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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作者：卢国正
新医院
75年前，妈妈在成都“新医院”把我带到人世间。
“新医院”是什么地方？可能只有部分40后的成都人才知道，195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可能都没有听说过。它，就是华西坝的“川医”，现在的华西医院！
华西医院历史悠久，可追溯到1890年代由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基督教会在成都城里创建的仁济医院、存仁医院和仁济女医院。1913年，这些医院成为刚建校的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医院。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燕京大学内迁成都，与华西协合大学联合办学办医，于1938年将教学医院迁到华西坝，即今华西医院所在地。经过8年建设，华西协合大学医院（简称华西医院），于1946年全部建成。当时成都人叫它“新医院”，这个称谓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初期。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听大人们说，到华西坝新医院看病。
新中国成立后，有40年建校史的私立华西协合大学被收归国有，改名华西大学，后来经全国大学院系调整又降级为四川医学院。从此成都人才慢慢改口，把“新医院”改叫成“川医”，改革开放之后又叫“华西医院”。
2017年回川探亲期间，我在华西医院院史陈列馆参观，发现一张新医院落成后的珍贵照片。这张照片从新医院侧面拍摄，其正门仍清晰可辨。照片前景是一湾水田，田坎上还有3只悠闲漫步的鸭子，真实记录下1930年代末1940年代初华西坝纯朴的田园风光，使人倍感亲切。
新医院门诊部外观 华西医院院史陈列馆照片
新医院建成后，周边环境立即发生变化，门前的国学巷越来越繁华。小时候路过医院往小天竺街方向一侧的果园，秋收时节门口有酸甜的麻皮苹果出售。果园起码一直存在到1970年代，它的墙后就是成都第16中学。
原新医院的门诊部正门 摄于2005年4月
华西医院大门，门外是国学巷 摄于2017年3月
从侧面看装修后的原“新医院”门诊部，背景为华西医院新楼
摄于2017年3月
儿时记忆
华西医院院史陈列馆中有不少老照片，看见这些照片，华西坝当年的景象像放映电影一样地在我脑子里重现。
我有个远房姑婆从年轻时就在新医院工作，曾在华西坝西园住过。我们几兄妹小时候经常在外婆和妈妈的带领下到她家玩，所以对那里记忆很深。
从小天竺街进国学巷往南走，路过果园，就是新医院门诊部大门。再往前走不远左拐，就是华西坝西门。门口有一条水流很急的小河，河水穿过桥底，分成两条支流，一条流进校园，另一条沿校墙往南流，到公行道转向东。华西坝校园里小渠纵横交错，常年水都是满满的。小渠间隔不远就架有红砂岩小桥，很有特色。
华西坝西门旁的路现在叫电信路，它与公行道交会的地方过去是传染病医院，听大人说，里面都是麻风病人。传染病医院靠路的一侧种植了枝干满是刺的铁篱笆树。1960年代之前，麻风病是令人恐惧的传染病。
呈八角放射形的传染病医院病房，左边的大路即今电信路，
平行的路是公行道 华西医院院史陈列馆照片
华西坝的路名基本上以“道”和“路”命名，比较有名的有大学路、中学路、小学路等。公行道也很有名。解放前，我父亲工作的成都中国国货公司在公行道中间位置设有一座仓库，父亲经常带我到那里玩。
公行道尽头，路南有座别致的小院，是原华西协合大学校董张世煜先生私家宅院。该院落成于1940年，是张校董请加拿大建筑设计师苏道真设计的，其风格与华西坝建筑群浑然一体。院内有一座两层青砖楼房及一排穿斗房，还有花园。小院门墙上有一红砂石碑，上刻戴季陶手书的“颐庐”二字。张世煜先生长女张琼仙是中国首位牙科女博士、中国口腔医学泰斗，她曾在此居住了73年。
公行道的颐庐院， 摄于2017年3月
颐庐院的主建筑 摄于2017年3月
沿传染病医院西墙往南走，过公行道，就到了华西坝当年标志性建筑无线电台东铁塔底下。所谓无线电台是几十年前成都人对它的称呼，是抗战时期美国援建的无线电波信号接收装置，由相距几百米的两座铁塔组成，两塔之间的地面上有相关建筑物。改革开放之前，华西坝无线电台是成都地区最高建筑，在南大街或锦江宾馆前的人民南路上都可看见。
前些年我写《黄伞巷往事》（2018年曾在“永远的华西”公众号上发表）时，曾提到过华西坝无线电台，很想找一张它的照片。但在网上查寻、向朋友问询，都没有找到，颇感失望。前不久整理我拍的照片时，却意外发现了一张，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照片背景的两座铁塔就是我要找的“无线电台”，前景是1960年代初期
