挟天子以令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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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诸侯讨董”还存在一点点“合法性”的话，在董卓死后，袁绍对于朝命的抗拒可谓肆无忌惮，他不仅仅对朝廷任命的大司马刘虞、徐州刺史陶谦刀兵相向，还砍了长安朝廷任命的合法冀州牧壶寿的脑袋。
当然，最嚣张的是，这次杀戮就发生在太仆赵岐风尘仆仆地和解他和公孙瓒的战争之后，他与曹操、公孙瓒尊奉天子、迎接大驾的承诺言犹在耳。
至于曹操，也没比袁绍好多少，《典略》中记载：
（金）尚，献帝初为兖州刺史，东之郡，而太祖已临兖州。尚南依袁术。
翻译过来就是，金尚在汉献帝初年被任命为兖州刺史，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前任刺史刘岱被黄巾军杀害之后，没想到，金尚东行上任的途中，曹操已经占据了兖州，只好南下依附袁术。
不过这位正牌子刺史也没闲着，或者说袁术要打着金尚的旗号争夺兖州，所以才有了《英雄记》中袁术给吕布信件中所提及的：
昔将金元休向兖州，甫诣封部，为曹操逆所拒破，流离迸走，几至灭亡。
翻译过来就是，我曾经带着金尚、金元休去兖州，刚刚抵达辖区，就被曹操阻击，大军溃散逃亡，几乎灭亡。这里说的是初平四年的旧事。当时，袁术出兵兖州陈留郡封丘县，在黑山余贼和匈奴于夫罗的协助下，仍然不敌袁绍、曹操联军，匡亭之战后一路溃败，逃到了淮南寿春方才歇脚。
这里又有金尚，说明当时袁术是打着送“合法”的兖州刺史上任的名义进入兖州的，结果被袁绍和曹操一通暴揍，溃逃七百里，打得固然是袁术，可拒绝的也是合法的兖州刺史，可见曹操的“反朝廷”立场。
在这之后，曹操的部下还和豫州刺史郭贡照过面，那是在陈宫反叛迎接吕布后，荀彧、夏侯惇据守鄄城，豫州刺史郭贡带着数万之众来到城下，约见荀彧，荀彧见面之后，郭贡认为城中有防备，就离去了。
由此可见，曹操的“兖州刺史”或“兖州牧”，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伪职”，没有合法性。
之前节目中我们曾经谈到的，曹操得兖州后派亲信王必去长安沟通、贿赂，这件事的时间，有董昭逃亡至河内张杨处为参照，可知是在初平四年三月初三之后，因为董昭在此日时，仍是袁绍麾下的领魏郡太守，与占据邺城的黑山贼大战。
只是因为弟弟董访在张邈军中，董昭才遭到袁绍猜忌，西投长安朝廷，却在河内被张杨留下。
而袁绍与张邈的结怨并非一日，发作终究有个诱因，这个时间，见《三国志·张邈传》：
吕布之舍袁绍从张杨也，过邈临别，把手共誓。绍闻之，大恨。邈畏太祖终为绍击己也，心不自安。
恰恰由于吕布从袁绍处逃跑的过程中，与张邈“把手共誓”，这才让袁绍“大恨”，进而要求曹操杀张邈，也由此对董昭有了猜忌。
这个时间，在袁绍征黑山张燕之后，吕布出逃之后，按照《后汉书·袁绍传》记载，至初平四年六月，袁绍才出兵入朝歌鹿肠山苍岩谷口征讨于毒，在一路北上消灭了一群黑山诸将后，才在常山与张燕主力决战，吕布发挥了巨大作用后，被袁绍猜忌，不得不出逃，约略同时，袁绍还杀死了居功自傲的大将麹义，逼走了领魏郡太守董昭，可见，袁绍在灭黑山、退公孙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内部清洗，不单纯是人际关系的有仇报仇，有怨报怨，只是时间尚不明晰。
再来看曹操，他于初平四年夏天结束对袁术的进攻，回军定陶，当年秋天，其父曹嵩被徐州陶谦势力所害，曹操领着袁绍支援的兵马又攻向徐州，至次年，即兴平元年春，才从徐州杀回，值得注意的是，正是此时，朱灵留在了曹操麾下，其余袁绍诸军则回归了河北，也正是这时，曹操与张邈执手涕泣。
《后汉书·吕布传》中又提到：
