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斯特威塞尔之歌
1930年1月14日,深夜。
德国，柏林，弗里德里希海恩区。
一声凄厉的枪声从一幢破旧的公寓中传出，在寂静的夜空中格外刺耳。
闻声直到的警察冲进了公寓，从里边带出来一个醉鬼。
这是一个娼寮，一个青年的男子为了一个妓女与另一个喝醉了的嫖客打了起来，结果醉鬼开了枪。
满脸鲜血的青年仰面躺在肮脏的地板，已经昏迷了过去。
中弹的青年是只有23岁的纳粹冲锋队的小队长，他的名字叫赫斯特.威塞尔，他在被送到医院一个月后，痛苦地死去。
赫斯特.威塞尔
在戈培尔的鼓噪下，成千上万的日尔曼青年参加了纳粹党，参加了冲锋队，霍斯特·威塞尔就是其中最狂热的一个。
鉴于戈培尔的卓越才能和贡献，1929年，他被任命为纳粹党宣传部部长。
作为宣传部长的戈培尔创造出了一整套的理论与思想，其中一些“闪光”的句子至今为人们所洋洋乐道：
1、真理是无关紧要的，要完全服从于策略的心理。
2、我们信仰什么，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只要我们有信仰。
3、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
4、群众对抽象的思想只有一知半解，所以他们的反应较多地表现在情感领域。情感宣传需要摆脱科学和真相的束缚。”
5、如果撒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
6、大众传播媒介只能是党的工具，它的任务是向民众解释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党的思想理论改造人民。
7、宣传如同谈恋爱，可以做出任何空头许诺。
8、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
9、报纸的任务就是把统治者的意志传递给被统治者，使他们视地狱为天堂。
10、必须把收音机设计得只能收听德国电台。
……
对戈培尔理论的“活学活用”
如果是在平时，如果没有戈培尔，这个因斗殴而死的青年顶多如昆山的宝马哥一样，七天后就会被人们遗忘。但他幸运的是，他遇到了戈培尔。
这个戈培尔就是大名鼎鼎“宣传的天才”、“纳粹喉舌”、“希特勒的创造者”保罗·约瑟夫·戈培尔。
1897年10月29日，戈培尔出生于德国莱茵地区雷特城一个劳工阶级的虔诚天主教家庭，他的父亲是纺织厂的一个小工长，他的母亲是一个铁匠的女儿，总之，他出身于无产阶级的家庭。
七岁的时候，戈培尔患上了小儿麻痹症，手术后左腿短了一截，这让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一战爆发时，他正好十七岁，到了服兵役的年龄，但他以残疾为借问逃避了服役。
腿疾，让他一生自卑，他后来经常对人说：“别人对我所能施加的最严厉的惩罚莫过于让我检阅仪仗队。而这并不总是可以回避的。每当在庆典的日程上列入检阅仪仗队一项活动时，我就一夜睡不好觉。”
能够给戈培尔找回自信的是他的成绩，从小学到大学，他一直是一个学霸，尤其是演说上无人可比，以至于与他同学每一学期甚至每个月都至少能听到一次他的“国旗下的演讲”。
从20岁起，戈培尔先后在德国的波恩大学、慕尼黑大学、海德堡大学等八所大学学习的，24岁他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他不断地在记者、银行出纳和证券交易所传唤员这些职位间跳槽。他也撰写小说及剧本，但却不被出版商认同。
27岁时，他第一次见到了希特勒。他这个堪比“国际大专辩论会最佳辨手”的“演说天才”也为希特勒的雄辩所折服，他自己后来说他如同见到了“初升的太阳”，仿佛“等到了重生”。
从那以后，他加入纳粹党，随后被任命为纳粹党鲁尔区党部书记，为了笼络人心，戈培尔提出纳粹党与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共同开展征用贵族财产运动，主张将大工业和大庄园收归国有。他的这个主张引起了希特勒的极度不满，为此戈培尔曾经在 1925年11月的纳粹党汉诺威会议上声称“我要求把这个小资产阶级分子阿道夫·希特勒开除出纳粹党”。
没多久，戈培尔的合伙人，希特勒的反对者施特拉塞与希特勒彻底分裂，戈培尔立即倒戈投向希特勒。希特勒也很欣赏这位擅长宣传鼓动的演说家，他不计前嫌，以亲笔签名的《我的奋斗》相赠，邀请戈培尔到慕尼黑发表演说。
在戈培尔的日记里他写到：我进入大厅，欢声震耳，……我讲了两个小时，……最后希特勒拥抱了我。
1927年，戈培尔创办《进攻报》并兼任主编，加强纳粹主义宣传工作。戈培尔设计广告画，出版宣传品，组织在街上游行，举行慕尼黑“啤酒馆暴动”纪念集会和柏林体育馆大型演讲会；制造元首“一贯正确”的神话，把希特勒描绘成“主宰者”，掀起了德国人对希特勒的崇拜狂潮。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戈培尔也一样，他要宣传，就必须要寻找典型人物，恰好那个写过《威塞尔倒下了》的冲锋队小头目威塞尔真的倒下了，这让戈培尔眼前一亮。一个“学习小威好榜样”的计划立马在脑海中形成。
他立即打电话叫人来把《威塞尔倒下了》改编成了一首歌曲，其中的几句歌词中这样的：
“旗帜高扬！团结一心！步伐整齐，平稳坚定，冲锋队在前进！……
