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亿中国老人的智能手机困境：总有人在奋力追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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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停。”
一辆挂着空车牌的出租车在面前飞驰而过，尾灯在视野里迅速变成一个鲜红的点。62岁的北京人王刚讪讪放下手臂，皱眉看向妻子和旁边三个沉重的行李箱。
这几天，北京一直在下大雨，老伴扯起湿漉漉的裤脚抖抖，让他“再试试”。
第134分钟，王刚走到马路中央，硬拦下了第16位空车司机。
其实，对方也早早接了“人家在APP上下的订单”，但最后“发善心”带他们一程。
王刚觉得自己被什么远远甩在后面了，不只是15辆车。
车窗外，科技公司巨大的LOGO装点出这个城市新的背景；钢铁和水泥浇筑的城市里，数据和信息流淌出新的规则——今天，招招手就能打车，已不再通用。
像王刚这样60岁以上的老人，2019年已经达到了2.54亿。
而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20年3月，60岁及以上网民占全体网民比例的6.7%，人数仅为6000万。
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人没有使用微信、支付宝，或者懂得使用基本功能，遑论扫码支付、网上挂号这些更加智能化的服务。
一些“想都不敢想”的迭代，与他们流失的健康、能力，朝着相反方向飞速擦肩而过。
油门和方向盘都已经不在手中，车窗外的景色却还在风驰电掣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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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觉得自己寸步难行”
3月20日，江苏镇江。
一辆公交车停靠在站台，五六位老人挤在站台与公交踏板之间的狭窄通道内。因为拿着老年机，无法出示健康码，被拒绝乘车。
“我不是不给钱，” 老人展示手中的硬币，急得满头大汗，“我这是老年机，不能扫码。”
但任由他们如何解释，终究无法撼动“冷静理性”的乘车规则。
几分钟后，抱怨声在拥挤的车厢里此起彼伏。
“快下车！”
“再不下车就报警了！”
面对声势浩大的讨伐，几位想要争辩的老人，纷纷沉默了。
“有时候觉得自己寸步难行。”
北京大兴，58岁的陈红梅看着手机，觉得世界已经不属于他们。
去年，她和老伴追随儿女“迁徙”到这座大都市。
老两口只去过一回故宫和颐和园，是女儿带他们去的。之后，就只在自家小区附近走走，活动范围不敢超过半径5公里。
陈红梅喜欢拍照。听说去北京，她准备了好多漂亮衣服，但都被压在行李箱里。
“哪儿也不认识，导航、打车软件、手机付钱都不会，根本不敢出去。”现在，她每天的世界，就是在不到八十平的房间里做做家务，跟孩子交谈的内容也有限。
陈红梅觉得自己像变了一个人，“不爱说话，都忘了怎么笑了。”
同陈红梅一样，李国庆也陷入同样的困境。儿子帮他下载了银行的软件，说不用跑银行，手机就能查社保。但是，“他调出来就撂下了，我还是不会，我也不想多打扰子女，觉得添麻烦。”
28岁的梁爽也给父亲买了最新的苹果手机，但一个简单操作，重复教就是学不会。“怎么就学不会呢”，梁爽觉得是因为父亲“态度不认真”。而父亲觉得“被嫌弃”，一甩膀子说不学了，闹得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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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科技的进步应是人类的福祉，而不是筛选出其中一些人成为“被抛弃者”。首都北京，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全球高精尖智能科技率先落地的大都会，有些人却也追赶不上时代奔跑的步伐。
幸运的是，智能手机时代的老年群体，从“想学”到“能学”的沟壑，越来越多的人在努力“抹平”。
2013年，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学生何绍森跟北邮的张佳鑫一起组织成立了北京市海淀区文明志愿者协会和北京市夕阳再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帮老人使用手机、网上挂号、网上购物、网络约车，“基本上年轻人玩什么，我们就教老人玩什么。”
这也是杨玉娟的心声。作为北京链家的一名房产经纪人，她的职业特性让她与社区有天然的紧密联系，比其他人更能体会社区里老人的真实状况。
两年前,北京链家在试行新的社区公益项目时发现，定期举办“手机使用答疑”的需求在社区的老年人中反响最强烈，于是就发起了“社区手机课”项目。92年的杨玉娟一向是链家社区公益项目的积极分子，因此成了手机课的一名组织者。
她在日常与社区老年人的交流中发现，老年人有两大聚焦的日常需求场景：医院和银行。