绍既怨邈，且闻与布厚，乃令曹操杀邈。操不听，然邈心不自安。
可见，袁绍要杀张邈的诱因，就是“闻与布厚”，那么，杀张邈的指令只能是在吕布与张邈在陈留“共誓”之后，结果曹操拒绝了。
综合以上信息，再梳理一下时间线，我们可以明晰，初平四年六月，袁绍出兵攻打黑山诸将，经过半年的苦战，终于在吕布的帮助之下取得一定的战果，退兵还邺。
至此时，已经是初平元年春天，曹操领兵自徐州班师兖州，与张邈还是“好兄弟一辈子”，却不想后台老板处发生了一系列的变乱，吕布出逃、董昭出走、麹义被杀，吕布先于张邈盟誓，导致了董昭受猜忌出走，麹义则很可能是因为“纵放”吕布而违抗军令被杀，当然，这就纯属猜测了，史书上说，他是因为跋扈被斩。
袁绍对于吕布的猜忌，引发了他对曹操的命令，杀死张邈，却被曹操拒绝，这也引出了曹操派出王必朝觐天子的事件，应该就在兴平元年春、夏之间，这才能碰上董昭在河内郡，也因为“张邈事件”被董昭洞察了先机：
袁、曹虽为一家，势不久群。
一个要杀，一个要保，本身已经有了冲突，而曹操派使者入关，本就是“另起炉灶”抱朝廷大腿的举动，董昭深知袁、曹联盟的虚实，这才有此一说，要是一点征兆都没有，就敢断言，岂不成了能掐会算了？
问题是，朝廷根本不接这根“橄榄枝”，也犯不着接，所以，不但没有“扶正”曹操的兖州刺史，就连金尚的任命也并没有撤销。
这也就难怪他在取得了对金尚、袁术的压倒性胜利之后，仍旧迎来了举州叛乱，毕竟他辖区内，绝大部分的太守、国相们还是朝廷任命的二千石。直到曹操重夺兖州的兴平二年十月，天子才拜曹操为“兖州牧”，而这个月份，恰恰是汉献帝在李傕、郭汜的追赶下逃亡东归的紧张时刻，纯属“病急乱投医”。
在此条件下，按照我们熟悉的历史叙事逻辑，当迎奉天子这样的“大好事”摆在曹操面前的时候，他没有道理不珍惜。
然而，从史书记载来看，促成曹操决策的分明是多方面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曹操一直举棋不定。
见《三国志·武帝纪》记载：
（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将迎天子，诸将或疑，荀彧、昱劝之，乃遣曹洪将兵西迎，卫将军董承与袁术将苌奴拒险，洪不得进。
建安元年正月，汉献帝刚刚在河东郡安邑县郊祀上帝，大赦天下，改元建安，曹操则刚刚进入陈国武平，清理了袁术势力，将要迎接天子，诸将“或疑”，也就是有人表达了疑虑，而荀彧和程昱劝谏曹操执行，于是派出了曹洪统兵西迎天子，结果遭到了董承和袁术部将苌奴的阻击，未果。
这里有诸将的“疑虑”以及荀彧和程昱的劝谏，对照《三国志·荀彧传》中的记载，应该是这一条：
建安元年，太祖击破黄巾。汉献帝自河东还洛阳。太祖议奉迎都许，或以山东未平，韩暹、杨奉新将天子到洛阳，北连张杨，未可卒制。彧劝太祖曰……
荀彧具体劝谏的话太长，就不引述了，对照一下时间，两条记载有所不同，一个记在建安元年正月，曹操到陈国武平之后，一个是记在杨奉、韩暹拥汉献帝到洛阳之后，这个时间很明确，建安元年秋七月甲子日，中间差了六个月。
事件记载也很清楚，曹操开会讨论朝廷迁都许县事宜，有人就说了，现在山东地区动荡，韩暹和杨奉刚到洛阳，又与张杨联合，怕咱打不过，这时候，荀彧出面劝谏曹操下定决心进入洛阳，落实迁都。
前一个时间肯定是有毛病的，因为汉献帝正月在安邑，张杨领兵接应，想要迎天子回洛阳，诸将还不听，变故发生一个月后，韩暹出兵攻打董承，到六月时，汉献帝又跑到了安邑以北的闻喜县，或许是白波军想把朝廷带回他们的老巢白波谷附近。
不过不久后，因为缺粮，杨奉、韩暹、董承等人又变成了乖宝宝，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簇拥着天子的车驾进入了洛阳，因为《三国志·张杨传》中提到：
建安元年，杨奉、董承、韩暹挟天子还旧京，粮乏。杨以粮迎道路，遂至洛阳。
更细致的表述在《三国志·董卓传》：
