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简介
文学经典反映了一个时代人类精神的面貌，体现了作者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生命体验和想象生成。但是，文学的经典化过程中，不仅受到文学作品本身内部的影响，也受到外部诸因素的影响，其中媒介的影响最为显著。如加拿大学者斯蒂文﹒托托西说：“经典化产生在一个累积形成的模式里，包括了文本、它的阅读、读者、文学史、批评、出版手段（例如，图书的销量，图书馆使用）、政治等等）”本文将以二月河先生的三卷本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为例，来讨论该书在经典化和普及化中，媒介在传播过程中所起到的效应。
《雍正皇帝》封面之一种
一.纸介质出版物的问世，为《雍正皇帝》的阅读和研究提供了言说的基础 《雍正皇帝》第一卷于1991年出版，最后一卷出版于1994年，前后历时三年。而向二月河约稿，则早在1987年8月。这是我从事出版工作第一次外出河南南阳组稿。这次，我与二月河达成口头约定，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他将要写作的《雍正皇帝》。1988年５月，我第二次去到河南南阳，代表出版社与二月河签署了约稿合同，但到1990年夏天，二月河才将第一卷《九王夺嫡》书稿交来。此时出版社还没有自办发行，图书的征订和销售主要靠省级新华书店。当时，出版社对二月河的长篇小说销售前景并没有信心，作为只有初审权的责任编辑，我也担心审稿通不过，在审稿单上“大胆”夸口说希望能征订五千册，并表示如果宣传到位，后续还有销售潜力。为什么当时对二月河如此没有信心呢？一是因为二月河在黄河文艺出版社虽然出版了《康熙大帝》的前三卷，但在图书市场上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用二月河本人的话说，“名气”还只是“区域性的”，二是1988年，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了由王云高、计红绪创作的同名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这本《雍正皇帝》虽然有中央电视台一频道的同名电视剧配套播放，但也没有产生相应的效应。所以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未有付印，1990年８月，出版社就先通过省新华书店率先向全国征订，目的是试探下市场的反应。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各地报来征订数有1.17万册，这让出版社有了信心。我将稿子整理完并经二审三审后，方于1991年7月与二月河签订出版合同。
美国学者麦克?马斯特将媒介分为三个阶段，即口传文化阶段、印刷文化阶段和电子媒介文化阶段。1994年中国虽然开始接入世界互联网，但从《雍正皇帝》的出版历程看，完全还处于印刷文化阶段。三卷本《雍正皇帝》的排版印刷，还处于“铅与火”的活字印刷时期。如果用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分类，印刷术属于“热媒介”，他的储存信息的能量超过口语文化，这种“热媒介”，让读者理解知识与延伸人类的认识，带来了方便，拓宽了道路。果如其然，随着三卷本小说的陆续出齐，《雍正皇帝》在读者中的口碑效应已经显现。到1995年9月我到长江文艺出版社担任社长时，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各地书店在陆续添货。但由于出版社当时缺少生产资金，没有印刷厂愿意垫资印刷，我们只好通过职工集资180万元来印刷这套书。1996年，出版社全年销售《雍正皇帝》70503套，501万码洋。1997年，全年销售《雍正皇帝》35798套，266万码洋。1998年，半年销售《雍正皇帝》17003套，127万码洋。与此同时，在各地的图书批发市场上，出现不同版本的盗版《雍正皇帝》，据初步估计，不下于十万套。以至于1995年底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时，读书班里的专家部分读到的竟有从市场上买到的盗版书。正版与盗版相加，从1994年到1998年，三卷本《雍正皇帝》精装加平装累计销售，估计已达到30万套左右。至此，作为一部纸质印刷本长篇小说，从传播的角度来看，至少阅读者已达到上百万人次，这对于普及和研究这部长篇小说，已经打下了较好的文本基础。
《雍正皇帝》封面之一种
二.不同媒介上关于《雍正皇帝》一书的消息和评介，进一步扩大了小说的影响力
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出版之前，他已经在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康熙大帝》，但是，媒介对这个闯进文坛的黑马，除了极少量的报道之外，基本持沉默态度。针对这种现象，评论家张志忠在1996年5月11日的《作家报》上曾撰文指出：“当代文坛尤其是评论界似乎掉进了一个怪圈里，要么是漠然无视，要么是一惊一咋，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在问世之初所受的冷遇，突然间的大红大紫就令人感到不解。”
