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忆念业师程继田先生

前排从左至右为赵景瑜、马作楫、姚青苗、高捷老师，后排右一为戴屏吉、右二为程继田老师
我的大学老师程继田先生走了，走得安安静静，走得无声无息。我在山西大学的官网上搜，那里没有他去世的任何报道；我又在百度上查，那上面还是他以前的一点基本信息：程继田，1934年生，笔名程文、程思，安徽歙县人。195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61年结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进修班，山西大学中文系教授……
也许，这正是他辞别人世的意愿吧。他生前低调、谦逊，死后更是不愿惊扰众人。泰戈尔说：“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用到他这里应该是合适的。
然而，我还是决计打破这静默，把我认识和交往的程继田老师写出来，以寄托我的哀思。
现在推算，程老师是在五十岁上下时走进我们的课堂的。他给我们开设过两门选修课，先是讲美学，后来又讲马列文论。那时候，山大中文系名气大的老先生是姚奠中、靳极苍和半老不老的马作辑等，年轻一些的则是姚先生的几位高足康金声、梁归智、刘毓庆。程老师夹在这些人中间，讲的又是理论课，他在学生中似乎就没什么名气。
何况，他讲课也会吓倒一些学生。现在通过网络，我已查出歙县方言是安徽最难懂的十大方言之一，但在那个时候，我们并不知道程老师是安徽人，只是觉得他的南方口音不是一般的重。他自然也在努力把方言转换成普通话，但转换之后依然不知所云，有时甚至会出现“唧唧复唧唧”的音响，像是花木兰织布。许多年之后，我的一位舍友提到程老师，就会“介个介个介个”一番，那是他在模仿程老师把“这个”说成了“介个”。
可以想见，当如此浓的乡音充斥于课堂中时会是什么效果。几次课下来，许多同学依然云里雾里，叫苦不迭，直陈“呕哑嘲哳难为听”。程老师也知道自己的地方普通话不入耳，便只好不停地板书。他的字写得好，又常常是竖排，草书，一节课就是一黑板。从远处瞧，不经意间就有了布局，仿佛一件书法作品。
我大概是比较早地进入到他的语音系统之中的，这倒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语言天赋，而是被他讲的那些内容吸引过去了。那个年代，正是美学热的高潮期，我在抄写着《美的历程》的同时，也想弄清楚美学的基本原理是怎么回事。程老师给我们提供了两本教材，其一是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其二是杨辛、甘霖的《美学原理》。我读着这两本书，再听他用安徽普通话捋着自然美和艺术美，二者很快就融为一体了。
但是，马列文论似乎没用什么教材。不过因有美学课这碗酒垫底，再听他讲济金根、拉萨尔、莎士比亚化、席勒式，我已能毫不费力地“随物又宛转”了。大学毕业的第二年，我买到一本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这本书被我读得烂熟。那固然是为了准备考研，却也是在向程老师的这门课致敬。因为认真听过他的讲授，我在理解马恩的说法时已不再吃力。
在大学阶段，我与程老师的接触可能就比别的同学多一些，因为我是他这两门课的课代表。印象中，程老师那时候烟瘾不小。课间时，他在楼道里吞云吐雾，就像我现在的这副模样。上课时，他喜欢穿一件半新不旧的米黄色风衣，一下子让他风度大增。但忽然有一天，我们发现风衣的下摆处开了个三角口子。又上课时，那个口子已被缝上，但粗针大麻线的，估计是程老师亲力而为。一些神通广大的同学已打听出程老师正在落单，而他时常手托一块豆腐在校园中穿行的神态，似也成为山大的一道风景，那是他中餐或晚餐的主打用料。因为这一风景，他也被戏称为“豆腐教授”。
于是我想到了恩格斯的那句名言：“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看来，程老师是走讲恩格斯的埋伏中了，他不正是山大教授的“这一个”吗？
