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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药学从边缘地带步入大中医药殿堂的引领者-曾育麟
曾庆雨
（云南民族大学 昆明：650031 ）
摘要：中华民族医药长期存在，但久被搁置在中医药领域之外。中华千百年来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歧视，也自然包含了对民族医药学。共和国的建立，对少数民族文化采取接纳和平等的态度，以曾育麟为首的一批具有优秀专业素养的研究者潜心其中，使我国少数民族医药从经验性实践，到现代性科学实验数据的证明，再到理论性的升华，以及对大批专业人才和研究型高级人才的学科培养教育。通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民族医药学终于在21世纪初，成为一门比肩汉传统医药学（中医药学），并迈向现代化进程的显学。
关键词：曾育麟, 民族药，中药现代化，理论建构。
1983年，在云南西双版纳州府景洪召开了首届全国民族药学术会议。这次会议举办十分成功，所谓的成功不仅因有三十多位当时中国药学界的知名教授和专家参会，更在于会上确立了中国药学界一个新名词的正式诞生，即“中国民族药学”。这意味着一个新的医药学研究体系已被开拓，那就是中国民族医药学领域。
尽管这次会议十分低调，但是作为中国民族医药有别于传统的汉族中医中药，它是自成一体，别有系统的观点，终于得到了学术界的完全认同。仅此一端，亦可见出此次会议的重要意义。跨世纪以后的十年，民族药一词已经得到相关学科的普遍认可，并建立起了自己的学科研究及教育体系，也为大多数民众所接受和理解。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做《政府工作报告》中写道：“积极发展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这表明，官方对民族医药体系与中医药体系是一种相并列关系主张的公开认可。故而有必要对该领域的形成发展做出一些历史性的回顾，也对隶属于中药这一领域中的民族药现代化发展有所涉及。
一筚路蓝缕：《玉龙本草标本图影》及其他
与大名鼎鼎的《滇南本草》相比，《玉龙本草》的知名度远逊，但内行人士皆知云南滇北(西北)地区本草汇聚编著最重要的是《玉龙本草》。正是这一南一北两部本草，撑起了云南民族药用动植物谱系的主体构架。目前能找到最早、最可靠的版本是于1959年出版的《玉龙本草标本图影》[1]（以下简称图影），这部一改李时珍《本草纲目》式的传统本草书写结构模式，对古老的《玉龙本草》中所收集的药用植物，以现代植物学的编写方法进行了重新分类和鉴定，并采用国际通行的标准方法，用拉丁文对植物进行命名，以满足专业性的科属比对需求，且标本的制作十分规范，可谓全面体现了编著者高水平的现代性专业素养，以及所具备的现代西方药物学科的操作理念。《图影》共收入药物标本328种，其中图影的制作，达到了图文并茂，十分有利于读者的辨识和理解，这是传统本草书籍所不具备的功能。《图影》的出版，不仅是对濒于毁灭的纳西族古老民族医药典籍的整理和抢救，[2]更是运用现代的药物学理论方法对传统药用植物与用药方法进行标准化整理的一个成功尝试。这种以西学手段灌注于中国古老医药典籍整理，并由此产生对传统药用植物与用药方式应该要有标准制定的想法，这些在当时实属超前的理念出现，与曾育麟的求学经历和就业时局紧密相关。
1947年，17岁的曾育麟考入华西协合大学，这所由美国、英国、加拿大的五个教会组织创办于1910年的教会大学，坐落于成都华西坝。动荡的时局，艰难地生计，未来的就业选择等问题，成为这个少年人不得不面对的实际问题。一年后，曾育麟离开了当时名气很大，又很赏识他的刘承钊教授，[3]由生物系转入药学系学习。这一选择，不仅是他一生事业的选择，也是他走向共产党学生地下组织的重要选择——为没有贫穷和压迫的公平社会而奋斗。在积极投身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的同时，他仍能于隆隆炮声中安心面对实验室中的实验，仍能填写一份份工整，完美的中英文双语实验报告，[4]这份定力来自于一个年不满二十，学龄刚大二的学生，足见其人心智的饱满和精神的格局。
1952年，曾育麟响应新政府号召，毕业留校的他主动申请赴云南边疆工作。在徒步赴滇途中，他经历过与土匪交火，与山贼遭遇，与小偷搏斗。这位校级垒球队的主力帅小伙，就这样历经几个月的惊险途程，终于配合护卫分队把四十几人的赴滇学生小分队安全带到了昆明，完成了一个领队的职责。那时全国行政辖属以地区划分，云、贵、川三省按军制，划为大西南局。曾育麟由大西南局分配到原国民政府云南药物研究所基础上新建的云南省药品检验所（以下简称药检所）工作，他报到之后才知道，这个国民政府的所谓药物研究所是个三无之地：无经费，无设备，无人员。而新建的药检所所长则是位目不识丁的军嫂。曾育麟立刻意识到上任伊始就给他副所长任命，他所要担负的是云南区域内的民生用药，医疗用药等质量把关的责任，这份压力何其之重。