《雍正皇帝》第1卷出版到张志忠这篇文章的发表之前，正如其所言，除了武汉本地的报纸上我写了几篇短小的书评之外，还有就是我在《小说评论》上发表的《不同凡响的艺术魅力——读二月河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九王夺嫡〉》一文。这个阶段，业内的专家和作家普遍认为，二月河的小说，充其量是“通俗历史小说”。他们不屑于浪费笔墨评价一个地方业余作者的一部通俗小说。这个时段的二月河，在文坛上是寂寞的，他的作品，并没有进入精英阶层和专家的视野。二月河开始受人关注，是1995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读书班上专家的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委蔡葵在评注本《雍正皇帝》的序言中也曾写道：“评论界对它们的关注则稍为滞后，也许原先认为它们不过是一般的畅销书。记得是在1995年10月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初评读书班上，大家才惊喜地发现《雍正皇帝》是一部难得的佳作。”
1996年元月，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长江文艺出版社联合在北京文采阁召开了二月河《雍正皇帝》作品研讨会，除了各方的专家学者与会，投资改编电视剧的北京四汇公司负责人苏斌和刘文武也参加了会议。会上专家们分别从小说的情节、语言、人物形象、历史氛围、文化意蕴等方面进行探讨。会后，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闻出版报》《文艺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中国青年报》《长江日报》等媒体对这次研讨会分别进行了报道。《北京青年报》则用了半版的篇幅摘要发表了专家们的意见。标题十分醒目：《雍正皇帝》横空出世，京都文坛好评如潮。这个专题分别发表了评论家蔡葵、丁临一、白烨和胡平的笔谈，专家们高度评价了《雍正皇帝》的艺术价值，认为小说是“现代乃至近代以来，历史小说创作的最为重大的收获。”接着，中央电视台又做了一个12分钟的专题节目，请上述四位专家再次就《雍正皇帝》的艺术价值发表自己的感受。评论家丁临一先生再次强调《雍正皇帝》是“五十年不遇，甚至是百年不遇”，“《红楼梦》之后，就是这部《雍正皇帝》”之类的评价。胡平后来撰文说：“《雍正皇帝》起初以为只是一部普通的通俗读物，经过认真翻阅，才发现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相当有份量的长篇小说。此作通过雍正夺嫡继位、 励精图治、 抱恨东逝三个人生阶段中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 全方位、多侧面地展现了从康熙末年到雍正王朝半个多世纪间中国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及民族生活的全景画卷。”湖北电视台也制作了一个关于《雍正皇帝》的专题节目，约请评论家陈美兰、张国光、蔚蓝等人谈该书杰出的艺术成就。
随着大众媒体上关于二月河及《雍正皇帝》各种消息的传播，《雍正皇帝》一书犹如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呈现在中国文学界和读者的眼前。专家对小说的高度评介，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也唤起了海内外读者的阅读兴趣。
三.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的热播，为《雍正皇帝》的普及化打开了通向不同阶层读者的大门
20世纪20年代，电视的出现，让麦克卢汉看到了新媒介对人的深刻影响。一方面，他认为电子媒介促进了人类集体意识的进一步发展，以地球村的形式重塑世界；另一方面，他认为，媒介即讯息，媒介技术更多的是通过它们的形式而非它们所传递的内容来塑造社会。换句话说，媒介不仅仅是载体和中介，媒介更是生产力。根据二月河小说改编的44集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首播以及此后年年的重播，印证了麦克卢汉关于新媒介中的技术是人的力量的延伸的理论。《雍正王朝》的艺术探索与成功实践，使这部电视剧成了电视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事件，更让出版界从此惊叹于影视对纸介质出版物销售的拉动作用，更在读者中掀起了一股对明清历史关注的热潮，对历史知识的普及与重新认识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更重要的，用电子的速度，对小说走进不同阶层的读者和实现经典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牵引作用。
首先，纸介质印刷品出版物的艺术魅力征服了投资人苏斌和刘文武以及编剧刘和平，他们从书中看到了作者独特的历史观和小说情节的张力。电视剧从改编到拍摄、播出历经了数年，曾经经历了资金短缺和播出渠道匮乏等一系列困难，1999年1月3日，中央电视台在一频道黄金时间终于播出了根据二月河《雍正皇帝》改编的44集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电视剧播放前，出版社主动印了4万套《雍正皇帝》，结果只发出去了1万多套。电视剧开播前三集，市场上并没有什么反应，到了第五集，由于故事情节的紧凑，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演员演技的传神与灵动，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解读与认识，使这部电视剧播放期间出现“万人空巷看电视”的局面，电视收视率达到14.06%，在首都北京的收视率达到19％。迄今为止，这个高收视率纪录还没有一部历史剧突破。在中央电视台1998年第255期简报上，刊载了当时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奇葆传达副总理吴邦国、国务委员罗干等称赞这部电视剧拍得精彩的信息。
