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 l 为何鄱阳湖水患千年未解, 并且愈演愈烈?

为何鄱阳湖水患千年未解, 并且愈演愈烈?
文l谭其骧
导读:据中新社电,7月12日,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突破有水文纪录以来的历史极值。另据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7日通报,受长江水位顶托影响,鄱阳湖高水位预计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谭其骧先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代宗师,1982年,先生发表长文,对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作出精辟分析。两千年来,鄱阳湖从无到有,从小变大,经历了人类与江水之间的长期互动。彭蠡古泽因泥沙沉积而衰亡,这是导致鄱阳湖形成的重要原因;鄱阳湖周边的泥沙沉积与人类活动,则是其调蓄洪水能力下降的重要原因。因此,鄱阳湖两千年的变迁既是气候变化的历史,也是人类活动的历史。未来,鄱阳湖还将继续面临自南向北萎缩的过程。控制人类活动,增强鄱阳湖的蓄洪与分洪作用,是解决鄱阳湖问题的关键。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鄱阳湖位于江西北部、长江九江河段的南岸,洪水期面积3841平方公里,容积260亿立方米,是目前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泊。鄱阳湖是长江流域的一个重要集水湖盆,自西向东接纳修水、赣江、抚河、信江和鄱江等水,由湖口注入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达1433亿立方米。根据湖盆地貌形态和历史演变情况,以老爷岭、杨家山之间的婴子口为界,鄱阳湖可分为鄱阳北湖和鄱阳南湖两部分。从历史文献、考古遗址、卫星象片和新构造运动情况的综合分析中可以看出,历史时期的鄱阳湖,曾经历着沧桑巨变。鄱阳湖的史前史:河网交错的鄱阳平原鄱阳湖的演变和洞庭湖的演变相比较,无论是在更新世或全新世,都真有明显的同步性质。鄱阳湖地区在上更新世也因普遍陆升而呈现一片河网交错的平原地貌景观。在沉积物上仅形成下蜀黄土沉积与河流泛溢层,没有大面积连续性的湖相沉积层发现。全新世以来,湖区地貌形态继承上更新世河网平原景观的特点,因此为湖区的生产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到封建社会早期,由于劳动人民辛勤开发的结果,河网交错的平原地区,经济发展已具相当规模,所以早在西汉时代就在平原中部、今鄱阳湖中心地区设置鄡阳县,属豫章郡管辖。确定鄡阳县城的具体位置,分析鄡阳县的辖境,对于认识全新世以来,特别是历史时期鄱阳地区仍然继承上更新世河网交错的平原地貌,是很有意义的。《汉书·地理志》豫章郡辖有鄡阳县。《太平寰宇记》饶州鄱阳县载:“废鄡阳县在西北一百二十里。按鄱阳记云:“汉高帝六年(前201年)置,宋永初二年(421年)废。”清同治《都昌县志》古迹:“古鄡阳城在周溪司前湖中四望山,至今城址犹存。”1960年江西省博物馆在鄱阳湖中的四山(即四望山)发现汉代古城址及汉墓群,其位置与史书记载完全吻合,此古城无疑即汉代鄡阳县城。