在那个“每天升起的太阳都是新的”时代，要用满腔的真诚和热力，为每一片空白地方画上美图，在每一座废墟上建盖最优最美的房屋，为建设最好最幸福的国家而努力奋斗，不惜付出青春和生命！这不是愿景，更不是口号，而是生于30年代，长于40年代，贡献于50年代青年人的共同志向。正是怀有这样宏大的胸襟，曾育麟和陆续来到药检所的一些青年人一道，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作为技术领导人，曾育麟着手规划药检所的格局和建制，设立各个不同的功能部门，除了主导这些行政管理的布局外，面对当时整个西方国家对中国大陆实行最严格的经济封锁，全国西药制品严重匮乏的局面，如何保证云南地区医疗看病用药的需求？如何保证普通民众的用药安全等问题，成了他工作中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曾育麟明白，这些实实在在的困难，只能实实在在地面对，百废待兴之际，实际的事务只能自行解决，不可能事事都向主管政府部门伸手要帮助。于是，他做出的第一个决策就是做市场调查，掌握第一手药品供给状况的材料。在调查中曾育麟惊讶地发现，本地中药材的丰富资源，完全能满足民众的基本医疗需求，西药匮乏所带来的医疗困境，较之内地几乎就没有什么大的影响。甚至某些需要抗生素类药品治疗的疾病，云南的地方药材市场也能有所提供。他由此得出结论：云南地区对西药的依赖甚微。同时他的专业眼光，也使他敏锐地看到很严重的问题存在：云南药材市场管理十分混乱，药材真伪的识辨和使用都是经验性操作，全无标准可言，这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作为一个接受过现代西方药物学专业严格训练的学人，曾育麟十分清楚，没有实地勘察和实物比对的经验，没有实验室里确凿和严格的分析数据支撑，药材真伪辨识的手段，药物使用安全标准数据的获得都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这位年轻的药物学者为了填补自己在地方药用植物知识上的空白，他背着一部老旧的蔡斯牌相机，踏遍云南的山川河流，访问上百位药农、药工，相机有故障了就用手绘植物图样，从根、茎、叶、果、子的形状，到界、纲、类、科、属、种的准确鉴别，再到形、色、味、效的详尽记录。他走进封闭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坐过牛车，骑过毛驴，经历过翻车等等惊险。历经风霜，走过春冬，终于完成了滇北（西北）地区的药用植物典籍——《玉龙本草标本图影》的编著工作，成就了中国第一部图谱式地方本草典籍。
然而，《图影》的出版只是他所从事的民族药研发事业开端的一小步。与此同时，曾育麟主要参与的另一项工作，即对云南白药原料调查，配方核实，以及适合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所需要的药品标准制定，原料供给可能性等重大问题的论证。该项工作因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的过问，成为当时云南省医药工作中的一等大事。1958年，《图影》还在编写中，而“云南白药原料金铁锁的研究”、“热带药用植物的调查”两个项目已完成。他由此涉入对云南彝族医药体系的深入探查，获得了云南热带地区药用植物的第一手资料。这一年里的勤奋工作，多篇优质学术论文的发表，使年仅28岁的曾育麟荣获1958年“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大会成果奖”。以此为始，他研究成果多样而卓著，迅速成为中国药学界的新秀而声名鹊起，影响渐大。
入行六年的曾育麟，已对云南各民族医药文化历史的钩沉，研究与实验，药材的鉴别与有效成份分析，药品的标准化制定等有了一整套的思路。他意识到这是十分庞大的事业，他有必要穷尽一生把民族医药这一个宝藏挖掘出来，为今天的人类服务。之后，开发和研究民族药便成为曾育麟人生追求的唯一目标。论文《云南三分三的调查和生药学研究》、[5]《云南金刚散的调查研究》[6]等多篇优秀论文的发表，填补了药用植物原产地研究的空白。而《中药形性经验鉴别法》的出版[7]，基本解决了药用植物采集收购中出现的辨识、误判等长期疑难问题。即便在文革期间，曾育麟被扣以“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或称白专）道路的当权派”等罪名，被中断了研究，被监禁、被群众大会批斗、被挂牌游街示众，被罚扫大街、被赶到单位食堂当炊事员，虽有屈辱之种种，也没能磨灭掉他的人生目标。他坚持收集整理民族医药材料，向前来探望他的老药农、药工讨教，与基层药检所的同道们暗中讨论，积攒文献，相互砥砺，矢志不渝。上世纪70年代，再次回到实验室后，他的成果不断，获奖无数。而这些成果几乎都转化成为市场的新药，惠及民生。这一切为曾育麟后二十年对民族药学理论建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继往开来：《中国民族药志》及其他
