪话明，记忆清晰，有时WiFi都吞吞吐吐想怠工了，他老还不疾不徐，尽情陈说。
他是原益阳微生物厂高级工程师，退休后沉醉于地方文化研究，有《南楚美人窝》《毛泽东四进梅山峒》，及与人合作的《汉传佛教》等著述，共100万字之多。
曹老说，他1950年进三中，当时三中还不叫三中，叫“益阳县中”，进校不久，就改成了“县一中”。叫市三中，是1954年以后的事了。还说，1910年信义小学改五马坊小学后，曾有个时期叫“女子职业学校”，到1941年，才改为县中的。
这么一讲，作为老三届和小三届的两名笔者便都记得，当年三中一些黑色的柜子上，还印有“益阳县一中”字样，只是没看到过“女子学校”的印记。不过好在有下面这张老照片为证。
母校前面的考棚街，一位叫黎长青的老人，一看这照片，就说是原女子学校校门。说该校门在三中老校门东面二三百米处，进门就是初中部那片老教学区。那时校门前面没有工厂，是一片直通正街的旷地。
遗憾曹老对此没印象，但他却将该照微信给了他同学——今八十有八的市一中高级教师曹博基。这位播基老当即回复，“此门就在三中附近”，至于具体在哪，却似乎与黎爹相反。但不管相反相正，该照不是孤证就行。
虽然我们对母校溯源到了1905年，并对她的变迁发展也有了大致了解，但银城三中的底蕴远不止百年。
因为在信义小学前，这里曾是考棚的所在地。
考棚又称“贡院”，是科举时代开科取士之地。明清两朝，童生（对应现在的初中生）的院试，即考秀才（高中），是由各州县自设考棚，省里来一位学政监考。
考棚者，顾名思义，一般为可拆可收的临时性建筑，考试一过，棚子一拆，该干嘛干嘛。在清以前，益阳也无固定考场。至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安化县首建固定考棚，乾隆五十年（1785年），益阳也建了可容3000人的固定考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沅江、益阳、安化分别举行最后一次考试后，持续1300多年的科举随之在全国结束。
益阳考棚为砖瓦结构，这里也有照片。不过拍照时，正值考棚遭拆除，故而为“抢拍”，时间大约在1920至1930年间。
一看便知，这一排排依规依举、每位考生一间的青砖考棚，在没有手机和无线电的年代，要想作弊，嘎嘎乎难！由此亦可见，益阳人对科举的敬畏和认真。
照片是由益阳民俗学者尹益辉提供的。据他介绍，此照是美国传教士葛列格里在益阳传教时所摄，原照存档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因三中是古考棚所在地，所以面对母校老校门，左侧，那条通往城西的后街，早好多年就恢复了“考棚街”的叫法。有味的是，地名办正名时，将“考棚街”写成了“考盆街”。所幸“考”字没有“火”旁，让人多多少少还可去遐想。
不过考棚并不在这条后街上，而是在三中小礼堂的后面。
所谓小礼堂，其实是一座很大也很威武的门厅。
说威武，是因为前面的阶基上有四根合抱粗的赭红屋柱，将门厅一分为三，中间为穿堂，两侧是厢房。穿堂能容小两百人，我们叫它小礼堂。小礼堂后面有一堵木壁，右下方设一侧门。可以想见，解放前，这面墙上肯定有孔子牌位，或孔子塑像也没准。
我们读书时，穿堂成了室内运动场，什么单杠、双杠、鞍马、爬杆、爬绳的，还挺齐全。因厅堂高大，两边的厢房均为上下层，除左下一大间曾作过阅览室，其余都分成若小间，作老师住房。
说到老师住房，忽想到下面还会说及的贺玉波老师。
贺老师1926年在北师大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奉命潜伏，是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坛的翻译家、作家、文论家和学者，《堂·吉诃德》最早的中文译者，著述120本之多，其中与夫人黄蕊珠合作的科普作品就有20本。笔者谌建章因撰写贺玉波，才从相片上知道，当年常在小礼堂现身的一位很富态的老太太，就是退休了的黄老师。
当年88班女生文高高也清晰地记得，贺玉波夫妇就住小礼堂右边第三间，即紧靠“大会堂”的那间。左边两间是后面也要提及的张有志和区惠时老师的房间。
高高还说，贺玉波的儿媳是他亲自为儿子挑的，是在读的高中生。从照片可见出公公的良苦用心，原来儿媳的嘴唇十分像婆婆。
一边厢房并排住三位老师，两边厢房能住多少，另还有背面，还有楼上，再加上中间的厅堂，整个小礼堂有多宽，多深，多高，现虽没照片以资借鉴，但估摸着也有个大概了。
现在想来，这一极具古代府邸风格的门厅，按过去的称谓，应称“黉（红）门”，即试院或贡院的大门。试想，当年那些来考秀才的童生，走进这座宏伟的大门时，该多惶恐，又多敬畏。试问，这样出类拔萃的古建，在益阳，在湘中，甚至在湖南，是不是能拨个头筹？
大概太宏伟，也太文化了，所以当后面那一大片考棚遭拆除时，这座黉门竟得以保存，多活了半个多世纪。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和东面那一大片比它年轻多了的庭院教学区，牺牲在了城市建设的烟尘中。