对于许多人来说，大学毕业往往也是师生关系的结束。从此之后，那些老师可能还会被谈论，被怀想，却不大可能再是学生交往的对象了。
但是，我与程老师的真正交往却是从大学毕业之后开始的。因受毕业分配的刺激，我落脚到晋东南师专后，随即便生出考研之心，也开始了考研前的疯狂准备。但究竟选什么专业，报考哪里的导师，我却是两眼一抹黑。大概是因为找不着北，报名前我给程老师写信请教了。1986年12月初，我收到了他的回信。他说：“信中提到的指导教师，有一些在会议上见过面。据我看，李衍柱、奕昌大、叶纪彬三位导师可以报考。他们均为研究文艺理论。根据你的情况，以报考文艺理论为重。美学需要外语水平较高。南开也可以考虑。”
是不是因为他在信中把李衍柱老师排在最前面，我才报考了山东师范大学？而当考试结束我给程老师汇报过情况后，他在来年3月的信中又说：“我已去信山东师大，将你的情况向李、夏二位先生作了介绍。在信中我向他们说，如果成绩达到他们的要求，请考虑录取。”究竟是我请程老师介绍还是他主动帮我介绍的，我现在已彻底忘了。我觉得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我并不清楚程老师与李老师有多少交道。后来我被录取后，李老师也提到过程老师，但我能感觉到，他们似交往不多，只有开会时的见面之情。我这个人很笨，考大学、考博士都颇不顺畅，而那年能一考即中，其中的原因其实更复杂一些。但现在想来，程老师的引荐是不是也起了一定作用？他是把我推送到文艺理论专业的始作俑者，而我最终能选择这一专业，显然是因为他的课而喜欢上了理论的结果。
就这样，我与程老师开始了书信交往。如今检点读研时的信件，程老师给我回过四次，大概那都是我向他汇报学习情况之后他的即刻反应。每次写信，他都在提醒我先打好基础，再去写有份量的文章，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学者。他的信时而钢笔写，时而毛笔书，通常都不长，也往往是大面上的话。但因为字写得漂亮，每次我都要欣赏半天，玩味一番，心里也会热乎一阵子。读研三年，我也定期收读着董大中与蔡润田二先生寄给我的《批评家》刊物，有时会看到程老师有文章或译作发表于此。程老师通俄语，翻译的大都是前苏联的美学文章。而他的论文也汇入到当年文学、美学原理的讨论之中，显出了深厚的马列文论功底。那个时期，我也有三四篇文章在《批评家》发表，这个刊物似乎也就成了我们师生同场亮相的舞台。他在1988年春天的信中写道：“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那篇谈悲剧文章，已被《批评家》评为‘新人奖’。那次会议我去参加了。老董、老蔡对你印象都很好，我也讲了你的基础较好。望你继续努力，写出有份量的文章。”1989年春，他又在信中说：“得知你又在写东西，很高兴，望取得新的成果。”许多年之后，我才理解他的“很高兴”绝非客套话，那是作为老师的高兴，是老师看到学生成长时的真心喜悦。
1990年，我研究生毕业。因为代培，我又回到了晋东南师专。我给程老师写信，言其处境，亦给他寄去了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他回信夸我写得好，并希望我扩写成专著。同时，他也提醒我，“在治学上除了阅读现当代文论外，对马恩著作要读一些，这是基础。”最后，他还来了一句：“总之，希望你好好工作，待有机会调到太原来。”
所谓“调到太原”，我当时并未在意，但没想到他后来却动了真格的。
整个90年代，我与程老师通信极少。究其因，大概是我不时会去太原，或开会，或公干，能够见到程老师的次数也多了起来。如果是作协的会议，他也常常在被邀请之列，这样，我们就有了聊天的机会。记得有一次散会后一起逛书店，他指着《陀斯妥耶夫斯基论艺术》说，这本书值得买。我立刻就把它拿下了。回来读，果然受益。陀氏关于艺术思维与艺术形式相适应的论述，还成了我后来写文章时的一条重要论据。
