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是海子的忌日。
海子自尽于1989年，那一年我正在山东读研究生。那一年我关注过诗人之死吗？想到这里我常常会变得疑惑起来。那是一个小事情很容易被大事情淹没的年代。
但九十年代初，海子的诗与海子的死却确确实实进入了我的视野。那时候我已从山东的那座大城回到山西那座小城，八十年代的青春狂热中还残留着一个读诗的尾巴。也许是在一次与朋友的通信中，我们谈到了海子。朋友告我，有一本《海子、骆一禾作品集》已经出版，但因编者自费出书，不得不把邮购信息广为散发，以弥补落下的经济亏空。得此消息，我立刻就决定邮购一本。不久，书寄来了，扉页上写着几行小字：“赵勇评正／周俊／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金陵”。周俊是此书的编者之一，他们不但历尽千辛万苦推出了这本作品集，还得把它推销出去；不但要推销，书上还要签字留名。这种一丝不苟一下子就让我感动起来。
就在那段时间里，我读了海子的诗，也顺便读了读骆一禾的诗。平心而论，海子的长诗并没有让我太有感觉，但许多短诗小令却实在写得不错，我也记住了其中的一些诗句。比如《答复》中的“当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四姐妹》中的“荒凉的山冈上站着四姐妹／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这些诗句中充满着一种令人绝望的美。《日记》的开头写道，“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一下子就把人带到清冷的意境之中。读诗的前一年，我正好路过过德令哈，德令哈已不是一个空洞的地理概念；读诗的那一年，张楚的《姐姐》又唱响于大街小巷，姐姐既成为审美意象，也成为男儿的倾诉对象。在对德令哈的怀想中，在那一声“噢姐姐／我想回家”的凄厉与悲凉中，海子的《日记》也让我读出了更多滋味。
但是后来，很可能我讲到过海子的死，却没有专门讲过海子的诗。整个九十年代，我都在讲一门谁也不愿意讲的写作课，讲到文体写作部分时，诗歌写作是一定要讲一讲的。这倒不是因为诗歌有多好讲，而是想借此温习一遍我那个已经消逝的诗与青春的记忆。1993年，顾城杀妻后自杀，我像许多人一样被那个从异国他乡传来的消息惊得目瞪口呆，于是以顾城为例谈诗人之死就成为一次课的内容。那次课上，我把加缪的那个著名论断（真正严重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置于其中，然后开始列举中外诗人、作家的自杀现象。我想把海子、顾城的自杀推向一个形而上的思考平台。我分析着海子与顾城的死，也缅怀着他们的诗，死亡仿佛也把诗歌彻底照亮了。
备课笔记
海子又一次向我走来是在2003年。那一年我们正在编写一套高中语文教材，如何解读选入课本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成为我们讨论的内容之一。大概就在那个时候，我读到了刘大生先生的一篇文章：《病句走大运——从海子的自杀说起》。作者说他当年与海子同学四年，在他眼中，查海生（海子本名）只是一个调皮的、喜欢抢别人军帽的“冬子”（《闪闪的红星》中的主人公），却没想到若干年后会成为大名鼎鼎的海子。海子去世十年后，他读了海子的一本诗集，结果让他大失所望。他说，这本诗集“从头到尾逻辑混乱，语言拉杂，病句连篇”；他还说：“一个人既能‘喂马、劈柴’，又能‘周游世界’，既‘田园’又‘洋派’，既‘古典’又‘现代’，当然很潇洒、很幸福。但是，这一切为什么要‘从明天起’呢？如果明天就能做到这一切，说明今天已经是一个幸福无比的人了，不必等到明天，等到明天再去做幸福的人，说明主人翁并不会体验幸福、享受幸福。”记得读到这里时就把我笑翻了。我的基本判断是这位老兄确实不懂诗。诗歌是不能说人话的，它说的是神话（代神立言的道理大概就在这里）。你偏要把现代诗歌读成形式逻辑，可不就拧巴了嘛。
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1963）
从此之后，海子又时不时地成了我课堂上的一个例子。只是我谈到查海生时，必定要提一下刘大生；或者是因为刘大生，我才讲到了查海生。也以自杀结束生命的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 1932－1963）说过：“死是一门艺术，诗人的死实际等于诗人的再生。”这句话是很适合于海子的，但我却由此也会想到刘大生的那篇评论。刘先生本来可能是想把海子的诗批倒斗臭的，但它却不但没有死掉，反而在我和一些读者的心目中复活了。这实在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2009年3月18日
附记：拙文见报后，刘大生先生曾写《请不要用病句为海子辩护——答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赵勇教授》一文，在《天涯社区·关天茶社》，《北大法律网·法律在线》等几家网站上发布。笔者发现刘先生大作后，亦曾把它移至本人博客，供人讨论。平心而言，拙文中调侃到了刘先生，刘先生撰文予以回应，可以理解。但他逐句批驳，惹人发笑，显然也是意气用事。当时许多网友已指出这一事实，此处不表。但我还是要感谢刘先生，因为他的提醒，收入这本集子时我又把拙文的句子推敲一番，个别地方略有改动。
赵勇｜阅读海子的零散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