电视剧《雍正王朝》剧照
与此同时，《雍正王朝》电视剧的版权陆续输出到境外，“横扫台湾、香港、东南亚市场和海外华人地区，覆盖面之广，同样无剧能及，甚至成为台湾地区重播次数最多的内地电视剧。” 1999年，中国虽然已经加入了全球互联网，但由于当时只能通过电话线、调制解调器才能进入互联网，因此网络并没有完全普及到普通百姓家中。电视媒介以其即见即视的视觉特点，迅速“俘虏”了广大的观众。这些观众不满足于每天仅播出一集的速度，急于想知道剧中人物的命运，便寻找原著探寻故事发展的脉络。或者不满足于电视对情节的删改，想从小说中看到丰满完整的历史事实。于是，从纸质媒介开始，到电视媒介的互动，又回到纸质媒介的闭环开始形成。备货的四万册图书全部发出去之后，出版社内添货的电话和订单仍络绎不绝。这种情景，出版社开始并没有估计到，只好临时采取措施，从一家印刷厂扩大到三家同时开印。发货不及，社里直好租车往全国各地送。押车送货的同志最晚的一拨到腊月29日晚10点才到家。杭州的《钱江晚报》在头版曾刊载一条消息：《杭州告急，长江文艺千里送书解危（主标题）；今晨一千套<雍正皇帝>抵杭（副题）》。据长江文艺出版社《社讯》记载，“加印至10万套依然使我社发行部门捉襟见肘，不得不每每调整供货计划，勉强分出‘轻重缓急’，以致造成要货者在电话中苦苦哀求，发货者在电话中频频道歉的场面不断出现。”因为电视剧的拉动，1999年，《雍正皇帝》一书正版销售达到25万套，多次登上全国畅销书排行榜。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互联网普及前信息传播的“霸主”是电视无疑，今天虽然再无法复制电视一统天下的时代，对受众感官感知的主导权已经交给了互联网（中国的网民每天在互联网上的时间已达到5小时23分钟），但每年央视四频道和央视十一频道至少依然重播两次《雍正王朝》。电视所代表的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纸介质出版物所代表的雅文化和精英文化，通过不同媒介之间的互相渗透与影响，达到了双赢局面。《雍正王朝》的高收视率与《雍正皇帝》的热销，在这部小说和影视互动之间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四.大量研究论文的撰写和发表，为《雍正皇帝》的经典化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撑
关于经典的建构，文学史家和理论家、批评家从不同角度进行阐释可能的途径。童庆炳综合各派的观点，认为一部作品能否成为经典有六个要素，其中提到“文学作品可阐释的空间”和“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而《雍正皇帝》出版近30年来，畅销不衰，与媒介的广泛关注与批评有密切的关系。
《雍正皇帝》出版之后，正如评论家张志忠所言，在一段时间内备受冷落。在“知网”查询，1995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之前，仅有4篇研究文章。其中，包括本人1992年发表在《小说评论》上的一篇。1999年电视剧播放之前，只有18篇研究文章。只到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们从数百种图书中发现了这部图书的独特价值，到终评时因一票之差与茅盾文学奖擦肩而过的遗憾传出，再到改编成44集电视连续剧后的热播，并最终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从1999年开始，一大批学术论文相继发表。在“知网”上输入关键词“二月河”全文检索，有研究文章2596篇；输入关键词“二月河历史小说”全文检索，有研究文章1544篇；输入关键词“二月河雍正皇帝”全文检索，有研究文章1166篇。如果按年度来区分，主要集中在电视剧《雍正王朝》播放之后。如在“读秀”知识点输入关键词“二月河”查询，有6503条信息。
在这些研究文章中，以二月河历史小说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和博士论文，有975篇，其中有博士论文280篇，硕士论文695篇。研究论文最多的是华中师范大学和河北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在相关刊物上检索，有关二月河小说研究的文章，《小说评论》上有33篇，《文学评论》上有27篇，《当代文坛》上有24篇，《红楼梦学刊》上有23篇。研究二月河的作者中，有国内的重要文学批评家，如雷达、曾镇南、童庆炳、白烨、吴秀明等，南阳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教师刘克发表的研究文章最多，共有26篇。他的研究课题“全球化语境下的本土性创作——二月河历史小说论”，列入了“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在这些研究文章中，主要围绕着小说的历史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雅与俗三个方面来讨论。
