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创业史》的最初感受是中学期间学过的一篇《梁生宝买稻种》的课文，因为当时是断章取义地仅学其中一章，没有阅读《创业史》整本书，所以只对那个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梁生宝略有印象，其他慢慢淡忘了。
这次该书入选部编语文教材七年级下册推荐书目，作为语文教师，我不得不细读这本755页的《创业史》全书（第一部和第二部），没想到不读则罢，越读越投入，当凌晨两点看完第二部的最后一页，我竟没有丝毫睡意，总感觉书应该还没写完。瞅着最后一个标点符号——省略号，我意犹未尽，又反复读了最后一段：
在下午的讨论会上，他（郭振山）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他向教室里全区的农村干部和互助组长们大声地宣布：官渠岸互助联组怎样积极准备条件，争取尽快地办社。他向大家保证：这回开毕会回去，就是磨破脚、熬烂眼，他也要把农业社这面红旗在汤河南岸的稻田里竖起来。他努力给人们表现出：他是在试办农业社出了问题的时候给大伙鼓劲的样子；虽然他连一句也不提灯塔社或梁生宝长短。……
小说就这么完结了？这就是创业的结果？我掩卷深思，区委书记王佐民接了电话回来会怎样？“黑马”事件对黄堡区造成的影响有多大？刘淑良有没有加入到下堡村协助梁生宝一起创业？灯塔社草棚屋饲养室里的牲口会怎样？有没有遭遇恶人下药？拥挤的饲养室到了夏天按梁生宝的办法是否有效这个领导全区第一个农业社的年轻小伙梁生宝最后有没有成为省劳动模范？郭振山和梁生宝最后谁掌握蛤蟆滩的方向盘？下堡村最后是不是黄堡区最富裕的？还发展了哪些农副业及其他产业？
我尽力为梁生宝预估着所能遇到的种种难题，设想着解决的方案，是不是还应有《创业史》第三部？我急急忙忙上网搜索，恍然大悟：对于这部描写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长篇小说，作者柳青同志确实生前计划写四部的，第一部写互助组，第二部写初级社，第三部写高级社，第四部写人民公社，结果只完成了两部。
带着这一遗憾再了解作者，不免让人肃然起敬，柳青（1916-1978），陕西省吴堡县人，早年从事革命活动，1952年任陕西省长安县副书记，主管农业互助合作工作，他一贯深入生活，几十年如一日生活在农民中间，1953年3月，辞去长安县委副书记，开始定居皇甫村，专门从事长篇小说《创业史》等文学作品的创作。1960年4月，柳青将《创业史》第一部10万册的稿酬16065元，捐给王曲公社做工业基建费用；1961年开始写《创业史》第二部时，他向出版社预借5500元稿费，为皇甫村支付高压电线、电杆费用。1963年到1964年，柳青两次参加长安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冒着风险，和打击一大片的错误思潮进行斗争，保护了一批农村干部，深得人心。“文革”期间，残遭迫害，“四人帮”剥夺了他十多年最宝贵的创作时间，《创业史》的全部创作计划未能如愿完成，1978年，柳青带着毕生心血未尽的遗恨与世长辞。
我瞬间想起了另一位黄土作家路遥，他应该有实力续此鸿篇，转念一想，路遥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1991年才完成，1992年年仅42岁的路遥就因积劳成疾逝世。可惜后者终究无人续此鸿篇，空有生者临文嗟叹！我不禁为柳青的个人遗恨与当代文学史上的憾事痛惜。
我带着久久难平的心情回看《创业史》，从开篇题叙的1929年冬陕西渭北高原大批饥民涌入下堡村，到第二部最后蛤蟆滩人全部吃上白米饭，穿上里外全新的棉衣。二十几年的时间，人们从物质到精神上的巨大变化，再联系当今时代我们的幸福生活，我的第一感受就是：听党话，跟党走。
小说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梁生宝的成长不是天然的，层层阻力之下，他坚定的信念、准确睿智的决定、勇于进取的精神都来自于上级党组织的指引帮助。正是有了柳青这样的好领导，才有了小说中乡支书卢明昌、黄堡区副书记王佐明、渭原县委副书记杨国华等一批乡、区、县等各级优秀党员干部，才能指引讨饭娃出身的梁生宝等有志青年排除万难，大胆前进。
据说，在陕西省关中地区，柳青是根据王家斌这一原型塑造梁生宝这一形象的。而我的感觉是，我敬爱的作家柳青，他为百姓所做的一切，胜过小说中的渭原县委杨国华同志。当然假若小说有第三部、第四部，杨书记应该也会自掏腰包捐款捐物帮助合作社度过难关的。
因此可以说：小说中梁生宝创业的成功除了他个人的努力，更在于他遇到了党的好领导。首当其冲的是渭原县委分管互助合作的副书记——那位烈士的遗孤，兢兢业业不知疲倦的杨国华同志。堂堂县委副书记，能对一个讨饭娃成长起来的农村“小光棍”亲如兄弟，那份亲热，那份喜欢，那份信任，从一开始，这个莽莽撞撞的年轻庄稼汉，就有一种感觉，他对党实现一个伟大的计划，会有些用处。他就下定决心学习前代共产党人的榜样，把他的一切热情、聪明、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党所号召的这个事业。他觉得只有这样做，才活得带劲儿，才活得有味儿。他牢记全省著名劳模、窦堡区大王村互助组长王宗济在扩音器里做经验介绍时说的那句话：是靠乡支部和区委的领导。有党领导，咱怕啥？
正因为有了党的正确指引，有了区委王副书记亲临蛤蟆滩帮助整顿互助组，订生产计划，才有了后面梁生宝跑到几百里外冒雨雪为互助组买新稻种；正因为有了党的正确指引，有了县委杨副书记事无巨细地让卫生所准备的进山用药品、药棉和纱布，梁生宝才能冒着生命危险带领贫困户割竹子挣够钱全员平安返回顺利度过春荒；正因为有了党的正确指引，才有了技术员韩培生下乡入田指导科学育秧，贫雇农看到丰产看到希望才会认可、支持梁生宝。同时也正因为从党身上看到了力量，梁生宝、王宗济、高增福、冯有万等才能一心爱党跟党走，才能带领贫雇农过上好光景。