近五年以来，北京的大中型医院基本都完成了智能化的升级改造，从人工收费变为自助收费，人工挂号变为预约挂号，或只预留较少的人工窗口；银行网点也几乎砍掉了三分之一的人工柜台，基础业务交由机器代为完成。
“我们只能去人工那里排队，有时要等一两个小时，”有人告诉她，自己脊椎不好，坐着站着都不能太长时间，“要不然脖子就跟针扎一样疼。”
一名小区物业告诉杨玉娟，他巡查时看见一位上年纪的阿姨，拿着手机站在快递柜前帮女儿取快递。巡视了一个来回后，人还站在原地，因为“完全不知道怎么扫码取件，只能等着有有人过来取件的时候问一问”。
杨玉娟觉得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她暗下决心，“要改变这一切”
尽管在社区活动群里发了招生简章，门店组织其他活动的时候也会顺带宣传，但杨玉娟完全“没想到会火”。
第一次办“社区手机课”，她担心的是“人家不信任我”“没什么人来”之类的问题。
结果，开课当天，尽管天气严寒，来听课的人还是把教室塞得满满当当，都是50-60岁之间的人。杨玉娟暗自庆幸，场地还算够用。结果，后面大家纷纷喊来左邻右舍，基本都是“1+2”组合。教室里坐满了捧着手机的老人们，机器几乎贴在鼻子下面。
“冬天穿得都比较厚，基本就是‘挤’在一起听课，” 杨玉娟好久没见过这阵势，“跟高考参加名师讲堂一样。”
每节课一个小时，但总有人意犹未尽。每天都有人问，下次上课是什么时候？线下忙不过来，线上微信群就成了大家日常学习的地方。
杨玉娟同时管理着几个手机课的微信群，她会按时在群里发布编辑好的教程，有时候是公司统一制作的图片，有时候是自己编辑好的文字，也有时是自己录制的小视频。
此外，上过课的老人有问题也会随时在群里提问，比如手机上收到任何有关于汇钱、开通银行业务的信息，会截个图发在群里，问是不是诈骗信息。如果其他老人恰好知道，也会主动在群里及时解答。
一百来人的微信群，几乎成了老人们在追赶现代生活的路途中，为数不多的可以互帮互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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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科技，应该让每个人都活的有尊严
手机课对老人们到底有多重要，杨玉娟的同事、北京链家经纪人刘婷同样深有感触，她是手机课堂项目的优秀讲师。
作为一个公益项目，刘婷授课没有任何额外报酬，但这并不影响她以及其它参与者的积极性。
到居委会摸排情况时，刘婷发现附近社区60岁以上的居民，很多都是从农村或者县城跟着儿女搬过来的，在这个陌生的现代化大城市，不会智能手机他们就“只能在小区里面猫着”或者在家里“一坐就是一天”。
“这让我想起我妈了，”刘婷觉得心疼。一天房子带看结束，她就开始挨家挨户做走访，根据需求把课程内容给定了，“这些我们以为是小儿科的技能，对他们来说真的挺难的。”
她看过一句话，印象很深：“时代抛弃你，连声招呼都不打。”这话放在优胜劣汰的语境下理解一点也不假。可面对用了大半辈子，去创造了一个时代、养育了两代人的老人们，刘婷说不出口。“真正的科技，不应该是让每个人都能活得有尊严吗？”
每次上课，她都会拿出一百二十分的耐心，比对客户还要耐心，“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什么时候教会什么时候结束。”
吴翠芬曾是刘婷班上最大的学员，儿子媳妇都在美国。“之前半夜停电,别人都说网上能交电费,但是孩子不在身边,我只能干发愁。”上课时，她戴着老花镜，一边看手机，一边把“刘老师讲过的”关键点抄录在小本子上。一学期12节课，她一堂没落。
“现在，我都能在网上缴费了，通过手机视频也能随时和身在国外的孩子们讲话。”在一次优秀讲师的评选中，吴翠芬和王刚都抢着给“刘老师”投票。
起初，王刚跟儿子学网购，儿子刷了几页后就彻底丢开手，“你太慢了！”
儿子没耐心教，关于手机的诸多操作，王刚都是在刘婷的课上学会的。去医院自助机上挂号付款时，几个老人围着他看，旁边的工作人员问他怎么没找儿女帮忙，“我自己完全行”，王刚颇有些自得。
上课之外的时间，他还专门跑去链家门店里找“刘老师”。担心她因为年轻，承受不住行业压力而离职，“你走了的话，就没有人有耐心去教我们这些有用的知识了。”
连小区保洁阿姨孙桂芳都出现在刘婷的教室里。她爱美，“拍照怎么美颜”学得最带劲儿。一学期下来，60岁的孙桂芳觉得自己变得“有用”了。如今，在同龄的亲戚中，她使用手机是“出了名的溜”。
最近，她开始学着在手机上开直播唱歌。之前她沉默寡言，但现在女儿觉得她像变了一个人。“天天唱，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但她觉得很开心，好多粉丝还给她打赏。”
周围的一切都在向前流动，世界慢慢在她眼前扩展开，像万花筒。
孙桂芳觉得生活有了盼头，“日子都能咂摸出味儿来了，甜的。”
没有人该被时代的列车抛下。
后记：如今，于2018年5月发起的“社区手机课”，已经成为了链家的一项明星公益项目。这个项目让社区的老人们学会了使用手机微信、导航、挂号、打车、缴费等，帮助他们跟上智能生活的步伐。这项公益服务受到了社区居民的欢迎和社区居委会的肯定，即使在疫情期间，授课也在通过线上的方式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