川医住院部（正面是病案楼，左边是内科楼，右边是外科楼和内外科大楼）
华西医院院史陈列馆照片
田园风光
华西协合大学校园具有欧美风格，主要的建筑物外观是中西合璧风格，内部则完全是西式的：木楼梯、木地板、彩色玻璃窗、先进的实验室、舒适的图书馆、布局有序的教职员工宿舍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建筑所没有的。自从华西协合大学建校以来，华西坝就成为古老成都最美、最具魅力的地方。
著名的怀德堂建于公元1915年（中华民国肆年） 摄于2005年4月
钟楼前的校园一景，小河上第2座桥是过去华西坝很多的红砂石桥
摄于2005年春
华西坝老建筑内的木地板、木楼梯和彩色玻璃窗 摄于2017年4月
然而在华西坝的周边，却完全是川西坝子典型的田园风光。前面提到的新医院照片就是最好的证明。
直到1960年代初，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门诊部和住院部之间还有一大片农田和菜地，农田中间的堰塘一池碧水，堰塘东岸立有一小块石碑，上刻“放生池”3字。小时候我每次到西园去玩，都要从放生池走过。
放生池以西，有一座很大的土包，我们叫皇坟，当地人称张飞墓，据说是桃园三结义中张飞的衣冠冢，体积比武侯祠刘备墓还大。
过去，成都周边农村类似的土包不少，统称皇坟，这些皇坟有的被人挖过。中和场附近祝国寺我大舅舅家（胡家大院），旁边就有一座被人挖过的皇坟。我同胡家大院的小朋友们曾进去看过，里面的墓葬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几片石壁。皇坟上长满了树，在没有见过山的成都小孩眼里，那就是好玩的山！
张飞墓旁边有一条小路，直通浆洗街，上高中时我曾走过这条路。
70年前，老南门大桥和新南门大桥之间的河坝头，全是一块块菜园。大约在今南河大桥的位置，有一摆渡的渡口，从国学巷、小天竺街、坛神巷进城，过渡是最近的路。小时候，父母亲都是带我从此处渡河进城的。船到对岸，有一条小路通向城墙，路旁是菜园。城墙下有一片芭蕉林，芭蕉树掩映着几间农舍。翻过豁口，就进到城里了。
华西坝鸟瞰，远处城墙中段的豁口清楚可见；左上角的树林应是皇城
的位置；右下角是华西坝宽大的足球场 华西院史陈列馆照片
西园
华西坝包括前坝、后坝和广益坝3部分。前坝就是华西协合大学校园，后坝是今华西医院所在的地区，广益坝在大学路路北、南河南岸。华西坝后坝有个地方叫西园，解放前是外国人的住所，解放后是四川医学院教职员工宿舍。
西园的建筑物是西洋式的，一层或两层楼，地面上有一底层。底层的作用是防潮防涝。川西坝子地下水位高，终年湿度很大，降水较多，有这样的底层，上面房间就干燥多了。底层还有防鼠功能。底层四周围了一圈有通气孔的砖墙。解放前成都一些中西合璧的楼房都有这样的底层，我家曾住过的坛神巷小楼也有。白天，底层的通气孔有光线透进，有些胆大的男孩就会从某处钻进去玩。
华西坝许多老建筑物都有一层通风透气的底层 摄于2005年春，怀德堂
1953年夏天，我妈妈在新医院生下小妹妹后，曾在西园二姑婆家住过一段时间。小妹妹皮肤洁白，二姑婆用浓厚的富顺口音叫她“白妹儿”。那段时间，我和外婆曾多次去西园看妈妈和小妹妹。
二姑婆家住的那栋建筑底层上面有回廊，回廊外爬满牵牛花，夏天很凉快。
我家在黄伞巷65号院居住时，同院何嬢嬢的母亲何婆婆曾多年在华西坝“帮人”（当保姆），就住在西园。我们到西园玩时，总要去何婆婆那里看望她。
华西坝女子小学一景，背景建筑的回廊正是我记忆中的样子
华西加拿大学校陈列馆照片
华西坝情缘
1942年，未满19岁的妈妈因富顺老家生活无法继续，被迫只身步行上成都寻生路。到成都后，经在新医院妇产科当护士长的二姑婆介绍，顺利当上见习护士，从此开始新的人生。
妈妈到成都后寄住在新半边街她三叔家，那里到新医院上班不太方便，所以一年多以后，在城里一家医院找到工作，直到1944年11月结婚。华西坝是妈妈在成都扎根成家的福地。
我父亲是成都双流人，20岁时为躲避抓壮丁，经远房表兄介绍，在春熙路成都中国国货公司找到一份站柜台的工作（售货员）。这家公司是民族资本家创建的，过去叫宝元通公司。抗战时爆发抵制日货运动，宝元通公司被爱国学生误砸，遂改名为国货公司。公司规模很大，经营范围很广，在成都地区很有名气。公司老板具有进步思想，对职工要求很严，禁止一切恶习，不准参加袍哥组织，给职工提供宿舍，管吃管住，每年还发新工作服，业余时间请老师给职工补习文化。据父亲说，当时川大教授、加拿大传教士文幼章等人到公司讲过课。所以，国货公司职工都忠诚老实，作风正派，积极肯干，素质较高，家庭生活条件也较好，达到小康水平。
1945年11月，我快出生时，妈妈先是被送到小天竺一家医院待产。但我不听话，不配合，所以又转送到新医院。在那里，我被英籍作家韩素音的比利时籍母亲接生出来，荣幸地降生在华西坝。
