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翠微、李迅校长，你们不要调侃我”）
今天我在这里很紧张，紧张在什么地方呢？今天我穿了一件新衣服，今天一早霍老师在食堂看见我，说“柳校长，你今天怎么这么漂亮？”我穿了一件新衣服，表明我对这个场合的一个重视。第二个，今天在这里发言，我的两位兄弟在我之前发言，所以我无法畅所欲言地说，昨天李迅校长说得那么好，几乎站在世界的高中的课程的改革的最高水准上，李迅校长是我校长班的同学，我对他很尊敬，打个比方，他就是三国时候的周瑜，你们想一想周瑜是什么样的形象他就是什么形象的。第二个，刚才我们叶校长发言，叶校长也是我的同班同学，他在当下教育的江湖上被称为大侠，叶大侠，他胆子很大，为什么呢？江苏实行了八年的高考方案，已经很陈旧的东西，被浙江学过去了，它作为新的方案开始在讲，为什么我说这句话呢？因为他刚才说，浙江附近有一个文化大省，搞的高考方案，让考生苦不堪言。他这个话是对我说的，实际是调侃我。所以我在这里说，叶大侠的方案只是在我们的那个很差的方案上，又推进了一步。不信，明年，你再来这里，看你还能怎么说？大家不要鼓掌，我们不是相互攻击，我们只是相互幽默一下，实质是一致的。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不要去追求最后的一分”。我有一个副标题“让学生过一种完整的、丰富的、日常的学校生活”。这是我今天的主题。本来我不准备做课件，但昨天吃完饭后，叶大侠跟我说“袁照啊，明天我要用个课件”，言下之意就是，你也要去准备一下。昨天晚上很晚了，所以我今天早上很早起来，赶紧做了一个课件。
各位老师、各位校长，我想今天先请大家欣赏这一幅照片，这张照片不是我拍的，虽然我很喜欢拍照片，但是这么美的照片，我没有捕捉到。我想问大家，从这张照片当中，大家有什么联想？我记得在一千年前，王安石曾经在《游褒禅山记》当中说，“古之人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深……”，什么意思呢？古人看到一草一木，都会有感悟，都会有所得，那么我告诉大家，你看到的这个东西，你有什么感悟，今天就给我二十分钟，我没时间发挥，本来我想叫叶大侠回答，但是今天算了啊！（叶大侠在台下插嘴：这叫破罐子破摔）。说得很好。他说“破罐子破摔”，相当有水准的一句话。不过我比他有文化，我不会在这个场合用这样“破罐子破摔”的表达。我说得比较有诗意。大家看一下这段话，是我为这个罐子配的文字：
“残缺的瓦罐里，长出了美丽的画。当下，正是高考出成绩的时候，各地各学校都纷纷亮出状元。出分那天，是记者最忙的，东打听、西打听，看状元出谁家？可前不久，正是他们媒体上说，某某研究机构研究显示，凡状元都没有成大才。又比如，我们痛恨过去的科举制度，可是，我们却以故乡出了多少状元为荣耀。平时，我们有的专家以批判当下的考试制度为己任，可是，一转身，又会以某地出了多少状元为评价。状元是不是就像破罐子里开出的花？”
大家有没有觉得我这个回答比叶大侠的要好一点，富有诗意？尽管我们的意思是一样的。我为什么今天用这幅画来作为一个开头，作为一个引子？我是想进一步问，结合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文化背景下，高中的多样化有可能吗？今天的主题就是讨论中国高中的多样化，在我们国家政策，考试制度，在我们课程教材管理这样高度统一的背景下，有没有可能？我们和美国的文化毕竟是大相径庭的，我们所说的多样化，是应该体现在本质上的多样化，而不是现象上的、局部的、表层面的、表象的（多样化）。我不知道我讲的这个话有没有道理。
下面我们再看这幅图，这幅图是去年我跟着霍老师到河南的一个城市，当时正在开菊花花展，然后在我就拿着手机拍了这么一幅图，大家说说看了这幅图，你有什么感想？我告诉你，你不要去想爱情，不要去想人生，你就想当下的教育，当下的高中教育，你联想到什么？
我告诉大家，范仲淹写了《岳阳楼记》，但他从来没有到过岳阳楼，是滕子京，他的好友寄来一幅画，他对着这幅画写了《岳阳楼记》，所以我到岳阳楼之后，我反复在想，幸亏范仲淹没去，去的话肯定写不出《岳阳楼记》，为什么？因为岳阳楼没这么好！今天我们回归传统，看图说话。好，我们现在回到这张照片上来，有什么感悟？我记得那天，我的微信发了这张照片，留下了这段文字：