当中国来到被今天称为“黄金80”年代时，曾育麟主编之《中国民族药志》（一、二卷）问世，[8]这标志着“民族药”概念的规范界定和药物标准化进程的跨越发展，这是民族药走向现代化，走进国际视野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此之前，曾育麟参加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77版）时，他的据理力争和扎实文献材料的提出，促成国家级药典对民族药物的收载，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国家药典中第一个拥有民族药标准的国家，结束了民族药没有法定标准的历史。当然，国家药典收载的民族药是很有限的，为了完善各民族药的标准化，他倡导和组织有藏民生活经历的六省区民族医药工作者，共同完成了部颁《藏药标准》（1998），收载藏药材174种，藏药成方290个的标准。主持编制了《云南药品标准》，收载了包括20个民族的75种民族药标准，真可谓是厚积薄发。民族药标准化的实现，为民族药的新药开发和市场运作提供了最直接、最有效的技术性和法定性支持。
当然，再多的科学研究成果与建立一个学科实属两个不同的概念。曾育麟很清楚，民族药是一个历史的遗存，要想能为后世所充分认识和研究挖掘，除了继承，更重要的是研究型人才的培养。1985年，为了恢复和重建云南中医学院中药系，正值年富力强的曾育麟被调入高校，他由研究者变身为教育者，由实验室走进了课堂。虽然这不是一次华丽的转身，而是再次白手起家的艰苦创建，其工作头绪之繁杂，从人员调配到实验室规划图纸，从财务预算到学期课程安排，事无巨细，曾育麟均以全身心投入，废寝忘食的形容是真不为过的。他认为要把一个学科专业办出特色，除了有名师，还要有完整的理念，有全面的规划，有科学的前瞻性，更重要的是要开设有学术基础扎实的专业选修类课程。为此，他主张在规划组建专业性的常规教研室同时，要建立特色专业方向。在他的亲自主持下，建设了民族药教研室，他亲自编写《民族医药概论》讲义，[9]为学生讲授关于民族药的基本概念和常识，云南中医学院亦成为全国首家专业培养和系统教授民族药理论课程的大学。这些在今天看很是合情合理的教育理念，可在当时教学体系复苏伊始的边疆普通高校里，简直就是眼花缭乱，难以紧跟的事情。转行教学，给曾育麟最大的益处是提供了一个新的时空天地，使他可以对以往民族药用植物调查、用药经验总结、方剂的实验分析等积累下来的大量资料，做出具有理论意义的梳理归结，通过客观而深度的审慎思考并提出以下观点：
第一，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医药学传统和体系，这个体系的构成是两大部分：即有记录的“文传民族医药学”（Ethno medicine on word traditions），以及“口承民族医药学”（Ethno medicine on oral traditions）。作为对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这两个构成部分都应当予以一样的重视。正如他为《土家族医药学》一书中所作的序所言：“任何一个民族有没有本民族的传统医药学的问题，尤以对没有本民族文字者而言，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民族、历史、医药学总是密切联系着的，只承认其中之一或妄图否定其中之一都是无望和荒谬的。最终让有志者用事，去一个一个地证明吧，像这本《土家族医药学》那样。”[10]基于这样的观念，他不仅在文章《民族药的概况及展望》中阐释其观点[11]，更是身体力行，主持云南少数民族医药传统典籍的整理出版工作，如《档哈雅》（傣族）、《聂苏诺期》（彝族）、《德昂族药集》（德昂族）以及普米族、水族、基诺族和佤族的医药书籍[12]。通过对历史医药资料的研究证明，每一个民族的医药传承中都包含着只属于本民族的一种宇宙观和一个生命价值体系。显然，医药典籍不仅仅是治病用药的经验总结，它们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固化形态存在。不论发达的主流民族是否重视不发达的边缘性弱小民族的历史文化存留，属于民族的那一个存留形态都是自己民族的精神基因，必然活跃在其子孙后代的生命意识中。比如，彝族的太阳崇拜观念深深根植在彝族医药体系之中，彝族医理和用药受到太阳历直接的影响，包括用药的方式和入药品种的选择。太阳图腾的文化观，决定着彝人对药用植物、动物、矿物等等的采集，以及根据太阳历和阴阳历推算病人的年龄、禁日、衰年等医算理论雏形——“生命历”的记载，都有力地说明医药文化对本民族文化有着明显的接受痕迹存在。这种千丝万缕的民族文化，深深根植在行医问药之中，这种情形在其他的民族也大多如此。因此，每个民族在本民族的医药史上都大量保存了本民族的文化发展痕迹，不惟汉族医药（中医药）才有。培养民族医药人才，也不仅仅是单一向度的线性传承，还有着更深层次的文化价值发现，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亦属于中华大文化圈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应被社会发展的时间延展或是教育引导的偏误而导致湮没不存。
