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王刚的《喀什噶尔》（《当代》2016年第1期），我决定果断下单，把他的《英格力士》买回来。不仅仅是因为《喀什噶尔》之下有这样的提示语——“《英格力士》的姊妹篇，青春痘时代的青春痘祭”，更主要的原因是阅读《喀什噶尔》，让我对王刚的写作充满了信心。
《英格力士》还在路上，我就先说说《喀什噶尔》吧。
王刚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子弟，1976年参军，成为新疆南疆军区文工团的一员。而小说中的主人公“我”（王迪化）17岁时带着一管长笛入伍，与作者的经历基本重合。所以，这应该是一部自叙传色彩颇浓的小说。参军的第二天，“我”恰好赶上了一次公判大会，也第一次见到了王蓝蓝。但“身边有无数的声音在咒骂她，说她是一个破鞋。在我青春的时候，破鞋是一个让我又冲动又忧伤的词汇。冲动是因为美丽，忧伤也是因为美丽。”就这样，王刚似乎是漫不经心地开始了他的讲述。
但这部小说并非是“我”与王蓝蓝的故事（虽然二人也有故事），而是一群文艺兵之间的故事：14岁的华沙是出色的手风琴手，还不时尿炕的他与许多女兵“睡过觉”，让“我”好生羡慕；艾一兵是“我”的梦中情人，为了表现进步，她总是早早起床打扫男女厕所，也总是把请战书写成血书；欧阳小宝想成立“捉奸队”，甚至要把“我”发展成队员。他们果然“捉”了老兵龙泽和乔静扬的“奸”——二人演出间隙在幕布后面接吻。于是乔静扬被处理复员，龙泽因揭发有功，暂留部队。但因他总是入不了党，怀疑有人整他，最终拿枪开始报复。“我”的故事自然更是丰富：想着王蓝蓝，恋着艾一兵，尾随少妇周小都去电影院看《简爱》，读完契诃夫的小说活学活用，“勾引”这个词立刻进入了“我”的语料库……。尽管各个小故事比较欢乐，但整个大故事却是以悲剧告终的：“我”因为给军委写告状信，反映问题，文工团受到了上级领导的批评。为重塑形象，再立新功，董军工“赶”走了“我”和华沙（让其复员），带领文工团全部人马去昆仑山神仙湾哨所慰问演出，但路遇洪水，集体遇难，尸体和乐器全部冲进一个湖里。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关于青春的小说，但青春文学其实很不好写。王蒙曾写过《青春万岁》和《恋爱的季节》，那是他们那一代人的青春。王朔曾放过大话：“我想用这些写一个大小说，叫《残酷青春》。最损写成《飘》，不留神就写成《红楼梦》了。”（《我是王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57页）但这部小说至今并未面世。倒是他借用小说人物之口说过一句话，还挺有道理：“青春的岁月像条河，流着流着就成浑汤了。”（《玩的就是心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要我说，《喀什噶尔》写的是这条河成为浑汤之前的状态，它清澈、明净，然而因为荷尔蒙的涌动，河水又时而欢快，时而忧伤。
确实需要注意荷尔蒙，小说中有一段话，似有点题之功：“那是一个严苛的年代，可是，这些年轻人为什么那么骚情？满山、满高原的荷尔蒙跟他们身体内部的荷尔蒙一起融化，把他们驱动着，像是一个小马达。他们和她们把自己驱动着，提前进入了一个发情的年代。要不他们为什么笑？她们又为什么笑？那是一个多么好的时代，到处都是荷尔蒙，今天好了，时代变了，没有人管你了，荷尔蒙也没有了。”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无处不在的荷尔蒙，青春在被看管的诸多禁忌中才显得“动物凶猛”。一方面是荷尔蒙的被压抑，一方面是在粗鲁的言说和无伤大雅的行动中的随时释放，它们构成了小小的冲突。而每一次冲突的解决，往往是甜蜜的忧伤的开端。