值得注意的是:偌大的一个县城,在今浩渺无涯的鄱阳湖中孤岛上发现;并且在每年洪水季节来临时,古城即被淹于波涛之中。显然,在交通工具尚不发达的封建社会早期,县治一般是不可能设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中的。这就很清楚地说明:在五世纪二十年代鄡阳县撤销以前,今天鄱阳湖的广大水体尚未形成。鄡阳设县前后,在其周围有彭泽、鄱阳、海昏三县。海昏初治昌邑城,故址在今鄱阳南湖西南岸游塘村,后徙今永修西北艾城, 可见海昏东部辖境,至少可达今鄱阳南湖西南岸一线。汉鄱阳县治在今县东北古县渡。《汉书·地理志》豫章郡载:鄱阳县的“武阳乡右十余里有黄金采。”据《水经·赣水注》、《史记·东越列传·索隐》记载: 武阳乡、黄金采当分别在今康山东西两侧的鄱阳湖中。因此,汉代鄱阳县的西境,无疑已越过康山与今波阳县西界相当,大致以矶山一长山一线为界。汉彭泽县治在今湖口县东15 公里。《汉书·地理志》豫章郡艾:“修水东北至彭泽入湖汉(今赣江)。”根据婴子口以南的地貌形态和河流的水文特性分析:赣、修的汇合口不可能越过婴子口,只能在今都昌县治以西一带相会。因此,汉代彭泽县南界可达今都昌县治一带。《元和郡县志》江州都昌县下说,“本汉彭泽县地”,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此,设立在四山的鄡阳县,其辖境恰好局限在今矶山一长山一线以西的鄱阳南湖中。如果当时鄡阳境内, 不是田园阡陌的沃野,而是像今夭那样一片汪洋巨浸,那就失去了设县的意义。无疑,鄡阳设县前后,今日浩渺的鄱阳南湖尚未形成,当时的地貌形态应当属赣江下游水系的冲积平原。虽然鄡阳县的辖境和豫章郡所辖各县的辖境相比,实在显得太小,但因它的地势平坦,冲积土壤肥沃,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在这富饶的平原中部设县,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鄡阳设县二百年后的王莽时代,当改豫章郡名为九江时,把鄡阳更名为豫章,以郡名县,就显示鄡阳在豫章郡中地位的重要。因此,我们称此平原为鄡阳平原。此外,史书关于鄡阳平原上河网交错的地貌景观的详细记述,也为论证鄡阳平原的客观存在提供了充分证据。综合《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等史籍的记载,汉魏六朝时期,鄡阳平原上河网交错的地貌景观很是典型。当时,赣江在南昌县南汇合盱水(今抚河)和蜀水(今锦江)之后,东北经昌邑城东合缭水主流(今冯水)即进入鄡阳县境内;余水(今信江) 经余干县又西北至鄡阳县城附近入赣江,鄱水(今鄱江)经波阳县南、武阳乡北,又西注赣江 ,缭水支流复自修水分出,东北流至邬阳西北入赣江。赣江在鄡阳县城附近汇合余水、鄱水和缭水支流之后,又西北出松门,至今都昌城西合修水。至此,赣江“总纳十川,同溱一渎”,北出婴子口,始注入当时的彭蠡泽、今天的鄱阳北湖。公元五世纪以前鄱阳南湖尚未形成,鄡阳县城才能成为河网交汇的中心。顺便指出, 赣江下游和抚河下游从史前进入封建社会早期, 其主泓道在赣、抚联合冲积平原上具有明显的变迁。位于康山附近的武阳乡黄金采, 是秦汉之际采淘沙金的场所。金沙当来源于大庾岭、武夷山的古老花岗岩,经风化由赣江、抚河搬运堆积而成。又据《史记·东越列传》,汉武帝平东越前, 汉与东越边界上尚有白沙、武林两个防守要隘。