如关于二月河历史小说所映射出的历史观，齐裕焜认为，“作者摒弃了狭隘的大汉族主义观念，以开放的心胸，选择了最能表现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公允、客观地肯定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位杰出和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逼真地再现了当时惊心动魄的斗争和经济繁荣的景象。”当然，也不乏对作品的批评声音。如王增范说他曾经调查了河南的十几位文学界的“专业”人士，他以“我们”的姿态评价二月河的历史小说，得出的结论是，“二月河的创作有严重的缺陷”。他指出“我们看到的是只不过是对封建帝王的由衷的崇拜、赞叹、敬仰和惋惜，是对明君盛世的由衷崇拜和缅怀。……把一个黑暗落后专制的社会描绘得绚烂雍容、金光四溢，似乎是同一历史时期内全世界文明的顶点。”徐庆辉在肯定二月河小说的优点后也认为，小说肯定了皇权政治，缺少现代意识。“我们从字里行间并不能看到二月河在权谋叙事时的批判态度……甚至有时流露出对权利运作的欣赏与同情……这种缺乏颠覆与重建的认同致使其作品丧失了现代民主与人性人道意识，缺乏现代性的逻辑视点。”
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处理上，大多数专家认为这部小说的成功就在于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胡平在谈到《雍正皇帝》时说：“长期以来我们看惯了两种历史小说：一种是由历史学家写的充满史实而缺少情趣的小说，一种是由小说家写的不乏想象力而缺少实感的小说。现在有了《雍正皇帝》，便令人大喜过望。”为什么让他“大喜过望”呢？他说：“很长时间没有读到过这种作品了，那是真正的小说。读小说是一种享受，这部小说给人带来的享受是全方位的，要什么有什么。”作家在作品中是如何体现历史真实的呢？白烨认为，“作者是以忠实历史的态度，去全方位地恢复历史和再现历史。”蔡葵也认为，“它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它通过丰富生动的细节描写，展现出康熙雍正时期富有生活气息的民俗风情，人间百态，从而营造出了一种极其浓厚的历史氛围。”但也有专家认为小说不符合历史真实，王增范认为，“为了突出封建帝王勤政爱民的形象，作者刻意回避封建王朝本质上对人民的压迫和奴役，绝口不提封建帝王的残暴独裁和非人性，甚至连历史上最醒目的尽人皆知的民族大屠杀和文字狱都做了改头换面的处理。”作为历史文学，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处理与统一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个方面，专家对此多持肯定态度，杨世伟认为，二月河的长篇历史小说“把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具象与人物和情节的虚构相互穿插、融合，使之浑然一体，呈现出一幅活生生的历史图景，完成了一次成功的艺术再创造。”吴圣刚认为，“二月河首先是尊重历史，绝不以文学艺术的名义编造历史，而是在解读和研究历史中，力求形象地、生动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雅与俗的问题上，大部分专家认为小说雅俗共赏。一方面，二月河以严肃的态度和忠实的立场，展现了封建社会末期是如何由晚霞般灿烂辉煌而又走向黑暗的历史过程，通过对宫廷上下权力斗争描写，揭露封建社会政治黑暗与文化上的反人性，体现了作者的批判精神。因而，小说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是有贡献的，所以称它是一部严肃的文学作品。同时，小说大雅若俗，在小说的叙事方式上，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章回体，情节张弛有致，疏密得体，体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美学风范；借鉴话本小说的艺术形式，运用俚语、俗语和民间谜语、民间故事、笑话，结合武侠、公案小说的表现方法，充分发挥文学想象和形象思维，刻画出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丰富了中国历史小说画廊。同时小说采取拟古的语言，大量使用诗词歌赋，用来渲染环境和表现人物的性格，更说明作品的内在精神气质与文化内涵。胡平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这部印有墨线插图的章回体小说，起初混在一大堆通俗读物里面没有人理睬，但是当有人一页页翻下去时，竟爱不释手，读完后目瞪口呆的感觉难以形容。……二月河对创作主题的深刻把握显示出他是一位正统的纯文学作家，而他的创作方式又显示出他是一位充分学者化的纯文学作家。”
这些不同观点的批评，有些尽管十分尖锐，或者说偏离了文学批评的范畴，作者一度也曾感到百口莫辩，但通过众声喧哗的大范围讨论，作品的经典价值反而为更多的人所知晓——这充分彰显了批评在文学经典化过程中的发酵作用。 其实，作品在形式上是通俗的，大众的，让人喜闻乐见的，并不证明或者意味着受大众欢迎的作品就不是经典。世界文学宝库中的许多经典，如《简爱》《三个火枪手》《巴黎圣母院》等，都既是大众的、畅销的，也是经典的。正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言：“莎士比亚就是世俗经典，或者说是俗世的圣经，考察前人或后辈是否属于经典作家都须以他为准。” 试想，一部作品如果束之高阁，和之者寡，知之者少，又怎能保证其会注定成为超越时空的经典呢！