这就不得不说到那个时代。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1977－1980年，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时期，也是一个价值观开始瓦解分化的时期。一方面，入党提干看表现，人人都在表现；另一方面，“我”拒绝表现别人也无可奈何。一方面，《紧跟华主席》之类的歌舞是慰问演出的主打节目；另一方面，《华装舞》《马刀舞》《亚麻色头发的少女》之类的演奏也能在舞台上出尽风头；一方面，《帕米尔的春天》还主宰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邓丽君的歌声已随风潜入夜。小说中的一个细节很有意思：欧阳小宝的高原反应是尿不出尿，一天憋得小脸通红。朱医生把一盒磁带放进了录音机里，里面飘出了邓丽君的歌声。这时候，欧阳小宝完全惊呆了，“他听着这个女人的温柔、婉转的嗓音，像痴呆沉浸在美好的幻觉里。渐渐地，他扭曲一天的脸舒展了。就在那时，我好像听到了远方的流水声，真的是水在流动。突然华沙叫起来——尿裤了，欧阳小宝尿裤子啦！”邓丽君的歌声居然治愈了欧阳小宝的高原反应不尿症，比利尿药还见效，这不正说明“靡靡之音”触动了人们下三路的神经末稍吗？是否可以说，《喀什噶尔》中的人物恰好活在形而上（伪崇高）和形而下（真性情）交火的岁月里，荷尔蒙又恰好在与这个阴晴不定的年代较劲，小说自然也就好戏连台了？
好戏连台的原因还有音乐，还有作者叙述的语气、口吻和腔调。这部小说写的是文工团的故事，长笛与手风琴的乐音又不时飘荡其中，字里行间便有了一种音乐的旋律和节奏。作者是在三十多年后遥望自己的青春岁月，他从此时此刻进入回忆通道，又不时拿现在的情景与过去比对，过去也就在现在的映衬下呈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原生态之美。“我那天，在绿太阳冉冉升起在帕米尔高原的时候，就在高原县城的东面，吹着《帕米尔的春天》，那儿是高原，春天来得很晚，5月正是初春的时节，我看着东方的天际，吹着引子的长音。我求你们了，听听这首曲子吧，有当年的唱片，是刘富荣吹的。我在QQ音乐网上仔细查过，没有，但是孔夫子网上有唱片卖，是‘文革’时期出的那种塑料唱片。长音，快速的音阶；半音，塔吉克人特有的降B音；然后8/7节奏出现了，虽然没有手鼓的节拍。”——这就是作者的叙述腔调，不但要还原那个年代的风情，而且邀请你一起徜徉其中，分享那种粗粝原始的美。我不知别人是怎样读这部小说的，反正我是边读边听作者提到的音乐作品，把它读成了音乐小说。
大概这就是回忆之美，忆旧之美。我的导师童庆炳先生特别分析过“怀旧情调与作品的开头”，他认为许多名著之所以写出了名堂，就是因为那些作家是以怀旧情调讲述故事的。因此，“艺术的感情是再度体验的感情，如果曹雪芹的贵族之家刚败落，刚结束那锦衣纨绔的生活，刚流落到正白旗那样一个小村子，为他今后的生活愁苦得不得了，此时他纵有千言万语也不能进入创作状态。这一切一定都变成了深沉的回忆，他已经有了一种闲情逸志为失去的生活唱一曲挽歌，才可能获得一种非功利的艺术的感情，也才能进入审美的创作状态。”（《风雨相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页）把这段文字用之于王刚，是不是也正恰如其分？如果这个素材在80年代初写出来，那可能又多了一篇“伤痕文学”，而三十多年后把它打造成小说，那里面更多的已是一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情调了。大概，这正是艺术需要的情调。
也是因为这次阅读，我才意识到王刚像莫言、余华等人那样，也是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合招收的“文艺学·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首届学员。这么说，他当年应该听童老师讲过“创作美学”这门课。我不清楚“创作美学”是否对他发生过作用，但从这部小说看，它的写作确实进入到童老师所分析的理论框架中了。
2016年8月27日
赵勇 ‖ 《喀什噶尔》：残酷青春与怀旧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