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媒介中的大政治
——《新中国连环画政治叙事研究》序
赵勇
今年5月的一天，张勇锋博士发给我这本书稿，并修书一封。信中说，讨我这篇序言，其实是“怀揣了七年的夙愿”。我有些吃惊，同时也才想起，2013年11月初，他曾给我写来邮件，聊过毕业论文一事。当其时也，勇锋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师从陈力丹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准备对新中国连环画做一番研究。他说他是我的晋城老乡，又是晋城一中校友，头一年暑期还在赵树理文学馆里听过我的讲座，而邮箱则是通过朋友从作家聂尔那里打听到的。隔行如隔山，再加上整日慵忙，本来我是可以敷衍了事的，但老乡、校友、聂尔、连环画等等热词以及勇锋问学的诚意，还是让我没hold住。结果，我那颗好为人师的心便蠢蠢欲动，也就干起了越俎代庖隔山打牛的勾当。
赵树理文学馆
记得那时我看过他的论文大纲后，对其主标题《另类的政治叙事》提出些看法。我觉得若从当年的革命文化氛围考察，新中国连环画并不“另类”，而是搭调合拍，实为其有机组成部分。勇锋思考一番后，拟把题目改为《俗雅之间的政治叙事——作为媒介文化的新中国连环画（1949-1978）》，问我意见。我又提醒他，此题虽比原题明确，但可能还有更好的入口。因术业有专攻，我还给他提供了一些或许他注意不到的书籍，以作参考。比如，朱自清的《论雅俗共赏》，钱穆的《中国文学论丛》，李春青的《诗与意识形态：西周至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中国诗学观念的形成》，菲德勒的《文学是什么？高雅文化与大众社会》，李扬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同时，我也举贤不避亲，举己不避嫌，把我刚发表不久的《对“红色经典”做文化研究》一文通报于他。因拙文主要拿钱振文的《〈红岩〉是怎样炼成的：国家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一书说事，我又向他推荐此书，甚至还给他提供了振文邮箱，让他向真正的专家请益。
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那几轮的邮件往来，让我对勇锋博士有了点滴印象——谦虚、低调、勤勉、实受，是典型的晋城人性格。2014年9月，他又发来邮件，告我从人大毕业后，已在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落脚；并说他日我去西京古都，要用西凤酒和习连套餐侍候。我喜甚，立刻向他祝贺。但近五年来，虽然我也曾流窜至陕西师大，相会于三二好友，却是把这件事彻底忘了。
如今他来索序，我才得以目睹他这篇博士论文的真容。而仔细读过之后，又让我很是感慨。记得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说过：“那些进行文化研究的年轻学者是在电视、电影、流行音乐和当前的互联网中泡大的第一批人。……用不着奇怪，这样的一种人应该期望研究那些与他们直接相关的、那些影响了他们世界观的东西，那就是电视、电影等等。”[1]他这里说的是“新新人类”，并不适用于赵勇、李勇、张勇锋之流，但在学术研究的精气神上，我们的所作所为与米勒的推测判断又何其相似乃尔！在与勇锋的通信往来中，我得知他是1970年生人，大学毕业后在晋城电视台干过，又在晋城市委办公室呆过，已积累了相当多的媒体经验和社会经验。后辞职读博，年齿渐长，心也沧桑，似已有“旧”可“怀”。于是我暗自揣度，他选题时没搭理电影电视互联网，而是与连环画小人书较劲，似乎很“小儿科”，却说不定正是他童年少年时代某种“情结”的一次发作。遥想七、八十年代的晋城老家，人们一年虽能看上几场电影，但电视还是稀罕物。而小人书在张勇锋看它的年龄固然已是强弩之末，但想必他也是在这个世界中“泡大”的。如此看来，他研究连环画，何尝不是在对影响了自己的“三观”之物进行反思？我虚长勇锋几岁，我的少年童年时代更是受到了革命群众文化的全面洗礼——小人书，样板戏，《金光大道》赵树理。想想我的博士论文，说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琢磨的是大众文化理论，却又脚踩两只船，时不时会溜达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自留地里抚今追昔，这是不是也算自我清理？我曾说过我有“赵树理‘疙瘩’（complex）”[2]，并且想用一本书的篇幅把它揉散抚平，却依然是按下葫芦起来瓢，东边日出西边雨。大概，这也是群众文化（mass culture）在心中作崇吧。
很可能这就是格式塔心理学所谓的“异质同构”。我常常跟学生说，能与研究对象形成“异质同构”关系的文字，往往入得深，出得透，既做纸面文章，也有“压在纸背的心情”，勇锋的这本书即可作如是观。这就需要谈及我的另一感受。此书从连环画的“政治叙事”入手，我以为思路正确。因为在毛泽东时代，“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毛主席语录），这样，让连环画的生产与消费政治挂帅，把小人书的所有故事政治化，就很容易理解了。但是，在张勇锋的历史现场还原中，还是让我看到了许多悚然一惊的细节。例如，在1963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连环画评奖授奖大会上，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胡愈之指出：“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连环画，是阶级斗争中很重要的武器，是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很重要的工具。”[3]而此次评奖，获一等奖的六部作品分别是：《山乡巨变》（翻身与新生）；《穷棒子扭转乾坤》（翻身与新生）；《铁道游击队》（革命历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阶级斗争）；《我要读书》（阶级控诉）；《西厢记》（妇女解放与反封建）。为什么《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也被赋予了“阶级斗争”的隆重主题？