“每一盆花，不是一朵，不是一枝上的一朵两朵，而是一群花，一群花在一个盆里开得整整齐齐，一样高，一样大，一样的色彩，一样的花姿。这样的一盆花，与另一盆花放在一起，再与另一盆花，另一群花摆在一起，就是像军队。假如，花与战争联想在一起，以士兵的要求要求花，那么，花会成为一种什么景象？”
我告诉大家，这就是当下我们高中的教育，就是今天我们高中的校园，我们高中的课堂，我们高中的日常生活，我们高中的老师和学生，就是这么一盆一盆菊花。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和现实背景下，我们今天来讨论我们的课程改革，讨论我们高中转型，讨论我们的内涵发展。
阅读了上述图片之后，我们还会得出无数的关于教育的一条、两条、三条、四条结论。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讲讲我自己，我们这个学校历史上称之为“名人、名园、名校”。今天这个校园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康熙皇帝住了六次，乾隆皇帝住了五次，曹雪芹十三岁之前有人说他是在我这个校园里长大的。今天，这十多年来，我们学校被媒体称之为“最中国的学校”，我们践行诗性教育，但是说实话，对改变我们整个基础教育的现状，它的影响和作用都是极其有限的。
下面我讲讲我的校友李政道，这是几年前，我在学校接待校友李政道，李政道给我讲过一段话，他说：柳校长，我为什么有一点发明创造，有所成就？“要感谢我的父亲”，他说“我的父亲很开明，但是也很严厉，在我读中小学的时候，他规定我，每门考试一定要考八十分以上，否则给你补课，拿今天的话，就是要做家教了”。然后，李政道就与我讲，“我每次总是考在81分到82分之间，从来不多考，从来不少考，少考浪费，多考也浪费，因此省下我大量的时间，我读了大量的书，这对我以后的发明创造是有作用的”。我们各位校长有没有启发？他说，“当下的大陆教育包括台湾，包括香港的基础教育出了问题”，他说“小孩子考了99分，回来以后家长肯定不满意，班主任不满意，老师不满意，还要教育他，小孩还要痛哭，问他你为什么不拿100分呢？”李政道先生又说讲“柳校长，这个最后一分比拿前面的99分都难，但是恰恰这个最后一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现在，我在想，我们今天有多大空间呢？我们今天的空间已经从80分后面的20分，缩小到最后的一分，我们就暂且省下这一分，把这一分的时间还给学生，做我们更多的、有效的事情，就像我们李迅校长，叶校长做的那种事情。去拿最后一分的时间，省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善良地、善意地、虔诚地把它还给学生，还给学校。
我今天讲两个“李”的故事，第一个是李政道，第二个李是李迅——李迅曾对我们江苏的发难。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得罪他们两位老师。三年前高考结束以后我们江苏兴高采烈，特别是语文老师，发现一批高考的满分作文，这个高考满分作文不得了，70分啊！媒体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找到了四篇文章，然后在江苏发行量最大的《扬子晚报》上登出来，登出来以后惹祸了，全国各地舆论化了，发现三篇作文几乎是一动不动，换了一个标题，抄来的。李迅先生马上给我发了一个信息：“柳校长：难道你们江苏的老师是不读书的吗？”这个话厉害了，刚才叶大侠说“浙江的临近的某一个文化大省”，还委婉，而这个李校长就直截了当地说“难道你们江苏语文老师是不读书的吗？”
看了他的短信，我沉思了一下，迅速地回了一个短信，我说，“李校长，尽管如是，不过我们江苏的语文老师还是识货的。”什么意思啊？我们读书少，我们不知道是名家名篇，但是我们有鉴赏水平的，我们知道是好文章，我们就给他满分，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语文老师有原创水平，我们有鉴赏力。