第二，民族医药的特色在于对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医药体系的差异上，但这样的差异存在，不会形成中药与民族药的对立，相反是二者的互补。这种互补性非常有益于人类的健康。大量的实证材料表明，中药与民族药的使用情况大相径庭，很多药用植物、动物和矿物，中药不用的民族药离不开，中药少用的民族药常用；同样的药物中药使用的部位、方法、病症在民族药使用中相似者少，相异者多。这就给后来的研究者对病理、药理同异性进行剖析的科学性验证、提炼、精细化等方面，提供了巨大无比的研究空间。这既能弥补中药药用范围的空白，也是以天然药物抗衡化学合成药物不利因素的重要法器。由此，从民族药中寻找新药的主张便应运而生。当然，药学是一门最客观的实证性科学，再好的主张也必须要付诸实践，要能在医用临床的实验中被证实无害并有效，才会具有价值。
只有论文的学术研究不符合药学研究的要求，好的研究成果都应当有人和经济的获利为证明。从民族药中寻找新药的实证有：从纳西族药三分三中成功提制出硫酸阿托品，快速终结了我国依赖进口的历史；从傣族和汉族均使用的“臭油”中研制出中国稀缺的新型栓剂基质——香果脂，再次填补空白，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历年版均对其收载；从民族药用植物萝芙木中研制成功当时紧缺的高血压用药降压灵；还有一批原料名称仍在产权保护有效期内，以民族药为基础研发出来的新药，如可供口服亦可外用的孔雀万金油，治疗心血管疾病的傣血通，防治中风的龙灯胶囊，主治肝胆病的青叶胆片，用于放化疗和白血球降低症的升高白血球用药的千金藤素片。而诸如血塞通、昆明山海棠片、益脉康、治近定眼膏等，已成为了常用药而为民众所熟知。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便有了1987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首届国际民族药大会上获得金质奖章的成果形成，即《从民族药中寻找新药》论文，引起了世界同行们的共鸣。
在扎实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经过一年的教学科研建设，云南中医学院中药系在1986年成功申办了民族药硕士研究生学位点，并在同年招生，成为当时云南省高校为数不多的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这为民族药的发展做了高级人才的储备。为给将来的研究型人才提供平台，为全国乃至世界的民族医药研究者建立一个学术园地，曾育麟着手又一开创性工作。他一方面积极向卫生部和教育部联系，申请筹办国立民营注资方式的国际性“中国中医药大学”[13]，另一方面积极筹办学术刊物的批文，资金落实，编委会人员构成等。1992年7月，中国民族民间医药研究会主办的第一期《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正式出版，并向海内外公开发行，曾育麟为该学刊的主编，他一干就是十好几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曾育麟任主编的十几年间，已经从学校退休的他从未领取过一分钱的劳务报酬，很多的编务活动他都是自掏腰包去做的。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是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的全国性学术期刊，期刊的成功出版发行，不仅为民族医药的学术研讨提供了平台，它更是一种身份识别的开端，该学刊的面世，宣告了“中国民族医药”与千年传承的中医药应同属国宝之一种，同样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科学蕴含，也是各民族赖以养生衍命的重要依仗。显然，一份学术刊物并不足以形成一个领域。培养专业人才，构建系统理论，研制出真正具有药用价值的产品，踏实地服务于万千民众的治病需求，这才是这一领域的必备因素。在近半个世纪的奋进和努力中，民族医药终于成为一个新生的学科领域，得以渊源流传，造福于民。
三推陈出新：《向历史要药》及其他