作为卢家老大，我开了个好头，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都是在华西医院出生的。给大妹妹接生的也是韩素音的母亲。两个弟弟是解放前在华西坝出生的，小妹妹是妈妈调到蓬溪工作后，回成都华西坝生的。我家五兄妹全是华西人。
大弟弟正刚在1951年夏天患大脑炎不幸夭折。他聪明可爱，深受妈妈宠爱。大弟弟去世对妈妈是巨大打击。现在仅存一张我和大妹妹与大弟弟的合影照片，拍摄地点正是我们的出生之地华西坝。
华西坝的三兄弟（大弟弟还不能站立）
童年时期，我在新医院做过两次小手术。一次，右眼红肿后上眼皮内留下绿豆大的硬块，医生建议做手术。外婆带我去新医院，当场就割掉硬块。另一次是我换牙不顺利，需要拔掉乳齿，也是去新医院拔的（那时还不知道新医院的牙科全亚洲有名）。
记得那时医院看病的人不多，环境清洁安静。门诊部挂号大厅里还有开水供应，保温桶边备有折叠成三角形的纸杯。
解放后，成都中国国货公司的职工整体转入中国人民银行和其他国营单位，公司原址改为中国人民银行。但好景不长，1952年上级号召干部支援外地，原国货公司的员工积极响应号召，绝大部分都被调离成都。我父母亲也响应号召被调到蓬溪县人民银行工作，在那里默默无闻地工作到去世和退休。
妈妈自从调到蓬溪工作后，因挂念远在成都的母亲和儿女，又不适应当地复杂的人事关系，心情不好，健康状况急剧下降，先是患甲亢，后来是高血压症。每年回成都探亲，妈妈都要上川医看病。1960年代以后，妈妈病情加重，差不多每年都要在川医住院治疗。正好我在16中上高中，下午下课后经常到川医住院部探望她。这也增加了我同华西坝接触的机会。
挨着华西坝上高中
1960-1963年，我在小天竺街成都第16中学上学。学校解放前叫济川中学，校园后面与新医院仅一墙之隔。
华西医院停车棚后面就是原成都第16中学的新教学楼 摄于2017年3月
从华西坝高楼上见到的原成都第16中教学大楼和操场 摄于2017年4月
学校不少学生都是川医子弟，不是父亲在川医工作，就是母亲在川医上班，或父母亲都是川医的。还有更多学生家就住华西坝或附近。16中和华西坝有千丝万缕联系，16中学生自然多少有华西情结。
1963年，16中高中毕业生中有5人考上四川医学院医疗系，其中任亚西、陈秀玲和钟家秀3位是我们高63级5班同学。
我班王大朴（母亲在川医工作）等同学爱踢足球，他们时常到川医足球场踢球。这个足球场很大，原先更大，困难时期人民南路往南延伸时，华西坝被腰斩，足球场被削掉一部分。我本来就不爱运动，加上灾荒年里吃不饱饭，更不爱动，所以与足球完全无缘。只有一次，跟着去川医足球场看他们踢球，临时受到感染，也上场“踢”了几脚，但这几脚代价很大，踢丢了新买不久的钢笔！
高中同学小聚（1971年春，成都）
（左：彭颜庆，1962年高二时应征入伍，54军大比武尖子，从部队转回地方后，
分到川棉一厂当采购员；后：王大朴，华西子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无锡一物理勘探单位；右：李南筑，家住华西坝，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毕业后分配到乐山农机社当技术员；前：我，华西坝出生，北外毕业后分到成都第34中教工业基础课）
我班唐志同学家住广益坝。广益坝周末经常放露天电影，但因学习紧张，又舍不得花钱买票，所以高中头两年从来没有去看过电影。高三时，一次唐志同学告诉我们几人，说周六放映苏联电影《复活》，可以带我们进去。我们当然很高兴。记得那天晚上坝坝头人头攒动，我们混进去，站在最后看。《复活》是上下集，片子很长，又是和成都工学院轮流放映，需要来回跑片，有几次片子放映完了接不上，停下来等送片到了才能继续放映。那场电影一直到12点后才放完。好在我们住校，回16中路并不远，心里也很高兴。在华西坝看电影，这辈子仅此一次！
高二（1961/62年）那学年，我没有住校，几乎天天从广益坝 “后门”经过。所谓“后门”实际上是华西协合大学的正门。院史陈列馆中有一张照片，校门和后景的老城墙都很清晰。估计当时门外的马路可通汽车，但不知道师生们是否从这里进城。我上高中时，这条路坑坑洼洼，只能走人。广益坝的校门早已不复存在，院门洞开，路人可随意穿行。我基本上是沿河边走到人民南路，再拐进小天竺街到学校，但偶尔也从广益坝穿过，经大学路、小天竺街，到16中。
华西协合大学校门开在广益坝南河边，河对面是老城墙 华西院史陈列馆照片
住过华西坝
1966年夏 “文革”爆发，我和所有人一样，积极响应伟大领袖“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却稀里糊涂地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成了保守派。10月全国红卫兵开始大串联，我们北外西语系10几个老保挤上火车，外出串联，计划到四川、湖北、湖南和广东跑一圈，经风雨、见世面，第一站是成都。
大串联期间，坐火车汽车都免费，走到哪儿都有接待站管吃管住。一般住宿免费，吃饭要交粮票和钱。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后，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刚有点积累，又开始折腾。