《索隐》谓:“今豫章(南昌)北二百里接鄱阳界,地名白沙,……东南八十里有武阳亭,亭东南三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 今当闽越入京道。”《太平寰宇记》饶州鄱阳县:“白沙在县西,水路一百二十里,沙白如雪,因以为名。”据此,白沙当在今鄱阳湖中南山以北一带,白沙的来源也应当是赣、抚两河搬运石英砂在平原地区沉积的产物。由此可见,史前赣江和抚河下游的主泓道,当流经康山至南山,而后才从四山出松门。其后,赣、抚下游均向西摆动。至秦汉时代,赣江下游已远离康山,从南昌经昌邑出鄡阳;而抚河主泓则改道南昌之南入赣江,原先抚河下游变为汊道,但因它流经汉代鄱阳县的武阳乡,所以后来抚河下游的这一河段又有武阳水之称。综上所述,今天汪洋浩渺的鄱阳南湖,在公元五世纪以前,是一片河网交错、田园阡陌、水路交通发达的平原地貌景观,不存在大面积的湖泊水体。所以《汉书· 地理志》豫章郡的彭蠡泽,不载于鄡阳县下,道理是很清楚的,也是完全正确的。九江的由来与彭蠡泽的消逝过去人们总认为,今天的鄱阳湖就是古代的彭蠡泽。根据上面的分析, 我们认为,这一传统概念显然是很不确切的。今天的鄱阳湖,在历史时期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演变过程。早期的彭蠡古泽,无论其地理位置和形成原因,都和今天的鄱阳湖没有任何关系;后期的彭蠡新泽,虽然与今天的鄱阳湖有关联,但也是逐步由小到大发展演变而成的。彭蠡古泽的形成与古长江在九江盆地的变迁有密切关系。更新世中期,长江出武穴之后,主泓流经太白湖、龙感湖、下仓铺至望江汇合从武穴南流入九江盆地南缘的长江汊道。更新世后期,长江主泓南移到目前长江河道上。由于长江南移的结果,在江北遗留下一系列遗弃的古长江河段。这些河段,如果是按照自然演变趋势,早应消亡。但由于该先秦时期彭蠡泽示意图地区处在下扬子准地槽新构造掀斜下陷带,特别是全新世以来,掀斜下陷更为显著,长江遗弃河段随之扩展成湖,并和九江盆地南缘的宽阔的长江水面相合并,形成一个空前规模的大湖泊,这就是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所记载的彭蠡泽。当时,长江出武穴之后,摆脱两岸山地约束,形成了一个以武穴为顶点,北至黄梅城关,南至九江市区的巨大冲积扇,至中全新世,冲积扇的前缘,根据黄梅境内龙感湖中新石器遗址的分布情况判断,当在今鄂皖交界一线。在先秦时代,江汉合流出武穴后,滔滔江水在冲积扇上以分汊水系形式,东流至扇前洼地潴汇而成彭蠡泽,由于扇状水系汊道众多,《禹贡》概谓之“九江”。传说禹疏九江,当是在分汊河道上加以疏导整治,使之通畅地汇注彭蠡泽,而不致在冲积扇上泛滥成灾。根据《禹贡》导江“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於汇”之文,当时九江分汊状水系的主泓自冲积扇南缘流至今九江市后,以“东迤北”的方向汇注彭蠡泽,结合目前该地区的地貌形态分析,彭蠡泽的位置无疑在大江之北,其具体范围当包有今宿松、望江间的长江河段及其以北的龙感湖、大官湖和泊湖等湖沼地区。江北彭蠡古泽,曾经是古代长江中下游水上交通的必经之地,出土文物和史书均有明确的记载。安徽寿县出土的战国“鄂君启节”,其中舟行水程之节铭文有“逾江,庚彭涨”。据谭其骧考释:彭屰即彭泽,邑聚名,故址疑即今安徽望江县,系因濒临江北彭蠡泽而得名。汉武帝时,司马迁作《史记》,在《封禅书》中更明确的记载:公元前106年,武帝“浮江,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寻阳和枞阳,分别在今大江之北的湖北黄梅县西南和安徽枞阳县治。