老师们，这是我们相互调侃的话，在我们调侃的背后，有着深深的忧虑，难道江苏的高考是这样的，福建的高考不是这样的？福建的语文考试不是这样的吗？福建的高考作文不是这样的吗？因为满分被登出来，然后发现是抄袭的，知道抄袭，却不能扣分，阅卷组解散了，只能维持满分。那个抄到59分，58分，65分，今年抄，去年抄，前年抄，改革开放以来，抄了三十年的作文，都在我们的档案室里保留着，难道浙江不是这样吗？上海不是这样吗？北京不是这样吗？我曾经把北大著名的童话作家曹文轩请到学校来和我们学生对话，曹先生写童话很好，是个很超然的人，但今天的学生不超然了，我们和他对话，不问他童话，问：曹教授，我们今天到了已经很重要的时刻了，我们面临高考作文，请你跟我们说说高考作文怎么能拿满分？然后曹教授就说，高考作文很容易啊，他说我的小孩参加高考，我让他准备七篇文章，拿到了高分。然后我们同学问他，曹教授，是哪七篇文章啊？曹教授说这个不能告诉你们了。其实我想，他不会去找七篇名家名篇给他的小孩子去背，去转换，他肯定是自己为他的小孩去总结类型，他分门别类为他的孩子准备了七篇。那么我跟大家说，你一年可以这样，两年可以这样……我们三十年来语文教育都是这样，我们说语文是基础，是母语，是工具的工具，连最基本的工具都丢失了，还有什么东西创新？
记得我在四五年前，在安徽一个全省的高中会议上，他们叫我去发言。我说我是语文老师，语文特级教师，但是我做出一个判断，中国高中的语文老师80%是不合格的。当然福州一中全是合格的，大家不要笑。一个数学老师不会解数学题，能让他到高三去教高三数学吗？一个唱歌老师不会唱歌，能安排他去教学生唱歌吗？为什么在中国，几乎所有的高中语文老师都不会写作文，天天在教学生写作文？怎么写？去套，去搬，去抄，去转化，去建立模型，让学生顺着模型走，模型是当下高中教育最害人的东西，无论是大的模型，小的模型，语文课堂上只教模型。
我还记得我三年前，也是到安徽，安徽搞了一个活动，他们把全省的语文背景的校长集中起来讲诗性教育，讲语文审美课堂。当时莫言刚刚获奖，大家兴高采烈啊。钱学森之问终于打破了，我们中国终于有了一个顶级的大师了。在那个会上，我说你们去看看莫言的简历，上网去查一查。莫言小学三年级，一天骂班主任是地主婆，结果学校要处分他，他吓得不敢到学校了，因此辍学了。他就在家里自由地阅读，随便什么书都看，没有书就背新华字典。这就是莫言。
前两年，我做了一件事，带着我们一部分语文老师花了一年时间研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百多个，研究下来，三十九个人是因为写诗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们把他们的经历、代表作、获奖词、答谢词汇总，出了一本书。我也参与其中，做了一年，研究下来得出结论，这个诺贝尔绝对是有预设性、有政治倾向的，有很多人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获奖，有的人是意识形态原因不获奖。由此，我在想，我们新中国，像莫言这般年龄的人，成就不要说是超过莫言，就是达到莫言高度的人，我们中国有一大批的。为什么不找一个经过我们像在福州一中这样学校读过书的人去拿奖呢？
为什么不找一个杭二中的作家去获奖呢？为什么不找一个上海中学、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京四中的去获奖呢？我相信肯定有政治意图的，莫言的获奖跟我们的老师有关，跟我们的基础教育有关吗？跟我们学校有关吗？没有关系！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我告诉大家，我这个猜想是小人之心，暂且不要在意。我们暂且说，莫言是应该获奖的，我们大家了解过莫言，看过莫言的书吗？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这之前，我很惭愧，我没有好好看莫言的书。一些作家说：柳校长，你要去看看啊。莫言那么多书，看什么呢？他说，你就找一本最刺激的书。我说哪一本最刺激？他说你看这个书名——《丰乳肥臀》。内容不看，就记住标题。我去看了，看完以后，发现主人翁顺“我”，生出来就有思想，可以这样表达。“我”上面还有八个姐姐，看到最后，我发现这八个姐姐都是母亲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辰，不同的境遇当中，和八个不同的男人生下来的，这本身就是离奇的故事。“我”还有一个潜在的意识，就是我生下来就想抚摸我八个姐姐的乳房，那种血腥，那种原始，那种残酷，那种善良，那种美，那种丑，那种痛苦、忧郁、悲伤，所有东西都在里面。假如说，这本书是李迅先生写的，李迅先生假如认定我是一名作家的话，“柳校长，你替我看看”，我肯定骂他一顿，乱七八糟的，写了个这样混乱、肮脏、杂乱的东西。给我梳理梳理、清理清理、线索理一理。假如，李迅按照我说的去了之后，还有一个完整的、原始的那种莫言吗？充满着原创品性的莫言还在里面吗？不会有了！
