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华南虎
吊睛白额华南虎
（文：文月）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刚成立，几千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得以实现，农民终于有了自己的土地，激发了空前的劳动热情。政府为了解决人民的温饱，提高粮食产量，号召农民开垦土地，扩大种植面积。成千上万的垦荒者在湖南省内连绵不绝的荒山野岭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垦。没想到这样一来，森林中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被骤然压缩，无处栖身的野生动物只得窜出山林与人类争夺资源。一时间，被撵得四处游荡的山牛、野猪闯入农田吃秧吃苗，农民的田地被这些入侵者祸害得没了收成。针对山牛、野猪为祸庄稼的现状，当时的中南军政委员会发出指令，号召各地猎手上山捕兽，打死一头野猪奖谷一斗，打死一头山牛奖谷二斗。这样一来，群众打猎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野猪野牛四处逃窜，森林生态链被人为撕断。两年后，饿虎出山了！一场人虎之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一般来说，一只华南虎的生存空间需要 70 平方公里的森林，以草食性动物野牛、野猪、鹿、狍等为食。当年，因为人们把老虎的食物都消灭了，老虎找不着食物，被迫迁徙汇聚，寻找食物来源，进而接触到人畜和人类，于是爆发了一场匪夷所思的战斗。在一份1956年2月3日出版的《湖南日报》上，有一块巴掌大的地方，集中了五篇报道，分别讲述了5个县市饿虎伤人伤畜的事情。在湖南林业志中，对当年这种状况也有记载：近到长沙岳麓山，远到沅陵官庄、新化、安仁、耒阳乃至通道，湖南数十个县市传来虎患急报。老虎集体疯狂了！
1951年，新化县第十二区政府报告称：“老虎经常出没在本区鹅坪、龙台、团坪、金凤等乡的边界地方。1949年以来，已被老虎咬死95人，咬伤18人。区政府于1950年5月两次组织猎手100多人，猎枪80余支，并配合区干队两班战士上山清山打虎。后被猎手圈捕数只，虎患始除。”50年代是新化虎患多发时期，新化县组织打虎队，奉家山一位叫黄金城的林场职工是打虎队成员之一，他凭着对森林之王出行习惯的了解和娴熟的捕猎技巧，猎获7只华南虎。
隆回县在新化的西南部，1954年，小沙江地区被野兽咬死6人，伤16人。1956年秋，北部山区野兽咬伤33人……当年冬县人民委员会成立狩猎指挥部，共猎获虎豹18只。
溆浦县也是新化的邻县，位于新化、隆回的西部。1955年冬，观音阁、谭家湾、低庄、花桥、两丫坪、小横垅等地相继死于虎口的共78人，重伤2人。木溪至花桥赶集的路上，两个月内行人几乎绝迹。大渭溪乡正在兴修的天星水库因虎患不得不中途停工。同年，两丫坪、小横垅等地被虎、豹咬死耕牛17头，牲猪75头，第四区畔坪乡300多只家犬，全被吃光。中共溆浦县委为此曾组织双周突击猎虎运动，共出动3000多人，分山围捕，毙虎4只，使虎患得到平息。
1951年秋季，与新化东南部接壤的新邵县严塘区马何乡大坝口野猪危害甚烈，农民在山土旁搭一人字木架，夜宿于中，间或起身敲梆呐喊，惊赶猪群，梆声喊声，此伏彼起，山谷为之震响，防守可谓严密。但稍一疏忽，一大片辛勤劳动成果如红薯、玉米等就会被野猪糟踏殆尽。人们防不胜防，疲于奔命。一日，忽来一猛虎，野猪立时逃遁无踪。随后又来一猎人设弩箭，放毒羊，欲将老虎扑杀。人们群起反对，并要求区政府明令禁止猎杀此虎。在太子庙搞土改的陈德卿，夜晚开会后，独自返回宿处，于山间小道与老虎迎面相遇，人怕虎，虎怕人，两方各自停步、后退，当两不相见时，虎纵跃而去，人猛跑而回。50年代初新邵县尚有老虎栖息，社员唐某，曾于1954 年捉到2只幼虎。这一年的3月，茅坪乡龙廖村妇女周梓云，与另外两个妇女上山为丈夫送饭，走到大凼界，被虎叼走，第二天多人去寻，仅找到一个臀部。1957年8月19日，坪上乡胜利农业社社员谢今燕、刘保定在象形山砍柴，发现一母虎带领2只幼虎，他俩立即手舞柴刀，大声疾呼，吓得母虎弃子而逃，谢，刘即将幼虎逮走。同年10月，一猛虎白天窜入新田铺田垄中，虎落平阳，威风顿减，闻人声则逃，后逃入民宅，区委书记金振楚，率领数人，关门打虎，从楼上将虎击毙。
湘西沅陵县是一个森林茂密，有利于野兽藏身猎食的大山世界，1950年李子沟一农民在码头山捕华南虎一只卖给省动物园。但虎、豹下山咬伤人畜也是仅次于匪患的一种灾害。沅陵县官庄镇，不少家庭，都有亲人曾被老虎叼跑。这些人，有的是在田间做农活时被叼跑，有的是在走亲戚的路上被叼跑，有的则是晚上在自家后门边洗澡时被叼跑。虎患闹得人心惶惶，当地政府发动民兵组成打虎队，还从新化请来打虎师傅，制作专门的打虎炸弹，对山中老虎进行清剿。