曾育麟发表于1986年的论文《向历史要药》[14]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少关注，如今再读这篇论文，不难发现文章中涉及到今天一个非常重要也很急迫的问题，那就是药用资源严重匮乏当如何解决？这是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发问，它充分显示出一个科学家所具有的敏锐头脑和前瞻性眼光。曾育麟在文章中指出，面对天然药用资源因过度开发和环境污染严重，尤其是土地污染，山林水土流失问题严重，药材资源的供给能力日渐萎缩的状况，当可从两个方面寻求应对之策：
其一，从历史资料的存留中深度梳理，把被时间所遗忘的大量可用于药的植物、动物、矿物资源找出来，可起到对目前药用资源进行有效的查缺补漏作用。文章通过大量的资料列举，证明了历史典籍记录留给今人的很多利好，同时也提醒今人，应对历史做出有效性的延续，应继续整理和出版还在流失的医药典籍，记录现在的民族民间医药行迹。因为今天是未来的历史，这是为了子孙后代的福祉而应有的担当和责任。
其二，指出采用人工培植药用植物的可行以及所面临的问题。文章含蓄地指出，人工培植动植物，规模化农业式种植药用植物，这虽说是一条满足药品工业化生产，规范市场化运作的最佳途径，但是对于培育中可能产生的药性衰减，种植中出现的品种退化，土地污染后置影响等等问题，都须要有足够的问题意识，要保持高度的重视，不能仅为各种的利益所获，而放弃了药品本身是一种特殊商品的基本概念。科学的培植，应该更多向历史学习，采用传统方法中对药用植物驯化过程的科学理念和方法，从历史的经验中汲取养分，为今天的规模化种植服务。
这篇论文虽然简明，但内涵厚重。充分说明随着天然药物越来越被医药工业和药品市场所青睐，意味着新药研制课题的外延性越来越延伸，越来越趋于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态势已经形成。换言之，研究一个新药，不仅仅是药物本身的基础研究，临床功能研究，毒理药理研究，还要考虑产地环境变化，野生与人工培植的同异性等因素的考量，生产工艺的科学性等等。例如，在灯盏花素的发现过程中，曾育麟通过普查，发现了苗族、彝族、白族、纳西族和藏族都有使用植物灯盏花入药，民间医生入药主治口鼻歪斜等中风后遗症，普通人家则当作菜肴食用。通过实验室提取了灯盏花中的重要成分灯盏花素后，药理实验并无效果。面对失败，曾育麟不放弃，勤思索，他敏锐地觉察到某些细节的疏漏导致实验的失败。他再次奔赴丘北，一次次走访当地民间老医生，契而不舍。终于，他了解到灯盏花在民间使用须是用油炒过方才有效。他藉此认定，实验失败的原因应是提取方法的问题。之后，根据他的提议改用脂性溶媒获得了成功。而今，灯盏花素片剂和针剂均成功上市，并成为心脑血管疾病的抢救用药之一。由此可知，对民族药研究外延的延伸性关注，这不仅是一个研究方法和路径的问题，更是促使中药走向现代化的基础性问题。
如何去实现中药的现代化？曾育麟认为，从向历史要药入手是重要的途径，要从改变国人固有的中药等同于汉方的历史认同观念。首先，对固有的中药内涵进行更新扩容。21世纪的中药概念，应该是包括中华各个民族药的药用药方内容，而不再是仅有汉族一脉的药用药方。其次，仅依赖传统的原料构成和制作工艺已经很难满足当代人类的用药需求，这不仅仅只是国内，也包括国际。因此，中药现代化的问题，必然成为新药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而所谓的现代化，不仅只是设备和制作的先进，更是剂型，检测标准与手段，效用组合与提取等等富含科技含量的高水平成果，且一切的研究成果还必须能够充分转化为适合于市场所用，能产生真实的健康和财富效益，能够真正服务于人类的安全有效的产品。
曾育麟从他的知识结构中“萃取”现代药学理论的科学思维和理念，他一方面继续收集、整理、出版《中国民族药志》[15]，另一方面延续他一以贯之的对药用成分进行有效性获取的研究工作，以期能符合现在医学临床使用的新药研究，从60至70年代的《滇产雪上一枝蒿的生药学研究》[16]、“降压灵的研究（生药部分）”[17]、“一种新的国产的栓剂基质—香果脂的研究”[18]、“进口药材国产资源的调查研究”[19]、《滇产胡黄连与进口胡黄连化学成分的比较》[20]、“云南白药的研究”[21]、“腐植酸钠的研制和临床应用”[22]等，到80至90年代的“竹红菌治疗外阴白色病变和疤痕疙瘩的研究”[23]、“尖吻蝮蛇去纤酶的研究”[24]、“豆腐果甙的研究”[25]、“抗癌药顺铂的应用研究”[26]、“三七总皂甙注射液的研究”[27]、《傣药“埋嘎筛”极其制剂的研究》[28]等，在这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后面，是一系列新药的成功上市，所产生出来的是巨大的人体健康获得，以及庞大的经济财富数字。