因此,武帝所“过彭蠡”,无疑还是战国时期的江北彭蠡泽。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说,他自已曾“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他所记载的武帝的这一条舟行路线,应该是可信的。但因彭蠡古泽是九江在长江遗弃河段上潴汇而成的,具有河流的条带状形态。它既可称为湖泽,但也可以认为是长江的加宽河段。正因如此,先秦和汉初的许多典藉,记载到全国的著名泽薮, 除《禹贡》外,其余如《周礼·职方》、《吕览·有始》、《尔雅·释地》、《淮南·地形》等篇,都没有提到这个彭蠡泽,显然这些典籍是把彭蠡泽作为长江拓宽河段来处理的。但由于彭蠡古泽是长江新老河段在下沉中受九江潴汇而成的湖泊, 此因水下的新老河段之间脊线分明。当九江主泓在今九江市折向东北汇注彭蠡泽时,受赣江水流的顶托,其所挟带的泥沙就在主泓北侧的脊线上沉积下来,经过不断加积并和九江汊道带来的泥沙相汇合,最后出露水面成自然堤, 就把彭蠡泽南缘的九江主泓道和彭蠡泽分离开来。在东汉班固根据西汉后期资料写成的《汉书·地理志》里,原来在《禹贡》里东迤北会为彭蠡的九江水系,此时已“皆东合为大江”。估计古彭蠡水域最后完成江湖分离的时间,当在汉武帝、司马迁时代之后不过数十年,距今约二千年。其后,每年汛期长江泛滥,在自然堤外继续沉积河漫滩相物质,从而促使彭蠡古泽进一步萎缩,最后只剩下若干不大的陂池和水流通道,江北彭蠡泽之名湮没,代之而起的是著称于六朝时代的雷池和雷水。今天的龙感湖、大官湖等就是在雷池和雷水的基础上发育形成的。鄱阳湖何以形成今天的局面现代鄱阳湖地貌的显著特征是:水体入侵河谷、阶地的现象十分普遍。在条带状的鄱阳北湖,水面开阔,超过该地长江水面的一倍以上,显系古赣江断陷河谷近期沉溺而成;在其两侧存在的许多沉溺支谷也可引以为证。在形似倒立三角形的鄱阳南湖,其东北部、西北部、特别是南部, 也有许多因水体入侵河谷阶地之间而形成的狭长的岗间湖泊,这些湖泊的床底都是由网纹红土组成,其上只是在湖槽底部才有一层极薄的近代湖积物。水体入侵河谷阶地的事实证明:鄱阳湖地区近期构造运动,具有强烈的下沉趋势,这就为历史时期鄱阳湖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一)西汉以后:鄱阳北湖的形成在西汉后期,九江水系已“皆东合为大江”,原先九江水系所潴汇的江北彭蠡泽已和九江主泓道分离,面积日渐萎缩,蓄洪能力显著下降,长江洪水过程随之增大的结果,湖口断陷的古赣江即在这种水文条件下逐步扩展成较大水城。其时《禹贡》彭蠡泽当已面目全非、无可认指,所以在《汉书·地理志》里,班固遂认指豫章郡彭泽县西的湖口断陷水域为“禹贡彭蠡泽”。显然,湖口断陷水域,不但不符合《禹贡》所载彭蠡泽的位置,也与汉武帝所“过彭蠡”的方位不合。班固认指实为附会《禹贡》彭蠡之说。然而这种附会又是易被后人接受的,因为彭蠡古泽既已消失,而湖口断陷水域北连大江、与江水潴汇有关,是这一带唯一较大的水体。又由于汉以后学者一向崇信《汉书》,被视为权威著作,从此,江北彭蠡泽之名遂被迁用于江南的湖口断陷水域,成为后来人所共知的新的彭蠡泽。前已述及,汉代修水至今都昌城西、婴子口以南一带始注入湖汉水(赣江)。因此,当时彭蠡新泽的南界,显然不得超过婴子口一线,湖区范围与今天的鄱阳北湖大体相当。江南的这个彭蠡新泽,从形成以后至隋唐时代,历时千年以上,范围相当稳定,始终局限在今鄱阳北湖地区,未见向南扩展至鄡阳平原的任何记载。