因为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还多次强调：“《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4]而在1961年看过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之后，他又写出了“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名句。如此一来，孙悟空的反叛性、斗争性和不妥协性，就与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成功对接。而更有意思的是，“文革”中后期，原作者赵宏本与钱笑呆（彼时他已病故，其后续动作应是赵宏本一人为之）为突出当时政治，便按“三突出”原则，重塑孙悟空的“高大全”形象，以致有些画幅甚至让孙悟空扎起了革命京剧中的丁字台步。这种画风在今天看来已是荒诞范例，但在当时却是绝对政治正确的。
为什么连环画作者要如此“紧跟”？我们在“紧跟就是胜利”等等层面也能想到原因，但我还是看到了张勇锋开掘的深度和解读的力度。他说：“画家内心对政治或许不只是有某种认同和崇敬，更多的还是出于一种怕被‘政府’这个唯一的‘雇主’拒斥的担心，和对‘不服从者不得食’的焦虑。”而在此处，他给出的一条说明性注释是：托洛茨基早在1937年就指出：“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5]这是说到根儿上的话，其他解释与之相比，或许就相形见绌了。
读张勇锋的书，还解决了我的一个困惑；或者也可以说，是让我先前处在鸿蒙状态的想法变得清晰了。从1942年延安《讲话》开始，文艺大众化，媒介通俗化就成为毛泽东的一个固定思路。而建国之初，政府更是把这一思路落实成了种种方案。比如，从1950年开始，抓“通俗书报”出版，已是中共中央部署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1953年，中央又决定成立通俗读物出版社。这些举措，固然是要应对当时文盲率极高（1949年全国文盲人口达3.2亿，占到全国人口的80%）的现实处境，却同时也是中共建立文化领导权的战略手段。张勇锋指出：“在中共的传播视野内，举凡民歌、秧歌、地方小戏、民谣、墙报、漫画、标语口号甚至人本身，无一不可作宣传媒介。宽泛无界的传播媒介观为中共意识形态的日常化渗透提供了立体化、全方位的实践指南。在各种通俗媒介中，由于艺术媒介以形象塑造和情感煽动见长，与不擅抽象思维的工农大众有较强的切适性，历来为无产阶级革命者所重视。”于是，“连环画与年画、宣传画一并成为最受新政权推重的三种大众文艺形式。”这就意味着1949年之后，改革开放之前，大众媒介所生产出来的通俗文化与国家意识形态存在一种天然的亲和关系。或者也可以说，这两种东西互帮互助，相辅相成，它们共同打造了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因此，我们谈论那个时期的通俗文化，只说通俗的下里巴人性而不顾其政治性，肯定不得要领。极而言之，通俗的就是政治的，同时，通俗的也就是政治正确的。
《鸡毛飞上天》节录
或许正是基于这一原因，连环画成为毛泽东时代通俗性最强、生产速度最快、畅销程度最高的读物。张勇锋说，1955年，毛泽东在其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为《谁说鸡毛不能上天》撰写按语，“鸡毛上天”精神一时名声大噪。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根据新闻报道迅速行动，仅用十天就推出了连环画《鸡毛飞上天》。1960年，山西平陆发生集体中毒事件后，2月8日开始有新闻报道，2月28日长篇通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面世，至3月21日，中央美术学院30余人集体创作的60幅连环画便由人民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连环画迅速跟进的又一成功范例。张勇锋还告诉我们，仅在“大跃进”的1958年，全国共出版连环画3000多种，印行1亿2千万册。与此同时，连环画不仅是工农兵、儿童、干部的读物，甚至“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科学家都喜欢看。读者有多少人次，很难计算，影响之大，除了电影，是许多别的艺术形式比不上的。”[6]为什么连环画如此受人欢迎？张勇锋借用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的公式提供了一种解释：可能的报偿÷费力的程度＝选择的或然率。亦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总是倾向于选择最省力、最方便、最能迅速满足需要的媒介路径。[7]这种解释很专业，是能够令人信服的。
这就不得不提及这本书中使用到的理论。张勇锋是在新闻传播专业拿学位，他在书中自然用了好多传播学理论。但除此之外，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询唤理论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布迪厄的区隔理论、波兹曼的童年消逝理论等等，他也都悉数启用，并且用得得心应手。理论是看待事物、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由于面对这段历史的连环画，我们并无成型的理论可资借鉴，所以让西方的理论穿行于其间，并以之观照、分析、考量、判断，我觉得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而当这本书被这样一些理论淬火、锻造之后，其路数也就不仅仅局限于传播学领域了，而是有了文化研究的气象。想想当年钱振文把当代文学专业的论文做成了文化研究，如今张勇锋又拎着文化研究这把利刃在传播学领域庖丁解牛，这正说明了文化研究的包容性和接纳性，同时也证明了文化研究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张勇锋博士