到了成都，我们一行被安排住四川医学院！在华西坝，我们住了一周时间。每天我们走火入魔似地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先看川医的，然后又到川大、成都工学院、川师、川音等学校，乐此不疲。
我收藏的免费乘车证
我收藏的参观券
我们还自觉到大邑县参观红极一时的地主庄园，接受阶级斗争教育。参观的人群像赶场一样，人挤人。我们看了四川美术学院革命师生创作的大型泥塑《收租院》和刘文彩的宅院（即地主庄园），看了骇人听闻的“水牢”，听讲解员讲述刘文彩的奢侈生活。坦白的说，我对泥塑《收租院》观感不佳，觉得过分夸张。现在回想起来，这组泥塑谈不上什么艺术性，不过就是应景的为政治服务的宣传品而已。
虽然“文革”伊始就当了老保，但我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在成都的一周里，为了表现得“斗私批修”，我只回家看过两次妈妈，都没有在家住一夜。天天和同学们一起活动，在华西坝整整住了一星期。
“文革”初期，妈妈被银行内部的人贴大字报，批判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罪状是爱干净、用水多，没有贫下中农品德。还到富顺老家外调妈妈家的成分，得知我妈妈家是两代贫农后，仍勒令退职回家。被迫退职的妈妈内心非常痛苦，但她见到我什么都没有说。她只要我离开成都前回家吃顿饭。离开成都前一天，妈妈以为我会邀请几位同学来家吃饭，特意买了一只鸡，做了几个菜等我。但我是只身回家的，因为在那种疯狂氛围里，天天高喊“斗私批修”，根本没有想到也不敢邀请同学到家里吃饭。我看见妈妈脸上露出很失望的表情，我也感到内疚。妈妈热情好客，她很想见一见儿子的同学。假如我带了几位同学到家里做客，妈妈一定会非常高兴，她痛苦的心一定会得到某种安慰。可是我痛失了那次能给妈妈带来愉快的唯一机会——4年后（1970年），她在蓬溪县孤独地离开人世，年仅47岁。50年来，我一直悔恨自己，那次回成都，为什么没有贴心地安慰妈妈？为什么就不能回家住，哪怕只有一晚上，和妈妈好好谈谈心？
在华西坝听到《梁祝》
“文革”初期，华西坝已完全失去原先温文尔雅高等学府的面貌，到处是大字报，到处在发传单、刷标语，到处是看大字报、抄大字报的“革命群众”，比青羊宫赶花会还闹热。几十年后，当时的具体事情都记不住了，只有一件小事还记忆犹新。
华西坝老建筑群 摄于2017年3月
住在川医，自然应该看看阔别3年的高中同学。高中时，我们班分男女界限，3年里，我和绝大部分女同学没有说过一句话。在考上川医的3个女同学中，只有任亚西同学我比较熟悉，因为她是我入团介绍人。
那天，我特地到女生宿舍去拜访她。那时大学生宿舍没有保安把门，不分性别，可以自由进出。进了宿舍，找到她房间，但同宿舍的人说任同学不在。
下楼时，突然听见楼道有人拉小提琴，拉的竟是《梁祝》。我心头为之一震：这位同学胆子够大的，校园到处都乱哄哄的，她还敢旁若无人地拉“封资修”和歌颂才子佳人的曲子！初中毕业那年，我在大华电影院看了音乐纪录片《节日歌舞》，第一次欣赏《梁祝》，从此就很喜欢这首小提琴协奏曲。我不禁停下来欣赏，望着过道尽头那位拉小提琴的女生背影，联想起《节日歌舞》中的俞丽娜（俞丽拿）演奏的情景，直到这一曲拉完才离去。
10年后，“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我在外贸部工作，办公楼在东长安街路南，窗外就是长安街。一天，长安街上节日和游行集会专用的扬声器进行调试，播放的第一首乐曲竟然就是《梁祝》！
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的华灯柱子上，都有一对高保真扬声器，播放出来的音色非常悦耳。“文革”前上大学时，我曾到天安门广场参加过几次五一节和国庆节晚上的狂欢活动，但听到的全是军乐曲和歌颂领袖的集体舞曲。所以，当《梁祝》的引子刚从长安街的扬声器播放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随着委婉优美的主旋律出来，回荡在长安街上空，传进我们办公室楼道，我顿时心情激动，热血沸腾！单位里老蒋老叶等几位比我大10几岁酷爱音乐的同事纷纷跑到楼道，大家兴奋不已，万分感慨，颇有重获自由和得到解放的感受！
《梁祝》是中国少有的被全世界顶级小提琴家和乐队演奏最多的音乐作品之一，她的主题本来就是反封建主义的，只因表现的是“才子佳人”，而不是工农兵，就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野蛮禁锢了10年！她的命运证明，真善美是不可战胜的，任何人要禁止都是妄想！之后几十年里，每当我听见《梁祝》，总不免会联想起“文革”中在华西坝见到的那一幕，联想起“文革”后首次听到《梁祝》的感受！