《水经·庐山水注》引晋孙放庐山赋曰:“寻阳郡(治所在今九江市西南二十里)南有庐山,九江之镇也,临彭蠡之泽,接平敞之原。”此“彭蠡之泽”指鄱阳北湖当无可非议,晋释慧远《庐山纪略》: ”庐山乡左挟彭蠡,右傍通川”可资为证。所谓“接平敞之原”,按孙放之意,又当在庐山之南,应指当时存在的鄡阳平原的西北部、甚至整个鄡阳平原。这里平原辽阔,一望无际,堪称“平敞之原”。杨守敬《水经注疏》以为当指“庐山北至江一带平地”,其方位显然与孙放之不合,而且庐山北至江边一带,地势是低丘起伏不断,丘间平地狭窄,绝无“平敞之原”可言。至隋唐时代,《元和郡县志》在江州下三次提及彭蠡湖,并明确指出江州辖下的都昌(治所在今县东北衙门村)与浔阳(今九江市)两县分湖为界,而在洪州(治今南昌市)与饶州(治今波阳县)之下,均不见彭蠡湖的记载(《通典》同);再从白沙、武林和武阳亭在唐代仍作为闽越入京要道分析,鄡阳平原至隋唐时代仍然存在。这些材料说明:六朝隋唐时代鄱阳湖的范围仍然局限在鄱阳北湖地区,今日鄱阳南湖在当时尚未形成。由于婴子口在唐代以前,是彭蠡泽与鄡阳平原的自然分界线,赣江在鄡阳平原上汇合诸水后在此注入彭蠡泽,因此婴子口在古代也被称为彭蠡湖口。位于婴子口东侧的左里,因地居险要,是古代战争的防守要地。晋义熙六年(410年)卢循欲退豫章,曾利用左里附近两山挟束,江湖交汇其中的有利地势,于水立栅,阻止刘裕的进攻。杜佑在《通典》江州浔阳县下明确指出:“宋武帝(刘裕)大破卢循于左里即彭蠡湖口也”。关于隋唐以前鄱阳北湖地区彭蠡泽的水文地貌特征,可从《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的记载略作分析。在《汉书·地理志》豫章郡下,班固一方面认指彭泽县西的水域为彭蠡泽,但又在雩都和赣县下明确指出,湖汉水和豫章水至彭泽县入江而不是入彭蠡泽。据此分析:当时这个彭蠡泽的水文特征,应当是洪、枯水位变率大,属洪水一大片,枯水一条线的吞吐型湖泊。《水经·赣水注》:赣水“总纳十川,同溱一渎,俱注于彭蠡也”,“东西四十里,清泽远涨,绿波凝净,而会注于江川。”《水经·庐江水注》:庐山“南岑即彭蠡泽西天子鄣也,峰隥险峻,人迹罕及”,“山下又有神庙,号曰宫亭庙,故彭湖亦有宫亭之称焉”。“湖中有落星石,周迥百余步,高五丈,上生竹木,传曰有星坠此,因以名焉;又有孤石,介立大湖中,周回一里,竦立百丈,矗然高峻,特为瑰异上生林木”。可见南朝时代,鄱阳北湖的洪水湖面不但较今开阔,而且由于周围林木丛生,水上保持良好,湖水含沙量甚微,水色清绿喜人。相比之下,今日赣江诸水均先注鄱阳南湖,泥沙经适量沉淀之后始注鄱阳北湖,照理鄱阳北湖的含沙量应当更少,但因自封建社会后期以来,森林植被遭人为的破坏,江西境内水土流失严重,据我们在湖口观察,鄱阳北湖的水色,现在根本谈不上清绿,而是相当混浊。又郦道元所谓介立湖中的孤石,即今大孤山又名鞋山,今仍矗立鄱阳北湖中;南岭即指今庐山主峰—汉阳峰,其下宫亭湖中的落星石,在今星子县南,由于泥沙淤积、湖面萎缩而已靠岸上陆。鄱阳湖在历史时期有彭蠡泽、彭蠡湖、彭泽,彭湖等称谓。在星子县附近又有宫亭湖之称,有的文献也以它泛称整个彭蠡泽。至于鄱阳湖名称的起始由来,显然应当与彭蠡湖水面侵入波阳境内有关。我们在上面业已证明,隋唐以前彭蠡泽仅局限在鄱阳北湖地区,它与波阳辖境无接壤关系, 所以隋唐及其以前的历史文献,均未见鄱阳湖之名,这无疑是符合当时的客观现实的。鄱阳湖的得名,是唐以后彭蠡泽越过婴子口,向鄡阳平原扩展进入波阳辖境的结果。可是明清不少志书却认为隋炀帝时即已有鄱阳湖之目,这不仅缺乏根据,而且也与鄱阳湖发展的历史事实不相符合。