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是怎样教语文的？我们今天，语文对培养创新人才，是有绝对影响的，不要以为这个是靠数学老师培养的、靠数理逻辑的。我们语文老师的那种直觉思维、形象思维、那种顿悟，都在人文课程中。比如说，我们经常说这个小孩不成熟，一见钟情，这个小人太不成熟。我说差矣，一见钟情，是最可靠的，瞬间调动了所有的积累，所有的知识，迅速做出判断。比如说，我们高三的同学，他们的阅读水准已经达到很高的层面，一篇优美的文章，第一次阅读的那种初感，那是最美妙的，最真实的、最宝贵的、是最灵动的、最灵性的东西，我们今天的考试制度，还需要它吗？不需要。一篇文章拿过去，告诉学生，这篇文章有四个特点，你们要记住。然后再告诉他，经过我们的研究，前面三个特点已经考过了，最后一个特点没考过，然后迅速把它转化为考题，考题被转化以后，迅速编制标准答案，四个层次，每个层次有一个关键词，你回答要紧紧围绕这个层次，紧紧围绕这个关键词，有标准答案。我们想想，一年可以、两年可以、三年可以……我们十二年，天天坐在教室里，做着这样有效、高效的训练，我们孩子的那种灵动还会有吗？今天我们语文怎么教的？讲语文、讲写作课，叶圣陶他有很多真知灼见，对我来说，只有两点，一是“要让学生以手写我心”，简单很朴素的一句话，回归本源，你要写孩子的真情实感，写他们内心的体验，而我们今天不需要，我们今天做的是形式上的搬弄，转化，资料素材的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去提炼，不是在生活当中那种亲切的、真实的、完整的、丰富的、美妙的体验。二是叶圣陶说每个语文老师都要写下水作文。我们的语文老师现在还写下水作文吗？不写啊，不知道写啊。我研究高考作文，题目要求离不开这样的表达：现在是新材料作文，题目离不开这样得要求：阅读上述的材料，题目自拟，题材不限，诗歌除外，八百字以上。在四十五分左右的时间写八百字，八百字是什么要求呢？江苏是四点：文章要写得深刻，要丰富，要有文采，要有创新。那么我们今天的那种高考作文，和我现在所提倡的那种诗性写作，有没有多大关系呢？我今年发表了很多文章，就是我的高考作文，我要求自己在45分钟内写出800字以上的文章，我一般都在40分钟写完，不加修改，改掉几个错别字，拿出去马上发表。你要求学生做到，老师首先要做到，我对老师说，趁你年轻，把一生做老师所需要的论文都写好，我给你们创造平台，去发表论文。然后，把这一切都丢掉，你保持你自己的原创品性。语文老师，你去写小说，去写散文，去写诗歌，以你自己的原创性带动孩子的原创性。一个老师像机械手，能让你的教育对象成为一个创新人才吗？这是一个误区。
我们今天的“有效课堂”已经“沦陷”了，我们今天所谓老师的“专业发展”，已经让教师“狭隘”，本身这个概念是没有错的，但是到了我们中国，在实施的过程中，往往被异化。这是我们校长的责任。那么最后，我想讲一句话，这两天我听了外国专家和李迅校长的演讲，我也在思考，我们能不能在这样的场合，不说夸美纽斯、赫尔巴特、杜威，我们能不能都说说说说我们自己的观点，不去查教科书，不去百度，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理解教育、理解课程、理解课堂。每一个人都充满个性地表达自己，去实现我们的课堂理想：我们能不能做到？谢谢！
（在2015年7月11日于福州一中举行的“中美高中校长高端论坛”上的演讲，感谢福州一中的整理，感谢东道主李迅校长，该文将由一中编入《鸣阳文集》）
柳袁照：不要去追求最后的一分 ——让学生过一种完整的、丰富的、日常的学校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