加拿大学校
2017年4月6日下午，我到华西坝用半天时间，详细参观了“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华西医院院史陈列馆”和“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华西第四医院华西加拿大学校陈列馆”，对华西坝的历史首次有了较清晰的认识。
参观完院史陈列馆后，来到修整一新的志德堂，正门还没有开放。我顺着台阶进入侧门，问保安是否可以进去参观？他问清我的身份后客气地说，请先登记，欢迎参观。登记时才知道，这里是刚刚开馆5个月的华西加拿大学校（Canadian School，CS）陈列馆。
当年的CS是两层楼建筑，屋顶上有阁楼 华西CS陈列馆照片
修葺一新的CS校址（志德堂）下面两层基本保持了原样 摄于2017年4月
志德堂侧门：华西CS陈列馆入口 摄于2017年4月
华西CS陈列馆参观登记册
翻开登记册，登记者不多。进到陈列馆，发现只有我一个人。
说来惭愧，虽然我和华西坝有70多年缘分，却对CS一无所知。详细看完陈列馆后，颇有发现新大陆的感觉。
CS是111年前专为加拿大传教士子女创办的学校，最初只收12岁以下的孩子，具有幼稚园和初小的功能，后来随着传教士的子女人数增加、孩子长大，学校的教育扩展至高中。学校规模并不大，少时仅3、5个学生，多时也只有几十人，但它资格老，比华西协合大学还大一岁。
参观华西CS陈列馆后留影
陈列馆给我最大的惊喜是，发现CS中有两个我认识的 “熟人”。
第一个“熟人”是我母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德高望重的伊莎白教授。50多年前，在北外上学时，就听说过伊莎白教授和她夫婿柯鲁克教授献身中国革命事业和开创新中国英语教学事业的传奇故事。“文革”中柯鲁克和几位中国革命的老朋友以一贯的热情，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组织战斗队，参加“文革”，不久就被打成间谍当啷入狱，被关了好几年。改革开放后，柯教授被平反，重操旧业，继续培养中国的英语人才。2000年柯鲁克教授以90高龄过世后，北外在校园里给他立了半身塑像，以表达对他的崇高敬意。2011年北外举行70周年校庆时，我又见到他的遗孀伊莎白老人。
在CS陈列馆里我得知，伊莎白教授原来还是我们成都人，也是CS孩子！她的父亲母亲是民国初期从加拿大来成都的，父亲饶和美（Homer G. Brown）是华西协合大学创始人之一，曾任教育系主任。母亲饶珍芳（Muriel J. Brown）也在华西协合大学工作，曾创办中国第一所蒙台利幼儿园，并在黉门街弟维小学当过3年（1919-1922年）校长。弟维小学距离我们家住的坛神巷国货公司宿舍仅一箭之遥，是我小时候很熟悉的地方。
伊莎白教授的母亲饶珍芳照片
最感人的是伊莎白教授一家四代，从她父母到她和她丈夫，到她儿子，再到她的孙女，都从事于中国的教育事业！
第二个“熟人”是文幼章先生。文幼章先生英文姓为Endicott，一家三辈与巴蜀结缘。他父亲是19世纪末期来四川传教的加拿大人，中文名叫文煥章，母亲叫文萨拉。他家中文“文”姓是父亲亲自确定的。文幼章夫人叫文月华（意为月亮的光辉），是他们从加拿大来四川后改的。他们在乐山出生的长子叫文少章。祖孙三辈，文姓，名字后面都是“章”字，前后相连就是“文章”。我猜想，这大概表达出早期来华传教士们的初衷，他们要在东方古老中国做一篇文章：传教、治病、育人。
1973年秋，我在广交会第一外事办公室担任翻译接待工作。一个星期天，交易会组织来宾们参观人民公社，午餐时猛然听见同桌的一位高个子老外讲纯正的四川话，一问才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文幼章之长子文少章。他是1943年17岁时离开成都的。在此之前，CS为躲避日军轰炸，从成都搬迁到仁寿办学4年，终因学校经费难以为继，学校被迫关闭。返回成都后，文少章和多数CS孩子一起被送回加拿大，从此再也没有回过成都。他说他很怀念成都的生活，他们文家到现在都还保留着四川的生活习惯，在家里都用四川话交谈，只有在外面才讲英语。
1909年3月，CS在城内四圣祠街的一间平房内正式开学，学生只有5个，其中就有文幼章和他的兄弟。多年后，文幼章先生又把长子文少章和次子文忠志送进CS上学。CS培养了文家两代人。