长江文艺出版社版豪华本二月河文集 五. 理论专著和教科书对二月河《雍正皇帝》的研究，从文学史角度肯定了小说的经典价值
从文学的经典化的过程来看，一部作品能够进入大学课堂，写进文学史，并进而影响一代代的读者，是作品能够成为经典的重要环节。
张炯主编的三卷本《中华文学发展史》中，写到近代的历史小说创作状况，他将吴因易和二月河作为同一时代的作家来进行研究。他认为二月河的小说，特别是《雍正皇帝》，“人物形象鲜明，情节跌宕起伏，历史细节丰富，生活氛围浓郁，语言典雅中见平白晓畅，雅俗共赏。”
齐裕焜在《中国历史小说通史》中将“二月河、颜廷瑞、吴因易的帝后系列小说”列为一节进行研究。他对二月河小说的评价，已散见于一些报刊。在这本书中他指出：“以正史为基本线索，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基本上是于史有据的，而非主要人物和事件上又充分发挥了艺术虚构和创造的能力，展示了清代社会风俗和人文景观，使作品具有宏伟的‘史诗’规模；采用通俗小说的形式和笔法，作品可读性强。”当然，他也认为小说还存在语言粗俗等方面的不足。
吴秀明是研究历史小说的专家，他认为新时期以来历史小说的创作成绩是“继明代中叶首次高潮（以《三国演义》为标志）之后，在五百多年间中国历史小说所仅见的又一次高潮。”而二月河小说就是其中的重要收获与代表性作品。他在《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一书中，对二月河小说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他肯定二月河小说不是一般的大众化小说，“而是努力站在国家、民族和百姓的文化立场，用历史唯物史观予以观照把握”。因为二月河认为凡是在历史上做出贡献的人，都应当大书特书，而康熙雍正乾隆正是这样为华夏文明做出了积极努力的帝王。在“权力叙事与文化重建”一节中，他分析认为二月河小说中描写的“宫斗”其实是作者“站在整个社稷民生和社会稳定高度来审视封建帝王个人作为的历史认识”。他肯定二月河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上，更注重大众化叙事的艺术风格，“为历史叙事的雅俗共赏作了卓有成效的成功尝试”。
於可训在高校中文教材《中国当代文学概论》中认为，《雍正皇帝》与《曾国藩》、《白门柳》等三部历史小说是新时期历史小说的重要收获。他认同作者自己在《新年杂想》一文中关于“落霞三部曲”的定位，即康雍乾三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雍正这十三年是这段长河中的‘冲波逆折’流域。宏观地看，是嵌在历史大悲剧中的一幕冲突的悲剧。”因此，於可训认为二月河写出了雍正希望有所作为与整个官僚制度和皇族之间的悲剧性冲突，雍正为王朝的利益所做的努力和背后所隐含的个人私欲之间的悲剧性冲突，三是雍正在道德与情感方面的悲剧性冲突。当然，於可训也认为小说中的某些情节，如“番僧作祟，道士斗法等，因近于‘神魔’而失其实，另有一些情节设置和艺术描写，如兄弟夺爱，父女乱伦等，因偏向传奇而失之‘巧’，…..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效果。”
2015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程光炜、吴圣刚主编的《二月河研究》一书。该书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即作家“自述·访谈·印象记”、“研究论文选辑”、“作品年表”、“研究资料索引”。这部书是河南作家研究之一种，也是研究二月河作品比较集中的一部专著。全书收录的资料以2014年7月为限，但其中还有早期的少量作品没有收入。
除此之外，坊间还有张德礼 曹建玲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二月河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由张德礼负责，南阳师范学院汇编的《二月河历史叙事的文化审美建构》《全球化语境下的本土创作：二月河历史小说论研究成果资料鉴定》等。冯兴阁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聚焦‘皇帝’作家二月河》，鲁钊创作，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直面‘皇叔’二月河》。郭尊写作，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姚雪垠与二月河历史小说比较研究》，还有《河南文学史当代卷》《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引1917-2000》《最后的浪漫：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研究》《中国文学世纪初与世纪末》《中国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论》《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史》《历史与文学的想象》中都有专章和专节介绍二月河的历史小说艺术成就。
二月河先生生前照片
六. 国内外的评奖和译介，使《雍正皇帝》在儒家文化圈和华人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推动小说成为世界性的经典读本