是时蝗虫起，岁旱无谷，从官食枣菜。诸将不能相率，上下乱，粮食尽。奉、暹、承乃以天子还洛阳。出箕关，下轵道，张杨以食迎道路。
蝗灾旱灾一起来，先内讧打成一团，等到大家都没饭吃，也就不掐了，听从张杨的招呼，过太行八陉之一的轵关陉，进入河内郡，一路由张杨供应。
怎么个“上下乱”法呢？
韩暹打董承，给董承打得跑去投奔张杨，张杨就派他先去整修洛阳的宫殿，而也就是这个时候，太仆赵岐主动请缨南下荆州，游说刘表供应朝廷，《后汉书·赵岐传》中的原话是：
岐至，刘表即遣兵诣洛阳助修宫室，军资委输，前后不绝。
也就是说，赵岐到了之后，刘表立刻派兵帮忙修宫殿，又连绵不断地输送粮食物资。
可见，《三国志·董卓传》中说的“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至少河内张杨和荆州刘表是谨守臣节的，这也是后世史家对《三国志》对曹魏多有虚美隐讳批评的一个实例。
那么问题来了，前面说到，曹操议论迎奉天子的时间竟然出现了两个，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呢？
答案是，两个都是。
这个看似矛盾的信息，其实暗藏玄机。
曹操第一次讨论迎奉天子的时间，是在建安元年正月进军陈国的路上，而这实际上是他西进席卷颍川、汝南大战略的一部分，所以，次月，就击败了颍汝黄巾余部，可见，曹军主力一直在豫州行动，没有介入司隶校尉部。
但是，曹操同时派出了曹洪率领偏师出击，遭到卫将军董承和袁术部将苌奴的阻击，董承又是在与韩暹内讧失败后，投奔河内张杨，再被派到洛阳修整宫殿，则曹洪被阻击的时间，必然在建安元年二月之后。
也就是说，曹洪是正月出兵，二月之后受阻，到了八月，后台老板曹操才出场，恰恰出现了两个时间节点，也就解释了上面的问题。
那么，建安元年正月发生了什么让曹操不得不出兵的事件呢？
很简单，老板的命令。
见《三国志·袁绍传》，原话是：
初，天子之立非绍意，及在河东，绍遣颍川郭图使焉。图还说绍迎天子都邺，绍不从。
翻译过来就是，之前袁绍反对拥立汉献帝，等到天子逃到河东郡，他就派出了颍川人郭图为使者朝见天子，郭图回归之后，游说袁绍奉迎天子迁都邺城，袁绍拒绝了。
天子在河东郡的时间就是六个月，理论上任何时间点郭图都可以去，但是，在《为袁绍檄豫州文》里有这么一句话：
会后銮驾东反，群虏乱政。时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离局，故使从事中郎徐勋就发遣操，使缮修郊庙，翼卫幼主。
翻译过来就是，汉献帝从关中离开，东返洛阳的时候，因为冀州北方发生战争，不能离开，所以，袁绍派出从事中郎徐勋安排曹操出兵，以整修都城、宗庙，保护皇帝。
这条史料我们之前解析过，从事中郎是六百石属官，对于本官也是六百石议郎的曹操来说，属于很高规格的安排了，而袁绍强调了銮驾东返回的过程，以及缮修郊庙的行动，都点出了这个派遣指令，发布于天子还在河东时。
既然天子还在河东，曹操派出的曹洪去洛阳怎么“迎天子”呢？
而且，在《三国志·诸夏侯曹传》中明确提及了他攻克的地点：
阳武、中牟、京县、密县。
这四个县都在河南郡境内，恰好是成皋、荥阳天险以东和东南的广大区域，而荥阳一直是洛阳东方的咽喉要塞，恰恰说明曹洪给董承、苌奴堵在了荥阳以东，很明显，他的进军目标只能是洛阳，而他的任务自然不可能是迎接还没来的天子，而只能是“缮修郊庙”。
也就是说，曹操面对袁绍的出兵指令，搞了个“一分为二”，主力部队继续抢地盘，接收袁术留下来的颍川、汝南，而派曹洪应付差事。
正因为如此，曹洪的这次行动被称为“将迎天子”，而《荀彧传》中记录的则是“议奉迎都许”，更明确点明是汉献帝到洛阳之后，那这个时间，只能是建安元年七、八月间，行动虽然是两次，真正当回事的，其实是第二次。
所以才有了“集议”，有诸将的参与，又有荀彧的定计，曹操最终决策，然后倾尽全力地执行，这才是军国重事的决策程序，你也可以看到曹操“军府”独立成型之后，几乎都是这个决策套路。