可能就是其中一次开会的间隙，程老师与我谈起了他的一个想法。他说，山大中文系文艺理论这块严重缺人，你在师专主讲写作课，学非所用。你要是愿意来，趁我还在这个岗位上，能说得上话，把你调过来应该问题不大。我一两年就退休了，退休之后就不好再跟人家提你调动的事情了，所以这是个机会。
程老师给了我一个惊喜！那时候我已在长治窝了两年，深感那里风调雨顺，气候宜人，更适合养老却不适合做学问。他对我施以援手，显然是要把救出来，就像拯救大兵瑞恩那样。而能因此回母校工作，于我也有了一个更好的发展平台。既如此，还愣着干啥？赶快答应下来啊。
我答应下来了，也从心底来感谢着他的提携。程老师则立刻行动起来，1993年7月初，他给我写来一封短信，信中说：“我将你的情况已向孟主任谈了，他要你写一申请调动报告寄来，内容要详细：个人阅历、教学情况、发表文章、能讲什么课、主攻方向。同时亦将你妻子情况介绍一下。此事我当尽力。”
我兴冲冲地写开了调动申请：“山大中文系暨孟维智先生：我叫赵勇，愿调入山大中文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现将我及我妻子的情况介绍如下……”孟维智先生也是我的大学老师，给我们讲过汉字学的课程。记得我毕业时他就当着系主任，如今还没退下来，莫非是等着我归队？我把我的情况写了几页纸，只要把它寄出去，我就迈开了调动的第一步。
然而，实际情况是，事到临头，我却开始动摇了。
世界上大概由三种人组成，其一是先知先觉者，其二是后知后觉者，其三是不知不觉者。我比第三种人稍好些，属于后知后觉那种类型。我在上大学时从没想过考研，读研究生时也从没想过考博，每次考，似乎都比别人慢半拍。重回师专后，我考博的念头也随之而起。为此，我在1991年就忙活过大半个学期，却在年底被校长拦住，连名都没有报上。考博未遂后，儿子来到人世，日子也过得红火起来，我只好暂时封存这个念头，但实际上却是贼心不死，准备伺机而动。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折腾开调动，我还考不考博了？如果调动成功，我混到了省城太原，是不是就会小富即安，因此懈怠了考博的斗志？这样，走出娘子关的计划是否就会泡汤？但反过来想，我虽然对考博念念不忘，但校方究竟何时才会松口？即便松口让你亮本事，万一考不上怎么办？看这样子，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是不是会落个鸡飞蛋打一场空？
在1993年的暑假，我开始认真思考何去何从的问题了，它固然不是“生存还是毁灭”的大命题，但对于我这个小人物来说，做出如此抉择却也异常艰难。我现在已无法确定我是考虑了十天半月还是整整一个假期，最终我给程老师写了一封信，细说原委，却把调动申请留了下来。
程老师没有给我回信，或者是，我现在并未找到他的回信。
一年之后，他离休了。
90年代中期或后期的某一天，我去看望程老师，他请我在校园里的小饭馆吃饭，相谈甚欢。说起调动那件事情，他并未在意。他说退下来之后，就不再操心系里的工作了。他鼓励我按既定方针办，向着自己预想的目标努力。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他是不是引用过马克思的这句名言？也许他没有说过，但我觉得这句话在熟读马恩的程老师那里就要呼之欲出了。夕阳照在他的脸上，泛着红光，却也显出了一丝苍凉。但我能感觉到，他的内心是欢喜的。他的欢喜，他的笑容，他的唧唧喳喳的普通话，定格在90年代的山大校园里，成为我私人记忆中的珍贵画面。
考博成功后，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程老师。但攻博三年，因忙于学业，我与他联系渐少，只是临近毕业时才修书一封，向他汇报一番。而他给我的回信则在半年之后，原因是我把信寄到了中文系，他离休之后，则几乎不去系里了。程老师见到我来信的当天写道：“得知您已博士毕业，并以优异成绩留在享有盛名的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工作，我从心里为您高兴。您为母校争了光，也为自己找到了施展才华的宝地和机遇。”他还说：“说实在的，很想念您，经常在报刊上读到您的文章，觉得您已成熟了。”