所谓庭院教学区，乃我们的初中部，因这里有5个又长又深的天井，四周除了高墙就是围墙，给人以庭院深深之感。
那天井也创了益阳或湖南之最，每个有两个教室那么长，若跳下去，井沿与我们刚好“举案齐眉”。天井两两一列，北面一个为单列。三列天井共四排建筑，南边两排是平房，北边两排为两层的楼房。屈指数数，有14间教室、若干办公室、图书室、唱歌房、乒乓球室、老师宿舍和仪器室等，正中也有一个能容纳两百人的小礼堂。
天井不单采光和承接雨露，每个还有三座高高的花台，分别种了石榴、桂花、夹竹桃和凤尾竹等常青植物。教室的门窗有点类似五马坊的教堂，上部呈尖尖的半圆。整个庭院，既有民国风味，又显西洋风情。仅从这一点，也说明了该校与挪威人的渊源，及原道明的友情和眼光。
在这种古不古洋不洋、中西合璧的庭院里念书，上课时还蜂飞蝶舞、鸟儿伴奏，下课了又有四时不谢之花任你观，八节常香之果任你赏，能不觉得自己像生活在花园里一样，呼一口空气都是甜的，翻一页书都是新的吗？
说了初中部，当然不可忘记高中部。她在老校门进门的左边，距那座黉门式的小礼堂约百米之遥。因是解放初建的，因那时我国和苏联老大哥正处蜜月期，所以上下两层共六个教室的这栋教学楼，是典型的苏式建筑。
说它苏式，表现有三：一是墙体为红砖实砌，不是空斗，且是清水墙，没刷粉；二是楼梯、楼板、门窗、栏杆及天花板，均大面积采用涂了酱红或黑色的木料，感觉和触觉都很舒服；三是空间感强，不仅教室高大、宽敞，课桌间的行距，包括走廊和楼梯都很宽，即使下雨，不能外出，在宽绰的走廊上活动活动，也很惬意。
苏式建筑，当年在益阳并不稀奇，如海员俱乐部，益阳县委机关大楼，还有大码头那些所谓水门汀（混凝土）建筑，比比皆是，但在教育领域，三中似是独一份。因为同属完全中学的一中和二中，过去分别叫信义中学和龙州师范，基础建设似没什么欠账，而四中五中只是初级中学，教学场地也够用。唯有三中升格了，高中部是解放后赶建的，所以后来居上，其建筑又洋气，又带有红色印记。
可惜，这么一个有着红色印记的高中教学楼，连同后来的大会堂，还有清代的黉门，民国的那片庭院教学区，甚至那口冬暖夏凉盖了一个硕大亭子的老水井，均灰飞烟灭了。现走进三中，除了重建的老校门还在原地，似隐隐有点母校味，其余的建筑任怎么闻，任怎么嗅，没了原汁原汤，又哪还有原味？
那大会堂，也是三中的独一份！
她紧贴黉门，坐落在初中部和高中部的中间，是全校的中心。
那是国庆10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建成后，我校自建的一个大会堂，也是市里和地区的第一个大会堂。“大会堂”——三个端庄的楷字，就凸显在会堂正门的挑檐上。
说大，是因为人民大会堂可容纳一万人，我们的也可装一千多人。说独一份，是因为其他学校若有会堂，那是解放前的，哪有我们这气派？市里和地区开大会，也从来都是在体育场或影剧院。真正用来开会的“大会堂”，除了三中还是三中。也不知当年“不准建楼堂馆所”的禁令，怎么就绕过了三中？
重要的是，大会堂还不只是开会。开完会，把会场一角的篮球架往中间一拖，就成了室内篮球场。比完赛，若中间再拉一张网，排球羽毛球就争相上场了。
有了这个室内球场，全市全地区的一些高级别球赛，就不看白不看了。当年益阳的篮球健将陈抗强、聂高子等，就成了来我校献技的运动常客。更让人亢奋的是，将会堂顶上那两排大灯一摁，这里就成了益阳独一无二的灯光球场。我校的男篮女篮男排女排，不管到哪比赛，就像沾了灯光球场的光一样，都杠杠的亮瞎了人家的眼。
大会堂除了开会打球，还能演节目，不仅师生同台，还有校外献艺的。在少花钱多快乐的原则下，学校曾将一个一家班的杂耍队，还有益阳弹词“嘭滴嘭”等，都先后请进了大会堂。那种新奇与兴奋，那种热闹和愉快，对没有电视电脑、尚没钱上戏院的我们来说，真像过大年。
现母校还在，但母校过去的岁月，及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欢乐，连同那些不同朝代、不同时期的老建筑，都不复存在了！
说来也巧，就在此节收笔时，一次很寻常的朋友宴请，不知怎么扯起了南下干部、益阳专署第一任专员郭清文，一位叫崔小毛的老派出所长伤感地说：
唉，莫说郭清文，他的大儿子郭学才都死了好几年了。那次，我也不知他是要走的人了，只说是想到三中看看。我陪他在学校走了一圈后，重又走到那个关了门的老传达室。他抚着贴了瓷砖的墙面，说变了变了，看不到老房子了！然后一屁股坐在一块很矮的石头上，好半天都没起来……
此情此景此情，让人不由想起《西厢记》里的一句唱词：花易谢，雾易失，梦易逝，云易散。物尤如此，情何以堪！
也不由想起当年红军长征前，彭德怀骂那个将根据地丢完了的洋司令李德：崽卖爷田不心疼！
笔者当然不会去骂那些身不由己的新校长，只能在心里弱弱地感慨一句：崽拆祖屋不手软……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