文幼章生在乐山，长在乐山，青年时回加拿大上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兵到欧洲打仗，战后回加拿大读书，学成后自愿回四川传教、教书。他在成渝两地知名度很高，曾应聘为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和宋美龄“新生活运动”的社会顾问，后因不满国民党的腐败，转而同情共产党人。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支持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周恩来总理曾同他会见过6次。他返回加拿大后，曾出任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和世界和平大会主席。1965年，他被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人民友好使者”称号，这是授予外国朋友的最高荣誉。2009年，被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他被誉为“致力于世界和平友好事业，世界著名的和平战士”。他是中国人民最忠实的老朋友。
1983年，文幼章次子文忠志教授的著作《文幼章传》中文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详细记录了加拿大传教士在四川传教、行医、办学的事迹，讲述了他们许多人思想感情的变化和逐步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文忠志先生继承了父亲的事业，曾在1980年代两次在四川大学教授英语，在成都结交了许多好朋友。
向热爱华西坝的加拿大友人致敬！
CS虽然只有40年历史，CS孩子总人数仅百余人，但他们之中人才辈出。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认定自己是川人，爱中国、爱四川、爱华西，一生致力于促进加中友好关系。中加建交后，加拿大驻华大使馆中就有好几位大使和外交官就是CS孩子。
最难得的是，当年他们被迫离开中国，回到加拿大后仍难忘故土、难忘四川、难忘成都、难忘CS，自发组织的会餐会几十年从未中断，规模越来越大。近年来，虽然CS的孩子绝大部分相继辞世，但会餐会人数有增无减，这生动地显示出加中民间友谊的强大生命力。
希望华西CS陈列馆能够不断充实，并永久保留给后人，让CS的故事感动并鼓励一代一代的华西人。
美丽的天堂
80年前，日本军队对中国大举进攻，华北和华东等地大学纷纷撤到大后方，主要集中在重庆沙坪坝、汉中古路坝和成都华西坝。此“三坝”后来有大后方中国教育文化中心之美称。三坝中，沙坪坝条件一般，被称为“人间”，古路坝条件最差，被视为“地狱”，而华西坝条件最佳，被誉为“天堂”。此外，抗战时期还有四川文化“四坝”的说法，四坝即沙坪坝、夏坝（北碚）、白沙坝（江津）和华西坝。自然，四坝中佼佼者仍非华西坝莫属。“三坝”和“四坝”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尽显英雄本色，谱写出流芳百世的华章，是现代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进程中的亮点和骄傲！
以人文、物质、气候、精神、文化、历史等各方面的条件而论，用翡翠、宝石、明珠、天堂、乐园、世外桃源、绿洲、福地等等最美的词来形容华西坝，都不为过！今天的华西坝，虽然再没有了当年的静谧环境和田园风光，但她依然保持着独特而迷人的风韵。
华西坝校园 摄于2005年4月
成都这个古老文化城市有许多张“名片”，例如杜甫草堂、武侯祠、都江堰、甚至宽窄巷子、锦里、望江楼、合江亭等等，甚至普通街道、饭馆、茶铺，都可以被外地人看成是成都的名片，就像风靡全国的歌曲《成都》所唱的一样，但是，无论以什么角度、什么标准，成都名片当首推华西坝！
高楼包围的华西坝校园 摄于2005年4月
钟楼旁的教学楼 摄于2005年3月
华西坝校园的校门 摄于2017年3月
复制的华西协合大学校门 摄于2017年3月
华西坝钟楼及其周边校园，是华西坝精华所在。每次回到华西坝，总有回到母亲温暖怀抱的感觉，总会以愉悦的心情，深呼吸那里的空气，寻找美好的记忆，重温难忘的往事。
钟楼下留着难忘而美好的记忆 摄于2005年春
钟楼下的半月形荷花池是四季皆宜的去处，最美的时节是金秋，那里可观楼，可赏莲，可拾桂，可品秋。
钟楼荷塘 摄于2014年9月
2007年中秋丹桂飘香时节，我来到华西坝钟楼，看见桂花林下铺着厚厚一层橙红色桂花。此前，我见过的桂花都是斯文、秀气地开在树枝上，从未见过这样大大方方地铺满一地。林下两位女士正兴高采烈地收集落花。我好奇地问有何用途，回答说，做桂花糖！很多年前曾吃过新都特产桂花糕，迄今仿佛嘴里还能回忆起桂花糕特有的味道。没有想到从树上落下来的桂花还可以做糖，这使我增了知识！
丹桂树下的喜悦 摄于2014年9月
银杏环抱的荷花池 摄于2011年11月
钟楼下荷花池畔，随时都能感受到祥和包容的氛围，那些晨练或复习功课的大学生、拉家常的老人和老年活动站传出的歌声，组成华西坝一幅最温馨的画面。
老年活动站的练歌者 摄于2005年4月
晨练 摄于2006年7月
百年荣耀
今年（2020年），华西坝迎来她110岁生日。