梁生宝的继父梁三老汉，论正直、善良、吃苦耐劳、自强不息、坚持不懈、热爱土地等都不逊于儿子梁生宝，他为什么奋斗终生依然贫困？是生不逢时，没有遇到党的英明领导。当这个已经被贫困压得直不起腰杆的梁家老三，在他的儿子不听劝阻非要铤而走险带领贫苦农民进山割竹子的危险时刻，他也知道走向乡政府卢支书的屋子，向党敞开心扉。听党一席话，他豁然开朗，从此不再狭隘、不再自私落后，从一个怀疑者变成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拥护者。后来即使他心爱的老白马合槽到了农业社，他也会经常拿自家的粮食去接济合作社，并不计报酬地到饲养室帮饲养员任老四照看牲口。因此，可以说，党的领导、党的英明决策是那一代农民过上好光景的根本原因。
郭振山作为蛤蟆滩最早的党员，这个在旧社会走街串巷卖瓦罐，有着商人的精明，土改时立了功，外号“轰炸机”的能人，论资历、论能力、论家底都比梁生宝强很多，甚至不在乡支书卢明昌之下，但这位被蛤蟆滩很多人寄予厚望的代表主任，没有听党组织的话，没有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他挂着代表主任的牌子，只想享受代表主任的荣誉，却不想承担代表主任为贫雇农生存发展操心的重任。他自己在心里就看不好党所倡导的互助合作，对社会主义革命持反对态度，他暗中贯彻执行自己的五年计划，热心于个人发家致富，拼命追赶村里的富裕户郭世富。在梁生宝垫钱为互助组买稻种时，他私下里投资韩万祥的砖瓦窑，事后还埋怨梁生宝没有给他留新稻种，忘了他这个入党介绍人；在梁生宝进山割竹子帮助困难户度春荒时，他埋头把自家的旱田改为水田，并对高增福、冯有万举报的姚士杰趁春荒放高利贷的事不管不问；在梁生宝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成立灯塔社后，他更是嫉妒生恨，不听党要求他与梁生宝搞团结的话，自己搞起假的互助联组，暗地里与梁生宝对抗：梁生宝搞牲畜合槽，进行互助合作示范，他就杀猪卖肉，显示互助联组的优越性。在梁生宝听了党组织的话，极力帮扶兵痞白占魁，而白占魁和梁大老汉相继闹出一连串“黑马”事件后，郭振山幸灾乐祸，发表了小说最后一段的讲话。他时时刻刻动用他的小聪明，与党的路线越走越远。
梁生宝是中国50年代的农村社会主义创造者，是新中国成立让梁生宝真正站了起来，开启了他的创业史，同时以他的事迹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的创业史。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从单干到合作社，从合作社到大锅饭，从大锅饭到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分田到户到土地三权分置，历史貌似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现在的农村，大多数的农民已经涌入城市，集体的土地个人承包后已经被各取所需地托付给了需要的人们去经营，比前期任何时期更科学更合理。
对于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的我来说，读完此书，历史的感觉铺面而来。小说像一部史诗，告诉我们当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可能性和历史必然性。上辈人常跟我们描述的他们所经历的减租反霸、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忆苦思甜等，伴随着阅读在我头脑中逐渐清晰起来。
“创业难”，在创社会主义大业的历史画幅上，我清楚地看到了一个大大的“难”字！可笑的是，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好形势下，我听到了那些沉迷于网络的“难民们”在竞争激烈的社会浪潮中发出的那句温柔反抗——“我太难了！”。猛然间我对柳青的《创业史》的精神生命力以及《创业史》被列入教材推荐图书的原因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最后我想说的是，不论是小说中的渭原县委副书记杨国华、黄堡区副书记王佐明、下堡乡支书卢明昌、灯塔社主任梁生宝，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已故作家柳青、路遥，乃至当下亲临武汉新冠肺炎重灾区的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身患渐冻症仍坚守在抗疫一线的金银潭医院张定宇院长，以及祖国各地援鄂抗疫的成千上万的医护人员，无数新时代最可敬的人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刻挺身而出、迎难而上，他们的高尚纯洁，身先士卒，舍己为人的精神永远是我这个共产党员、人民教师学习的榜样。
撰稿人：姜华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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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史读后感(听党话，跟党走 ——《创业史》读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