如《清一统志》饶州府山川载:“鄱阳湖即禹贡彭蠡,隋时始曰鄱阳,以接鄱阳山而名也。”但在鄱阳山条目下却又说:“初名力士山,亦名石印山,唐改今名。”既然唐始有鄱阳山之名,则“隋以接鄱阳山而名”也就不能成立,因为是没有根据的误传,记载就容易自相矛盾。(二)隋唐以后:鄱阳南湖的发展下面着重分析彭蠡泽向东南扩展、鄡阳平原沉沦为鄱阳南湖的原因和历史过程。位于鄱阳南湖地区的古代鄡阳平原,从汉高帝在此设立鄡阳县、王莽改县名曰豫章以及淘金业的发展等情况分析:两汉时代可能是该平原地区经济最发达的时期。但因自全新世开始以来,鄱阳湖地区的新构造运动具有强烈下沉的性质,鄡阳平原河网交错的地貌景观经长期沉降,逐步向沼泽化方向演变。至南朝隋唐时代,平原沼泽化可能已经相当严重,大部分地区不宜人们居住和从事农业生产,刘宋永初二年鄡阳县的撤销,与此演化过程当有密切关系。据竺可桢先生研究,隋唐五代至北宋时期,我国气候变得和暖。在长安不但梅树生长良好,而且柑桔还能结果实。竺老指出:柑桔只能抵抗-8℃的最低温度,梅树只能抵抗-14℃的最低温度。在1931-1950年期间,西安的年绝对最低温度每年都降到-8℃以下,其中1936、1947和1948年降到-14℃以下,不但柑桔难以存活,就是梅树也生长不好。所以隋至北宋时期,是我国的一个高温气候期。这时长江中下游的湖泊都有显著的发展扩大,如洞庭湖从东洞庭湖区向西洞庭湖区扩展,范围由南朝时期的五百余里发展至唐宋时代的周极八百里;太湖流域在唐宋时期也先后形成了澄湖、马腾湖、瑇瑁湖、来苏湖、淀山湖等一系列新湖泊。具有全流域性的湖泊扩展,除地势低洼、河道阻塞、客水入侵等局部性因素外,全流域地表径流量的增大是最重要的因素。说明在隋唐北宋时期,与我国高温气候相伴生的,在长江流域出现了一个多雨期。地处长江中下游之间的鄱阳湖地区,在隋唐以后湖泊迅速扩展,与此高温多雨期无疑有着重大的关系。在高温多雨的隋唐北宋时期,长江径流量相应增大,尤其是洪水季节。但是原先可以充分调蓄洪水的江汉平原地区的云梦泽,在隋唐时代已经基本消失,江北的彭蠡古泽,也早被陂池大小的雷池所取代,长江流域蓄洪能力显著下降的结果,长江干流径流量急增,水位上升,除了部分分洪洞庭之外,大部分倾泻东下。它在湖口一带又造成两种结果:一是分洪倒灌入彭蠡泽;二是顶托彭蠡泽出水。这两种结果的结合,也是造成彭蠡泽扩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唐末五代至北宋初期, 彭蠡泽空前迅速的越过婴子口向东南方的枭阳平原扩展,大体上奠定了今天鄱阳湖的范围和形态。《太平寰宇记》洪州南昌县:“松门山在县北,水路二百一十五里,北临彭蠡湖”。在饶州鄱阳县下又载:“故鄱阳县在彭蠡湖东、鄱水之北;莲荷山在县西四十里彭蠡湖中,望如荷叶浮水面。”说明北宋初期,彭蠡湖溢出婴子口过松门之后,不但已进入鄱阳县境,而且距鄱阳县城很近。所以《寰宇记》在饶州余干县下明确指出:“康郎山在县西北八十里鄱阳湖中。”这是鄱阳湖之名首次见于史籍的记载。但从名称关系上看,当时尚以彭蠡湖为主称,鄱阳湖属别名,这也说明鄱阳湖刚形成不久,习惯上仍以古名相称。至南宋,《舆地纪胜》饶州下已立鄱阳湖之目,并谓“湖中有鄱阳山,故名鄱阳湖,其湖绵亘数百里, 亦名彭蠡湖。”则是以鄱阳湖为主称,彭氢湖为别名,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鄱阳湖逐渐取代彭蠡湖的必然结果。根据《太平寰宇记》并参照《舆地纪胜》的记载,宋代鄱阳南湖的范围大致如下:鄱阳山即今波阳县西北鄱阳湖中的长山(又名强山),宋代已处在湖中的事实证明,当时鄱阳南湖的北界与今大体相同。