1910年，中国西部最早的现代医科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在成都南河边的乱坟场上建立起来，从此千年蓉城便添了一个独特而自豪的地方——华西坝。经历百年光荣而坎坷的发展，华西坝已成为人见人爱的天堂。成都因华西坝而拥有全国和全亚洲一流的高等医科学府，而这个学府创建了以口腔（牙）科为代表的多个全国、全亚洲第一的学科，为中国西部高等教育和医学发展做出了并继续做出巨大而骄人的贡献。
华西口腔健康教育博物馆 摄于2017年3月
百度百科说，华西坝之于成都犹如牛津、剑桥之于伦敦，清华、北大之于北京。成都是文化之都，华西坝可以说就是“成都之都”。这个比喻恰如其分。
在我心里，华西坝是三位一体：她既是地理概念，又是一所誉满全国的高等医科大学，同时又是全国顶级的华西医院。
建城2300多年以来，成都从来没有改名换姓，这在全国是不多见的，很使成都人自豪。而百十年来，华西坝的名字也没有变，这也使成都人自豪！
“文革”中华西坝旁边的大学路、小天竺街和黉门街被改名为“红专西路”，但华西坝没有被改为红专坝，或反帝坝，这是个奇迹。当年如果红卫兵要造华西坝的反，是很容易找到“理由”或罗织莫须有的罪名的。谢天谢地，华西坝总算躲过“文革”一劫！
大学路，路南是华西坝前坝，路北是广益坝 摄于2017年3月
110年来，华西坝受过两次大伤害，一次是日本侵华期间学校教学楼被炸，一次是1960年人民南路南延校园被拦腰截断。前一次被炸还可以弥补，后一次伤害则无法挽回。大跃进后，当时的决策者提出要修一条从皇城小天安门直通火车南站的成都香榭丽舍大道，硬是将华西坝拦腰截断。巴黎香榭丽舍大道是17世纪在荒野和沼泽上规划修建的，假设当时大道被凡尔赛宫或枫丹白露阻挡，法国人一定会小心翼翼地避让，绝不会愚蠢地将其腰斩。而成都香榭丽舍大道是在已有的老城区动大手术，又是饥荒年里在三面红旗鼓舞下进行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对华西坝这个世间少有的宝地进行多快好省地肢解，给成都人留下永远不能抚平的心痛！
不仅如此，华西坝还遭受了多次折腾，校名被频繁改变。
名字看是简单的符号，但每个名字都带有独特的时间、空间、属性等信息，正常情况下是不应该轻易更改的，而对那些历史悠久、资格很老的地方名字更不能乱改。但现实中情况却相反。
70年来，华西坝大学名字经历了多次变更：华西协合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医学院→华西医科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
前几次改名似有一定道理：解放了，为了巩固新政权，将 “帝国主义分子”办的私立华西协合大学收归国有，改名“华西大学”，这符合当时的政治思维；之后向苏联学习，对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把国内部分医学院系集中到华西坝，以强师资力量、培养更多学生，改名为四川医学院，也合理；改革开放后，学院升级为大学，这顺理成章。可令人费解的是，把华西医科大学并入川大有何必要？一所是医科大学，一所是文理科大学，都是全国知名老校，有什么理由非要合在一起？最不可思议的是，好端端的华西医科大学怎么就改为 毫无格调的“医学中心”，这太不靠谱、太贬低华西坝了！
诚然，“华西医学中心”现在已稳居全国医学界前列，华西医院也办成世界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单体医院，但这和改名有直接关系吗？如果不被政治运动反复折腾和干扰，相信具有先进办学理念和扎实教学基础的华西协合大学一定会发展得更快、更健康、更好！
华西坝在这里被拦腰斩断 摄于2017年4月
真心期盼
2019年12月，成都红专西路小学正式恢复弟维小学校名。这是个不大不小的事件。说这事不大，因为现在绝大多数成都人可能都不知道有这样一所小学；但此事确实也不可小觑，因为它是一次思想解放，是我们认识观的正本清源，意义深远。在中国，历来改朝换代都要对前朝进行彻底否定，要求百姓相信所有好事都从本朝开始。成都解放后，有35年校史的弟维小学被改名为成都市东城区第五中心小学，“文革”后又改为红专西路小学。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几代人都受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教育，这些道理并不深奥，但做起来非常难。所以，弟维小学恢复校名是件了不起的事，它表明我们开始走出长期以来的认识误区，终于可以把割断的历史连接起来了。
伊莎白教授的儿子柯马凯出席弟维小学的庆祝活动 照片系友人提供