在研究新药的同时，曾育麟对药品质量的检测手段更加重视，他一贯认为，制定规则和标准，使得药品——这一关乎人之生死的重要而特殊的商品，才能不因为有着巨大权财的利益存在，使之变成无章可循，无法可依，为所欲为的牟利媒介。制定出一整套科学的检测手段，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尤其对于知名的药品品牌，更要有近乎苛刻的严谨和尽量完善的科学检测手段，才能保证有不变的质量和恒久的口碑，“云南白药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的研究”[29]的成功，就是优秀的案例之一，它开创了以药品自身为检测标准的先河，改变了以往以其他物质作为标准的惯例，这是一个首创，解决了处方不能公开，无法公开检测各项物质的难题，如今此法依然沿用在药检工作之中。
从历史出发走向未来，这是现代时空存在的唯一意义。一个人一生究竟有多大的力量？信念不可估量。一个人一生究竟能做多少事情？只问耕耘无问数量。具有这样人格境界的科学家不惟曾育麟一个，这是千千万万个为共和国的伫立和发展奉献毕生，而今垂垂老矣，渐行渐远的科学家们的背影所留下的辉印。新中国的科技发展史，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书写，每一个杰出的科学家都应该拥有他们自己的学术史料，为后人存鉴。
中华大地各民族医药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但久被搁置在中医药领域之外。建国之前，千百年来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歧视，其中亦包含对民族医药学。共和国的建立，对少数民族文化采取接纳和平等的态度，以曾育麟为首的一批具有优秀专业素养的研究者潜心其中，使得我国少数民族医药从经验性实践，到现代性科学实验数据的证明，再到理论性的升华，以及对大批专业人才和研究型高级人才的学科培养教育。通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民族医药学终于在21世纪初，成为一门比肩汉传统中医药学，并迈向现代化进程的显学。曾育麟对于民族药领域的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可谓具有开拓性和基础性的巨大贡献。曾育麟作为民族药学科的奠基人，他对于云南的同行们称他为“药王”很不以为然，他说：“一切称王称霸的东西都不会有好下场。”他只认可一个称号——中药学家或者民族药学家。
在结束本文之时，借用曾育麟先生在他的著作《滇人天衍》[30]中的“史话”来进行总结性的陈述：
我国是一个没有中断过历史进程的文明古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与民族心理、性格融为一体，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医药也不例外。传统像一张细密的网，制约着人的生活、思想和情感。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必然制约着自身的医药传统，对各民族的医药史产生着影响。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行程中，云南的26个民族为了生存和繁衍，都经历了与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的岁月，由此而逐渐积累和形成了本民族的传统医药学。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历史悠久的医药史，记录下了各民族人民在医药学方面不断向前发展的每一个历史脚印。
由于各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和历史发展的背景不同，对疾病的认识有先后，医药学的形成也就有快慢。从目前看，各个民族的医药在理论上就有所差异，实践上各有高招，各具特色。有的民族的医药学理论已自成体系，十分成熟；有的民族还只停留在操作阶段，尚未上升为自己的医药学理论；有的民族则因医和药的发展不平衡，即药早于医，药多于医，便借用其他民族的医学理论来阐释自己民族的用药原理。但不论情形怎样，云南2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医药文明和历史。
通讯地址：云南民族大学博文院。
[1]曾育麟编著：玉龙本草标本图影 [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