《雍正皇帝》自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已经获得了不少奖项。如河南省优秀文艺成果奖，湖北省优秀畅销书奖，“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在刚刚公布的由国内专家和有关领导机构组织评选的“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活动中，《雍正皇帝》荣幸入选。而这70部小说中，历史小说类仅有《雍正皇帝》与《李自成》两部长篇小说。
2001年，香港《亚洲周刊》组织海内外专家学者评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雍正皇帝》入选。北美华人社团组织评选“最受海外欢迎的作家作品”，二月河也入选。
二月河的历史小说在大陆以中文简体字出版之后，台湾巴比伦出版社、香港明窗出版社即引进版权，在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出版繁体字本。随即，台湾及东南亚读者成立了“二月河读友会”，定期交流阅读二月河作品的心得体会。
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相关出版社先后引进了二月河的历史小说，以韩文、马来文、泰文、越南文在当地出版。
正如张炯在《中华文学史》中强调的，由于二月河小说鲜明的艺术特色，得到了海内外华人的欢迎。他的小说“在大陆、台湾和东南亚许多地区反应强烈，为新时期历史小说赢得了声誉。”因此，我们走进世界上任何一家华文书店，几乎都可以看见“有华人处就有二月河小说”的盛大景观。
2006年与二月河在武大老图书馆前合影
总结
二月河的历史小说，从图书开始，到期刊、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的共同传播，在普及的基础上，终于促成了小说的经典化。《雍正皇帝》第1卷出版到现在，已经28年了，如果从他的《康熙大帝》出版算起，已经35年了。尽管任何经典都有一个建构与解构的过程，但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二月河的小说不会退出读者的视野。同时，我们还看到，在《雍正皇帝》经典化的历程中，文本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纸介质出版物是传播的基础与源头，但不同的媒介依据其自身的特点，在传播过程中发挥着各自不同的放大与催化作用。当然，从媒介的传播效果来看，二月河的小说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上世纪末电视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前互联网时代，电视是大众获取信息最重要的工具。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其它媒介的共同参与，它们在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各自不同的作用。这种不同媒介的共振形成的合力，才使一部作品从不同角度被人审视，方能让时间与空间发现它的独特魅力。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雍正皇帝》虽然诞生和传播在前互联网时期，但从本世纪初开始，《雍正皇帝》也已进入了数字化阅读的阵营。特别是这几年，在大大小小的网站和阅读平台上，都有二月河的历史小说供人欣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二月河小说的普及，在某种程度上，为小说的经典化发挥了更具时代特点的传播功能。可以预见得到，在未来的数字化阅读时代，二月河作品的普及与经典化，新的传播媒介将会承担更为重要的作用。 （此文原标题《文学经典化、普及化中媒介传播的效应研究——以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为例》。第三届华中学术传播论坛宣读论文。已发表于2020年第5期《中国出版》）
作者简介
周百义 出版人、作家。曾任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长江出版集团总编辑、长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现主持编纂出版1600册《荆楚文库》大型文化丛书。主持策划的有《二月河文集》《历史小说大系》《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新时期报告文学大系》等。责任编辑系列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张居正》等。本人写作并结集出版的有：小说集《竹溪上的笋叶船》《山野的呼唤》《黑月亮》，历史小说《她从魔窟来》（与人合作），报告文学《步履艰难的中国》《中国反黑行动》（与人合作），古籍整理《五经七书译注》《白话劝忍百箴》《预知.预兆.预见》，出版研究专著《出版的文化守望》《书旅留痕》《书业行知录》等。有《周百义文存》3卷。最新出版的有江西高校出版社《长江十年》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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