弟维小学恢复校名一事使我联想到华西协合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和华西医院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从他们在华西坝办校行医40年的历史看，这些传教士到底是坏人还是好人？是敌人还是友人？是进行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还是进行国际友善的文化交流？他们在中华民族危难关头是帮助日本侵略者还是帮助中国人民？他们对中国社会发展是破坏还是推动？他们建立和留给成都人民的华西坝是祸还是福？所有这些问题，只要不是偏见或无知，答案都是清楚无疑的。
毋庸讳言，我们这些在新中国成长的几代人，从小就在头脑里给传教士和西方国家在华工作的人士贴上了坏人标记。在旧中国，除贵州那位曾帮助红军长征的传教士除外，其他传教士都没有正面形象。长期以来，我们的认识陷入误区。由于这种思想的影响，凡是涉及他们的事情，不是问题都成为问题。比如司徒雷登，一个生在杭州、热爱中国、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传教士，生前曾有将自己的骨灰撒在未名湖畔的遗愿，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最终未能实现。又比如CS的孩子们，他们生于华西坝、长在华西坝、一辈子难忘成都话，年迈时想回来看看自己的出生地，但返乡之路非常艰难，据说也是因为他们的传教士身份。不过好事多磨，他们还算幸运，华西坝暂时回不了，回到新场古镇，在那里受到纯朴的家乡人盛情接待。之后，他们终于如愿以偿，衣锦还乡，回到了华西坝，而且还在原CS的校址得到一座高水平的“华西CS陈列馆”！这座陈列馆的建立显然有亡羊补牢的意味，很值得称赞，它弥补了华西坝百年历史中的一段空白，表现出华西人不忘历史、承认历史、尊重历史和实事求是的勇气。
弟维小学和华西协合大学的创办者是同一些人，我心想，弟维小学可以恢复校名，华西协合大学也该可以吧？
春天的华西坝 摄于2017年4月
与钟楼遥遥相对的图书馆 摄于2017年3月
八角楼：院史陈列馆 摄于2017年4月
美丽的校园 摄于2017年4月
华西协合大学牙科楼：亚洲牙医的发源地 摄于2017年3月
中国暨亚洲口腔医学创始人林则博士塑像，人民南路和小天竺街路口西南角
华西口腔健康教育博物馆门前 摄于2017年3月
“华西协合大学”从字面上看，“华西”二字，可理解为中国西部（英文译文即是），也可理解为中外（中国、西洋）；“协合”二字的含义是协调和谐，合作互助。“华西协合大学”可理解为中国西部的合作大学（抗战时期的“五大学”即如此），也可理解为中外合作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头40年即如此）。解放后院系调整，国内其他院校的医学教育资源都整合到华西坝，也体现了协合的意义。所以，华西协合大学这个校名非凡而完美，可适用于华西坝的各个历史阶段，找不出任何别的名字可与她媲美。
拥有厚重历史内涵和文化沉淀的华西协合大学，像一块闪亮的纯金，不会永远被岁月的尘埃所遮盖，更不可能被人遗忘。期待将来有一天，“华西协合大学”的匾牌会重新挂在华西坝。
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啊，我心中的华西，永远的华西！
谨以本文献给110周岁的华西坝！
（本文采纳了好友们的宝贵建议，特致谢意！
凡注明拍摄时间的照片均为作者所拍）
2020年教师节，于北京朝阳区垂杨柳
作者简介卢国正，成都人，华西坝出生。1963年成都第16中学高中毕业后，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1968年大学本科毕业。1971年分配到成都第34中学任教。1973年调入外贸部工作。2005年从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退休。2006-2017年在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工作。曾任《国际经贸消息》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国际贸易》杂志执行主编、《国际贸易论坛》杂志主编。曾在中国驻赤道几内亚大使馆、驻墨西哥大使馆、驻阿根廷大使馆和驻西班牙大使馆工作，历任商务随员、二等秘书、一等秘书和经济商务参赞等职。长期从事国际经贸研究，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合作，自由贸易区建设，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经贸形势及中拉经贸关系。近年在“永远的华西”公众号发表《黄伞巷往事》、《墨西哥朋友》、《广交会日记》和《我的中学时代》等文章。
文字编辑：幽兰责任编辑：在水一方预览审阅：三江五湖投稿邮箱：yydhx@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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