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菊打官司影评
当前浏览器不支持播放音乐或语音，请在微信或其他浏览器中播放 礼乐 赵季平 – 秋菊打官司 电影原声带 –> 影片对秋菊的形象刻画很单一，但是在平静的叙事中又能看到她身上鲜明的矛盾点。
《秋菊打官司》影评
文/九月
编辑/青年心说法
影片《秋菊打官司》弥散在淳厚质朴的黄土地上的烈烈风声中，定格一位普通农村女性的寻理之路，于千千万万旁观者的目光中弹奏着一曲情理与法理的博弈之歌。
导演张艺谋作为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寥寥几笔就将社会法制变革时期下的小人物勾勒出来，以小人物的坎坷求法之路引申出法治社会的大趋势。《秋菊打官司》仍然不改他的一贯风格，用鲜艳的色彩和灰扑扑的农村大背景形成视觉冲击，为整部影片奠定了乡土朴实的基调，于平静中叙事，将人物情感和故事主题引向高潮。也正是这部影片将中国电影的纪实风格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妥善地处理了“纪实美学”与“写实主义”之间的矛盾，摒弃了对形式感的刻意追求之后，作品呈现出一种朴素和淡然的气息。
影片以一段赵季平先生作的碗碗腔为开场白，随后导演用一段长镜头将熙熙攘攘的农村集市面貌展现在观众面前，农村气息扑面而来。紧接着一位头戴绿色头巾身穿红色棉袄的女人出现，这样的形象非常有张力，女人的性格也可窥见一斑。耐人寻味的是，镜头并没有刻意给到女主人公一人身上，而是女主人公和妹子推着板车，三人完全置于画面之中，来来往往的行人入画出画，这是一个流动感非常强烈的镜头，让荧幕前的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自己就置身于那个热闹吵嚷的集市，仿佛自己正在被时代洪流裹挟着行走，我们似乎都是事件的旁观者和参与者。
通篇的叙事结构是非常典型的戏剧性结构，女主人公秋菊一路打官司只为讨要“说法”，如果她的丈夫没有被踢，秋菊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根本没有机会走出封闭落后的小山村。正是有了这样一个拐点，秋菊一家原有的生活平衡被打破，秋菊也因此阴差阳错的卷入了情理与法理的纠葛之中。
在电影中秋菊因为不满政府部门对村长的处理结果，一级一级上告。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依照法律法规办事，处理结果也完全符合规定，即便最后起诉至法院，法院也认为公安局的判处是合法的。但是秋菊因为村长在还钱时并未真诚的道歉，所以认为处理结果不满意，而秋菊上告的理由也很简单:“只是要个说法”。
在当时法治观念还没普及的乡村，秋菊不懂法律，她不懂自己的利益受损后，应该怎么寻求现代社会的法律保护，只是借用了乡土社会中常用的说法来试图维护自己的权益。秋菊在法律知识匮乏的情况下无法理解律师委托责任制度，也无法理解自己告的明明是做错事还不肯道歉的村长，为什么最后告成了自己信任的好人严局长。现代社会的司法程序为秋菊打开了一个维护自身权益的缺口，而缺口那头仍然是与现代法治相掣肘的乡规民约对人情关系的在乎和维护。
影片对秋菊的形象刻画很单一，但是在平静的叙事中又能看到她身上鲜明的矛盾点。她既是勇于打破乡村家长制作风率先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的先行者，又是一个顾虑重重不敢对法律交付全身信任的守旧者。她始终认为公安机关对村长是包庇的，因为“人家是国家干部嘛”。而村长作为影片中女主人公的对抗者，前期一直是以一个固执高高在上的“一村之长”的形象出现，村长是村落群体的调解者和仲裁者，一定程度上拥有绝对话语权，他承担着维系村落伦理教化和人情治理体系的责任。他拒不道歉，在看到市复议书上要多增加五十块的裁决时，仍然固执地认为是“公家人给我面子”。在打官司的两个对立者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政权下移的背景下村民可以直接接触到公民权，这和原有的粗暴式的村落自治相悖逆。由此可见现代法治的建设任重而道远，法律应当是保障个体选择自由的盾牌，而不是盲目屈从于人情文化的钝石。
结尾处用了全片中唯一的一个特写镜头，秋菊本来欢欢喜喜地想感谢村长不计前嫌送难产的自己去医院，结果尖锐的警笛声响起，村长因故意伤害罪判处十五天的刑拘被警车带走，秋菊追出去，最后定格在秋菊的一脸茫然中。她只是想要个“说法”，没有想到村长会被抓走，更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恩将仇报”。其实秋菊终归还是个法盲，她想要的“说法”终究没得到。
结尾有点超现实的意味在，秋菊不再是一个个体，而是千千万万在情理与法理之间困惑挣扎的“秋菊们”。影片最后放大了“秋菊们”在法治社会夹缝中生存的尴尬、不解和无奈，我们不禁怀疑：“秋菊们”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况还会选择求助法律吗？情理与法理之间的博弈何时才能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人情社会何时能真正过渡到法治社会？这些仍然是今天的社会需要思考的。
—END—
长
按
关
注
与众多作者共同创作交流
在看点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