我们已经准备好战斗， 希特勒的旗帜将在所有街道飘扬， 被奴役的日子已到尽头。高举旗帜！团结一心！步伐整齐，平稳坚定，冲锋队在前进！”
这就是后来风靡整个纳粹德国的“赫斯特.威塞尔之歌”，也叫《旗帜高扬》。这首歌在1931年被列为纳粹党的党歌，是纳粹德国重大场合必唱的歌曲，堪与德国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并列。
为了达到宣传效果，戈培尔让人能把“学生赫斯特”说成是“工人赫斯特”。此时的宣传工作部还有点脸皮，说人们都知道他不是工人怎么改呀？
戈培尔笑了，这有何难，你就说他是“有着知识分子头脑的工人嘛”。
在戈培尔的操作下，嫖客赫斯特摇身一变成了“有着民族主义的信仰的社会主义者”、“工人运动的英雄”。
由于赫斯特是在工人居住区被杀，戈培尔将赫斯特说成是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戈培尔的宣传立竿见影，就在赫斯特葬礼过后的5个月，1930年9月14日，纳粹党在国会中的席位由12个跃增至107个。在第二天出版的《种族观察家》报，记者用《旗帜高扬》中的“为褐衫军团让出街道”这句歌词，作为希特勒大选获胜的通栏标题。
希特勒当政后，对赫斯特的宣传更是铺天盖地。赫斯特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光辉形象，不仅频频出现在宣传画，书籍，电影中，而且官方为其建立了纪念碑和雕像，许多城市的街道、广场，甚至军队的番号都以其名字命名。每年在他的忌日，纳粹党领导人都要到柏林的赫斯特.威塞尔墓祭奠，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赫斯特生前领导的第五突击队活动所在的弗里德里希海恩区被改名为赫斯特.威塞尔城。
1937年，纳粹政府接管了德国共产党总部，将“卡尔.李卜克内西之家”更名为“赫斯特.威塞尔之家”，变成了柏林布兰登堡冲锋队的据点。
为了维护纳粹的权威，戈培尔要求人民绝对信任政府，禁止建立与纳粹当局作对的党派。他借用黑格尔的理论声称，政府权力的其他环节从来都是为国家着想，并献身于普遍目的，绝不可以怀疑政府的善良目的。那种认为“政府好像是受邪恶的或不大善良的意志所支配的这一假设是出于贱民的见解。”
为了进一步钳制德国人民的思想，戈培尔加紧了对知识分子的控制。1933年11月，根据希特勒的意图，戈培尔成立了“帝国文化院”和“帝国文学院”。无论是“文化院”，还是“文学院”都必须直接听命于希特勒，其目的是让所有一切文化活动，以及文学与艺术创作，统统为纳粹的“党文化”服务。如同戈培尔所强调的，大众传播媒介只能是纳粹党的工具和喉舌，它唯一的任务是向民众解释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纳粹主义思想改造德国人民。他毫不讳言纳粹宣传要使用暴力，宣称宣传者的背后应该竖着一把剑。
这就意味着德国境内的每一个文化人，无论是作家、记者、播音员，还是演员、导演、画家，雕塑家，总之凡是与文化、文学、以及艺术沾边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投靠，或是被迫加入纳粹的文化组织，成为体制内的一员，他（她）就根本无法进行上述文化活动，无法进行文学或是艺术创作。
在纳粹的高压下，面对生存、批判、监禁、流放、枪毙、谋杀……德国知识分子接受着哈姆雷特式的拷问：生存或毁灭, 这是个必答之问题。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不可避免地受到现实的制约。如果想反抗和摆脱这一切，而只能以人格受到误解与中伤，生命遭受迫害与摧残作为代价，人们或许会产生困惑，这样做值得吗？多数人对此望而却步，默默地低下了头，承受着谎言与愚昧的羞辱，承受着灵魂的自我煎熬与挣扎。
1941年，65%的德国人家庭中拥有了收音机 —— 不能收听境外电台。因为自1939年起，收听境外电台，就是偷听敌台广播，就是犯法。
1943年2月2日，德军在”命运之城”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惨败后，戈培尔下令全国娱乐场所关闭3天。2月18日，戈培尔在柏林体育馆向精选的15000名听众发表着名的煽动性演说《论总体战》宣称德国胜利是必然的。
1944年6月，戈培尔出任德国总体战动员委员会全权总监。8月24日，戈培尔下达总动员令。
1945年1月，戈培尔出任柏林城防司令，鼓吹焦土政策和毒气战，下令枪毙被俘盟军飞行员，主张固守柏林。4月，戈培尔夫妇迁居总理府地下室。决定自杀的希特勒立下遗嘱任命邓尼茨为总统、戈培尔为总理。戈培尔则写下《元首政治遗嘱的附录》，声称”要在元首身边结束我的生命”，”在今后的艰苦岁月里，树立榜样比活着更为重要”。
1945年5月1日，戈培尔夫妇先让人毒死他们的6个孩子，然后让党卫队员从背后对他们开枪。
至于戈培尔为什么要毒死自己的6个天使一样的孩子，有人说是因为他等不到美军先进入柏林，他不想让孩子们落入苏军之手。
哈维尔说过：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
他说的大体没错。
戈培尔夫妇有二人生的6个孩子（5女1儿）及 戈培尔夫人玛格达与前夫的一个儿子哈腊德，哈腊德后来成了盟军的战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