绥宁县在1951年1～5月，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仅鹅公岭、东山、安乐铺一带便被虎咬食25人和34头耕牛，政府不得不发动人民群众平息虎患。次年10月，邻近绥宁的洞口县横溪乡荷竹村猎民捕活虎两只（一只赠送北京动物园。）
1954年，双峰县杏子铺镇组成的打猎队，1年10个月内打死老虎8只。
从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湖南省各地纷纷成立了“打虎队”，表彰“打虎英雄”、“灭害模范”，全省开展声势浩大的打虎运动。梅山及周边是主战场，特别是新化县（包括西、南周边）及其西北、西南、东南面的沅陵、通道、耒阳、炎陵等县都是虎患的重灾区、恶战区。其中沅陵、新化、耒阳三县，从西北往东南，三点相连，正好成一条直线（三县的地理位置分别为：沅陵：北纬28.4°东经110.3°；新化：北纬27.7°东经111.3°；耒阳：北纬26.4°东经112.8°）。这条直线天然巧成，在此后的驱虎猎虎进程中，形成一道明显的分界线，分界线的东北区域发生的虎患，猎杀虎的数量，明显少于西南区，虎的逃离方向亦呈东北至西南的总趋势。
炎陵县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曾属湘潭，后属株洲市。1952年春天，炎陵的土改刚刚告一段落，10万炎陵人民终于有了自己的土地。就在炎陵人即将安居乐业的到候，突然从新坪村传出老虎伤人的事件。谷雨刚过，当时的炎陵县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封闭了县城北门。同时组织起打虎队，有一个住在深山里的猎人陈昌奎，他是炎陵游猎派青草堂第三代传人，1952年时，32岁的陈昌奎已经是个狩猎老手，炎陵出现虎群下山时，陈昌奎成了与虎群正面交锋的第一人。借着师传的狩猎秘术，加上一副排弩，陈昌奎先后猎杀了12头大虎。其中，光是其大儿子出生那天，他就一口气扛回了三头大虎。还有一位更厉害的捕猎能手，名叫钟永泰，他活捉11只老虎，猎杀大量野猪、山牛的故事，在当地广为传颂。炎陵县志上详细记载了该县从1952年到1963年打到的老虎数量共有25只。
耒阳，是当时湖南境内虎患闹得最疯狂的地方之一。仅1952年，耒阳县就有120多人被老虎咬死，死伤家畜以千计，其中更发生了老虎一天之内连吃32人的事件。面对这种情况，耒阳县领导心情十分沉重，耒阳县县长杨泽芝找来了各乡镇的负责人，武装部同志和县里的职业猎手，在耒阳县政府礼堂召开“打虎大会”，打虎队正式成立，并指派有经验的打虎能手陈耆芳为队长。为了支持猎户们全力打虎，县里不仅给猎人配发了枪支，还定下每人每月300斤粮食的补助标准。而且，每次打虎行动结束，必定召开庆祝大会。
陈耆芳，湖南耒阳夏塘乡人。早年的他，只是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老猎户，并不猎虎。但到了1952年，已经64岁的他却突然拍案而起，发誓从此要专杀猛虎，其主要原因与其孙子被害有关。
1952年深秋的一天，陈耆芳让年仅14岁的孙子陈青独自到地里挖红薯，但直到天黑，孙子也没有回来。感觉不对的陈家人赶到地里，却只找到了一只鞋。从脚印分析，陈耆芳断定孙子遭遇了大虎。孙子遇害，令老猎人愤恨难平，他发誓从此要专杀恶虎，虎患不除不封刀。他连夜调配出一种毒药，在处理完孙子后事之后，陈耆芳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出了家门。从这一天开始，陈耆芳父子3人，开始了长达3年的丛林追猎。一年猎虎竟达40余只，附近县城的精干猎手先后慕名而来，他的打虎队也从父子3人迅速发展到50多人，猎虎手法越发多样。7年内，耒阳共打到华南虎168只，其中五分之四都是陈耆芳率队所猎。1953年，陈耆芳创下了平均每10天打虎一只的纪录，7年间，他共打到猛虎138只。陈耆芳名气越来越大，邀请他到湖南省其他地方帮忙的人也越来越多。在湘潭某地据说出现了一只猛虎，附近没有人能收拾得了它。当地政府听说陈耆芳最能打虎，便请他和他的打虎队来帮忙。
陈耆芳如期而至，1955年12月的一天中午，打虎队发现虎踪，陈耆芳稳住队员，寻找有利地形布下毒箭陷阱，接着率打虎队围住山头，等待合适时机出手。一个小时后，山林恢复了平静，陈其芳带人摸了上去，好家伙，一头400多斤大虎中毒倒毙在地，身长丈余，额头上赫然一个“王”字。
1957 年底，陈耆芳因为打虎数量惊人，入选“全国劳动模范”被广为宣传，并被请到了北京，得到周总理的亲自接见，成为湖南当之无愧的“打虎王”。这一年新化“虎匠”黄金城也同时入选“全国群英会”。
几年打虎下来，华南虎已难见踪迹，它们在向更深更偏僻的深山转移，以避开人类的捕杀。此时的虎群一反常态，由原来的“独行侠”一变而为“结群兽”，成群结队的老虎，让人心胆俱裂。有一大群华南虎，它们悄然潜移到雪峰山南麓一个叫高坪村的小村庄，于是，发生了人类史上最骇人的一幕。(下接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