鄱阳湖的东界,在今莲荷山与波阳县城之间,史书记载明确。汉代的武林,宋时已成鄱阳的东南涯,《太平寰宇记》饶州余干县:“武陵山在县东北三十里,临大湖,汉书作武林”,大湖即指莲荷山以南。康山以东的鄱阳湖大湾水面。宋代康山己在湖中,湖区南界当在康山以南。《舆地纪胜》隆兴府:“彭蠡湖在进贤县(东北)一百二十里, 接南康、饶州及本府三州之境,弥茫浩渺,与天无际”;又曰:“邬子寨在进贤县东北一百二十里。徐师川尝有邬子值风雨诗云:重湖浪正起,支川舟不行,急雨夜卧听,颠风昼夜惊。”说明邬子寨是宋代鄱阳湖的南极。与邬子寨隔江(余干江下游的分流)相望的瑞洪镇,因此成为“闽越百货所经”的重要港口。宋代鄱阳南湖的西端在松门山,从它,“北临彭蠡湖”的形势分析,山南一带平原在当时尚未沦湖。因此,湖区西南界当在松门山东端至瑞洪镇一线上。至此,位于鄱阳南湖地区的古代枭阳平原,几乎沦没殆尽,枭阳县城被弥茫浩渺与天无际的湖水包围在荒丘孤岛上,唐代闽越入京道上的白沙、武阳亭则相继陷入湖中,波光粼粼的大湖景观终于取代了河网交错的平原景色。明清时期,鄱阳湖演变的最大特点是,汊湖的形成和扩展,特别是鄱阳湖的南部地区,尤为显著。在进贤县北境,宋时仅有族亭湖和日月湖两个湖泊见于记载。《太平寰宇记》饶州余干县:“族亭湖在县西水路八十里,湖中流分当县及南昌二县界”。此湖相当今瑞洪至北山的金溪湖,它是宋初鄱阳湖扩展后的南部汊湖。《舆地纪胜》隆兴府:“日月湖在进贤北十五里”,即今军山湖南部的小湖汉。后经元明两代,随着鄱阳湖地区的继续沉降,族亭湖被鄱阳湖吞并的结果,进贤北境的北山成为鄱阳湖的最南端。与此同时,日月湖泄入鄱阳湖的水道也扩展成鄱阳湖南部条带状的汊湖-军山湖,遂使军山、日月两湖成为进贤境内最大的湖泊。《读史方舆纪要》南昌府进贤县:“军山湖在县北四十里。志云:县境之水,二湖(军山、日月)最大,而总归于鄱阳湖。鄱阳湖盖浸北山之趾。”又说:“三阳水,县北六十里,上源在县西,曰南阳、洞阳、武阳,合流经此故曰三阳,又东北入鄱阳湖。”说明当时进贤西北的青岚湖尚未形成。至明末清初,原来流经进贤西北的清溪、南阳、洞阳三水的中下游地带,也因沉溺而扩展成仅次军山湖的大汊湖—青岚湖(或称清南湖、洞阳湖)。《清一统志》南昌府山川已列青岚湖之目。至今,军山湖和青岚湖的沉溺河谷形态还极为清晰,更重要的是,现在湖底的槽部仍只有少量的淤泥复盖于网纹红土之上,这是近期强烈沉降的充分证明,和史书记载完全一致。前已叙及,宋代鄱阳南湖的西南岸在松门山东端至瑞洪一线上,距今湖岸尚有一定距离,这是与古赣江东北流向所造成的赣江三角洲的形态相吻合的。矶山应在当时赣江三角洲的前缘。唐以后赣江下游主泓西移至吴城附近,《太平寰宇记》洪州南昌县:“吴城山在治东北一百八十里临大江”,大江即赣江。因此赣江大量泥沙直接由鄱阳北湖输送入长江,南昌东北方向的赣江三角洲则因此发展滞缓,鄱阳南湖就逐渐向西南方扩展。至明代,据《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三角洲前缘的几山已“屹立鄱阳湖中。”在清初,松门山以南的陆地也相继沦湖,致使原来只有“北临彭蠡湖”的松门山及吉州山也变成湖中岛山。由于鄱阳南湖的西南岸是近期扩展形成的,所以在湖岸左右,遭淹没的古田至今仍然清晰可见。吴城附近的赣江口,自唐末以来三角洲逐渐发育。《读史方舆纪要》南康府星子县下记载赣江口已有火烧洲、绵条洲和大洲等河口沙洲的形成。清后期以来,吴城赣江鸟足状三角洲发育已相当良好,吉州山和松门山因此呈足状又与陆地相连。而火烧洲和绵条洲继续以足状三角洲向北发展的结果,吴城西北一带因排水不畅先后发展成蚌湖、牛鸭湖等湖汊。