当然，张勇锋也很清楚，连环画只是相对于“大媒介”（Big Media）的“小媒介”（Little Media），这意味着连环画有边缘性、依附性和再生性。职是之故，他并没有大大咧咧，咋咋呼呼，把连环画看作“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媒介，而是充分认识其小，却又小中见大，以此揭示其中的大政治、大气候和大天地。德国经济学舒马赫曾经提出“小的就是美的”，以此说明小企业的经济活力。仔细想想，中共打日本战蒋匪——游击队，麻雀战，李向阳，赵勇刚，《林海雪原》中的剿匪小分队——哪一个不是以少胜多，以小搏大？因为小的就是巧的，小又意味着机动灵活，轻装上阵。于是我便大胆猜想，当建国之后中共更多启用小媒介、俗媒介去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大问题时，这是不是八路军思维、游击队战术的流风遗韵？
然而，行至八十代中后期，这样一种“小媒介”却终于成了明日黄花。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张勇锋归结为雅化之路——先前小人书“媚俗”，故接受者众；后来连环画“媚雅”，故曲高而和寡。这种事实呈现和理论概括启人深思，我觉得很新鲜也很有道理。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政治。张勇锋指出：“新中国连环画是寄生于政治而与市场经济隔绝的独特媒介文化，其完善的媒介技术既是服务政治的手段又是政治催化的结果，其兴衰荣辱也维系于政治一身。随着新时期国门的开放，政治禁锢的解冻，威权神话的消解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多元文化格局的逐渐形成，这种主流、精英与通俗混体的媒介文化被勃兴的大众文化所迅速解构而走向衰亡。”这一概括，其实是很能让人浮想联翩的：在“告别革命”的历史氛围中，以“政治”为其核心内容的“群众文化”已然魂不附体，取而代之的是以“商业”为其生产模式的“大众文化”产品。在这种大环境中，小人书之彼时“俗”却并未成功过渡为此时“俗”。崔健唱道：“新的时代到了，再也没人闹了。”但小人书的制作者或许还在追忆逝水年华，他们找不着调，跟不上趟，自然也就风流云散了。修改一下毛主席语录，我们不妨说：对于连环画这块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8]。其后，日本动漫之类的小人书风靡中国市场，便是丢失阵地的重要标志。我想这时候，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恐怕都有一种“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苍凉了吧。
张勇锋说，连环画刚刚兴起时，对这种小画册叫法颇杂。广州称“公仔书”，汉口称“伢伢书”，浙江称“菩萨书”，陕西称“娃娃书”，北方多称为“小人书”。但我记得晋城人是直呼为“画书”或“小画书”的。想起我在十二、三岁之前，画书还是我的最爱。我把几十本画书锁在两个抽屉里，只许自己品味，不肯轻易示人。但后来，这批画书终于还是一去不复返，成为一种“看不见的收藏”了。因为这次创伤经历，我还把这一记忆写进《我的学校我的庙》中，以此印证那个年代的寒酸、贫困和少年心情。大概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梁东方撰写、钱振文作序的《连环画里的时代记忆》（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甫一面世，我就买回一本，翻阅一番。如今，勇锋博士的这本书图文并茂，他一边文字分析，一边又把诸多连环画封面、内页——《一块银元》《收租院》，《半夜鸡叫》《鸡毛信》——置于书中，遂使我的记忆被再次唤醒（原来我只记得我的“收藏”中有本《一支驳壳枪》，其他画书却已忘得干干净净。这一回因勇锋引路，它们似已满血复活）。这种记忆是温馨的，也是苦涩的，是“阳光灿烂”的，也是“让子弹飞”的，是“四海翻腾云水怒”的，也是“老年花似雾中看”的……何时我与勇锋见面，聊聊这些记忆、经历和复杂感受，我想一定非常有趣。也许小人书中更微妙的东西，便深藏在个人“小历史”的记忆皱褶里，等你抻开，供你骋怀。
于是，我开始期待勇锋说的那顿西凤酒了。
2019年8月23日
原载蒋原伦、张柠主编：《媒介批评》第十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参考文献：
[1] [美]J. 希利斯·米勒：《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易晓明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页，
[2] 参见拙作：《赵树理的幽灵：在公共性、文学性与在地性之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
[3]《比、学、赶、帮，加强连环画的社会主义教育作用》，《美术》1964年第1期。
[4] 转引自陈晋：《毛泽东是怎样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读的》，《党的文献》2013年第6期。
[5] [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页。
[6]《比、学、赶、帮，加强连环画的社会主义教育作用》，《美术》1964年第1期。
[7] [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第二版，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6页。
[8]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7页。
张勇锋：《新中国连环画政治叙事研究》，人民出版社，2020。
张勇锋，山西晋城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硕士、传播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主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访问学者，中国新闻史学会党报党刊研究委员会理事，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主要研究传播史论、新闻理论、媒介与社会。
《媒介批评》第十辑
赵勇 | 小媒介中的大政治 ——《新中国连环画政治叙事研究》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