反观第一次，甚至没有提及“议”的程序，而是“诸将或疑”，进而荀彧、程昱劝谏，曹操派出曹洪，受阻之后，也没有进一步动作，明显是袁绍命令下达，曹操部下们表示执行不了，荀彧、程昱站出来劝说，还是可以干的，比如派个人意思意思，就完事儿了，毕竟天子还远着呢，你打下洛阳，人不来有啥用，你还打去河东吗？
所以，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根本不是什么深思熟虑的战略方针，而是形势步步推进下，一个因缘际会的结果。
具体来说，有这么几条：
第一，袁绍这个主君的明确要求；
第二，董昭这个内线糊弄了杨奉；
第三，董承这个内鬼来招引曹操；
第四，丁仪这个故交的建策之功。
这四条，可谓缺一不可，反倒是流传甚广的毛玠献策“奉天子以令不臣”可能比前面说的荀彧议论还要晚，而荀彧的原话是：
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
也就是说，迎奉天子这是顺应民心的正确道路，与什么“令诸侯”、“令不臣”没有关系，但这个建议却是在讨论迎天子迁都许县的“集议”上，相当于定调子的发言，而毛玠的发言则是直接面对曹操，而曹操也因为嘉许他的想法，让他担任幕府功曹。
曹操拥有“开府”权力，已经是迁都许县之后，这时候才有“幕府”建制，主要侧重的也不是对“不臣”，而是谈耕种务本，建设根据地。
所以，尽管出名，在决定性上讲，远不如上述的四条。
袁绍的派遣，之前已经说过了，董昭的作用，其实是在为曹操创造介入朝廷的条件，见《三国志·董昭传》的记载：
建安元年，太祖定黄巾于许，遣使诣河东。会天子还洛阳，韩暹、杨奉、董承及杨各违戾不和。
翻译下，就是建安元年，曹操打败黄巾军占领许县后，就派出使者到河东，正好赶上天子回归洛阳，韩暹、杨奉、董承和张杨各自矛盾不和。
按照时间来看，曹操打败黄巾后，天子即拜他为建德将军，说明去河东的使者带去了捷报，带回了朝廷中几派势力的形势，也带回了对曹操的正式任命，这也是曹操第一次真正拥有“合法”的将军号。
当年六月份，曹操升任镇东将军，袭父爵费亭侯，这又源自董昭以曹操的名义写信给杨奉，杨奉有兵却缺粮，曹操信中提出要供给粮食，杨奉大喜过望，主动联名表奏曹操升官，又推动着诸将护送天子南下洛阳。
这个过程中，曹操应该也是不知情的，主要是董昭的推动。
当杨奉、韩暹、董承、张杨四将汇聚洛阳，各自升官把持朝政，张杨为大司马，杨奉为车骑将军，韩暹为大将军、领司隶校尉，都被授予“假节钺”的特权，也就是代天子专杀的权力，类似于赐尚方宝剑。
从关系来讲，杨奉、韩暹一伙儿，张杨、董承一伙儿，兵力上，又是杨奉最强，张杨主动退居野王，杨奉后来也到梁县驻扎，把洛阳留给了韩暹和董承。
董承和韩暹本有旧怨，所以才会：
潜召兖州牧曹操。
正是董承偷偷叫曹操来，所以，前面引文中诸将们讨论洛阳形势时，恰恰忽略了董承，也就意味着，曹操之所以召开“集议”讨论入洛与迁都许县，直接原因，就是董承的邀请，而正在此时，曹操的老友，应该也是姻亲，汉献帝身边的侍中丁冲寄信来，见《魏略》记载：
乃与太祖书曰：“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时矣。”是时张杨适还河内，太祖得其书，乃引军迎天子东诣许。
翻译过来就是，丁冲帮曹操下决心，你一直有匡扶天下的志向，现在到时候了！当时，张杨刚刚退兵，曹操得到信，立刻出兵入洛阳，迁都许昌。
要知道，曹操之前和董承又不熟，话最多也就信三分，丁冲就不一样了，亲戚朋友都沾，既然写信，肯定也说明了洛阳的形势，正是空虚之时，曹操近似于“捡漏儿”。
说白了，在这个重大事件中，荀彧就相当于股评人，舌灿莲花、意义规律说了一堆，董承则相当于半公开的市场消息，真正主导大炒家曹操买定离手的，还是亲友团丁冲传来的内幕消息。
那么问题来了，曹操这局到底是给自己押宝，还是替袁绍下注呢？
答案究竟是什么，请听下回分解。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