这时鄱阳湖南部地区,因为信江下游分洪量大部汇集在瑞洪附近入湖,同时赣江下游南支分流量增大,康山一带入湖泥沙大量沉积的结果,己使康山成为突出湖中的陆连岛形态。最后必须指出,彭蠡湖虽然自唐末五代迅速向东南方扩展成“弥茫浩渺与天无际”的鄱阳湖,但它和唐以前位于鄱阳北湖地区的彭蠡泽一样,也是一个吞吐型的时令湖。《读史方舆纪要》江西鄱阳湖记载,每年枯水季节,“湖面萎缩,水束如带,黄茅白苇,旷如平野,”仅余重湖性质的“鹰泊小湖。”即使在洪水季节,湖水深度一般也不大。《续资治通鉴》记载,元末朱元璋大战陈友谅于康郎山一带,是农历七月的高水位时期,但“湖水浅”,“水路狭隘”,“相随渡浅”却屡见于记载。正因为新扩展的鄱阳南湖具有时令湖性质,所以《太平寰宇记》在饶州下,方面详细记载入浸饶州境内的鄱阳湖的具体范围和地点,另一方面又说鄱水“经郡城(指今波阳县治)南又过都昌县入彭蠡湖。”这就是因季节不同,河湖交汇形势相应改变在史书上的反映。鄱阳湖的未来演变趋势关于今后鄱阳湖的演变趋势,洪枯水位时期所摄卫星象片及入湖泥沙情况进行分析。枯水期卫星象片表明,鄱阳北湖湖面萎缩、干涸,水束如带;鄱阳南湖除军山、青岚二汊湖基本不变外,完整的湖面则被由赣江南支、抚河和信江西大河汇合形成的南东——北西向湖底河床及其自然堤分隔成东北、西南二个萎缩湖面。说明现在鄱阳南湖比北湖具有较大水深,这和宋明时期北深南浅的情况完全相反。深浅倒置的原因是:由于赣江主流近千年来直接由吴城经北湖入长江以及长江倒灌、顶托等因素,造成大量泥沙在鄱阳北溉沉积的结果。洪水期是河流泥沙搬运、堆积的关键时期。据江西省水利厅计算,每年五河(修、赣、抚、信、鄱)挟带泥沙,在鄱阳湖内沉积1120万吨。洪水期卫星象片显示:入湖泥沙绝大部分来自赣江流域,其他流域来沙甚微。由于自吴城北上的赣江主支的泄洪量远小于南支和中支,所以赣江来沙大部汇集在鄱阳南湖,致使卫星象片上南湖水色混浊, 沙浪滚滚(汊湖除外),而北湖则水色清兰,未见泥沙流。汇集在鄱阳南湖的泥沙,受狭窄的松门峡出口的制约,被迫徘徊在南湖的西南部沉积,这对于整个赣江三角洲的向东北推进,鄱阳南湖西南部的萎缩,无疑是很关键的。它的作用在枯水期卫星象片上已有清晰的反映。这就是占赣江分流量首位的赣江南和抚河、信江西大河联合形成的三角洲正在由南向北推进,泄洪量占赣江第二位的赣江中支,其在河口所形成的三角洲也在向东北方向扩展。根据康山成陆情况分析,目前的泥沙沉积量已超过构造下沉量,所以今后鄱阳湖有着自南向北继续萎缩的明显趋势。1954年鄱阳湖洪水湖面(21米水位)是5050平方公里,1957年为4900平方公里,1976年洪水湖面仅为3841平方公里,只不过20年时间,洪水湖面就萎缩了1200多平方公里,速度之快,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切和重视。我们认为,根据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和今后发展的趋势,应当采取果断的措施,控制赣江南支、中支及北支的流量,加大赣江主支的泄洪量,把赣江来沙直接送入长江,同时严格控制高滩围田,严禁围湖造田,以便达到最大限度地延缓鄱阳湖的萎缩进程,造福子孙万代。文章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默存格物牵手诗仙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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