[2]据媒体：《玉龙本草》该书创作始于明代宣德、正统年间（1426——1449）的纳西族名医阿普井日，阿普井日将自己在进山采药、行医治病实践中总结、验证的各种草药的形状、药性、功用、配方、调剂服用及产地、采挖季节、加工方法等，用东巴文字进行了记录，并将一些草药制成实物标本传之后人。该草本自阿普井日之后代代相传，不断增补、整理记录，传至清代已逐渐改用汉文记录，到了清代中期，共收录有中草药500多种及众多配方。可惜，在清咸丰、同治年间发生的“滇西之乱”中，丽江古城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浩劫，《玉龙本草》这一珍贵的医药资料多数毁于兵燹。（参看《丽江日报》2017年8月11日）
[3]刘承钊(1900-1976)，原名承诏，字令擎，192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生物学系，获学士学位，1929年又获理学硕士学位。1934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华西医科大学教授、第一任校长。动物学家、教育家。我国两栖爬行动物学主要奠基人之一。
[4]材料来自http://mp.weixin.qq.com/s/64aGIWitETN14cIc-yg4CA。《1949，一份珍贵的华西协和大学实验室报告单》，2018年1月30日。
[5]曾育麟云南三分三的调查及生药学研究 [J]. 昆明：《云南医学杂志》，1962年第3期。
[6]曾育麟云南金刚散的调查研究 [J]. 北京：《中国药学杂志》，1960年第2期。
[7]曾育麟主编中药形性经验鉴别法（上、下册）[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65。
[8]曾育麟主编：中国民族药志（一卷、二卷）[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2000。
[9]该讲义后以《民族药学》定名，在1989年由云南中医学院作为专业选修课教材印制。
[10]田华咏等编著土家族医药书 [M].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
[11]曾育麟民族药的概况及展望 [J]. 北京：《中国药学杂志》，1981年，第1期。
[12]《档哈雅》[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聂苏诺期》[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德昂族药集》[M]. 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1990。
[13]此构想曾得到卫生部前任部长钱信忠，时任部长陈敏章等领导的大力支持，惜因故未能实现。
[14]曾育麟向历史要药 [J]. 昆明：《云南中医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
[15]曾育麟主编：中国民族药志（三卷、四卷）[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2007。
[16]曾育麟：滇产雪上一枝蒿的生药学研究 [J].北京：《药学学报》，1963年，第2期。
[17]该课题获得1977年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
[18]该课题获得1978年全国医药科学大会成果奖。
[19]该课题获得1978年全国医药科学大会成果奖。
[20]曾育麟：滇产胡黄连与进口胡黄连化学成分的比较[J].北京：《中国药学杂志》，1979，14（2）：82-82
[21]该课题与云南白药厂（今云南白药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完成，当时属于科学研究与实际生产相结合的新尝。
[22]该课题获得1979年省级科技成果一、二等奖。
[23]该课题获得1980年省级科技成果二等奖。
[24]该课题获得1981年省级科技成果二等奖。
[25]该课题获得1983年省级科技成果一等奖。
[26]该课题获得1984年省级科技成果推广一等奖。
[27]该课题获得1984年省级科技成果二等奖。
[28]曾育麟、凌美华：傣药“埋嘎筛”极其制剂的研究 [J].昆明：《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1987，第2期。
[29]该课题获得1987年省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30]曾育麟：滇人天衍——云南民族医药 [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曾庆雨：云南民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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