这封信程老师写了满满两页纸，可以看出，他收到我的信是多么兴奋。于是我就有些自责，为什么不经常给程老师写写信呢？但这封信他通篇都用“您”，却又让我感到不安。老师就是老师，学生就是学生，老师跟学生说话，是不必在“你”之下再加上“心”的。
因为程老师提供了他的电话号码，我可以与他通话了，又因为他希望我告诉他一些新的研究动态，我也开始给他寄书了——我们中心的刊物，我自己的书，我们编写的教材。而每收到书，他或写信，或打电话，总要说一说读书体会。他虽然早已处在休息状态，但实际上脑子并未休息下来，他还密切关注着文艺理论界的动静。
2005年，我的博士论文并两本小书得以出版，便寄去请他指教。让我有些意外的是，程老师不仅读了我的书，而且还写出了书评：先是为我的博士论文写一篇，不久，第二篇关于《透视大众文化》的书评也翩然而至。第一篇名为《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研究的力作》，他工工整整地把文章誊写在300字的稿纸上，达八页之多。他在信中与我商量着题目是否合适，选取的评述角度是否妥当，发表到何处，语极谦逊。读着程老师的书评和来信，我很感慨，心中也涌出一种久违的感动。我给他寄书，本意是向他汇报学习成绩的。他若有精力，翻翻即可，完全不必劳神写作，没想到他却如此认真。
2010年，他又给我寄来了关于拙书《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的书评。我打电话感谢着他，却也委婉表示，老师年事已高，就不必写东西了，否则我心里会感到不安的。程老师则说，他身体尚可，还想接触点新东西，读过之后便想把所思所想写出来。他让我放心，说，我不只是给你写书评，其他亲朋好友的书，读出了心得，也会下笔成章的。
就是那次电话中，程老师提醒我该戒烟了。我问，记得您当年抽烟很多，现在还抽吗？他说，我十多年前就戒了。
2016年9月初，我接到了程老师电话。他说，赵勇啊，你那本新书我收到了，也翻看了，我觉得解决了好多问题。只是我现在身体不大好，不能给你的书写东西了。我说，早就跟您讲过，给您寄书是向您汇报的，您千万别惦记写东西的事情了。随后我询问他身体近况，他笑呵呵地打趣道，浑身上下都是病，就是还没要了命。我血糖高，现在得经常走动走动，但已经84岁了，腿脚不利索，走路得拄拐杖了。他问我血糖如何，我说血糖没事，但今年查出血脂有点高。他说，那你也得多走走路，身体是第一位的，别老坐在那里读书写作，烟要少抽点，最好把它戒掉。说完身体，他又转到学术上。他建议我多关注一下当下文艺的通俗化和庸俗化问题，电视剧里的低级趣味问题。我唯唯。
这个电话之后我有些伤感，也才忽然意识到我已有许多年没见到程老师了。自从来到京城之后，我去太原的机会已是极少，有数的三四次也是速去速回，并未留出多余的时间。2015年大学同学毕业30年聚会，因活动安排得太满，当时只是与几位同学一道，匆匆拜访了93岁的马作辑先生。马老思维敏捷，状态颇佳，就觉得他活到姚奠中先生的百岁也是不成问题的。与马老相比，程老师还年轻着，我就把探望程老师的日子推到了以后。但聚会结束刚过半年，就传来了马老师仙逝的消息。
我忽然意识到，我必须得赶快找机会去看望一下程老师了。
这个机会不期而至。今年3月，我的大学同学与我商量回母校做讲座一事，最终敲定在4月中旬。4月6日，我准备安排太原之行的日程，便给另一位同学打电话。他开口便道，你是不是来了太原？我说，准备去。他说，程老师去世了，我以为你在太原。我立刻追问过去，你说什么？哪个程老师。他说，程继田老师啊，我也是清明从老家回来才看到了外面贴出的讣告。
我一时愕然，呆坐在椅子上良久，一半是悲伤，一半是自责、内疚和深深的遗憾。
4月15日清晨，我在山西大学主楼后面的花园里行走。丁香花开得正旺，淡雅的清香扑鼻而来，入心入肺，忽然想起大学时代背过的那首唐诗了：“……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或许这就是程老师拄着拐杖散步的地方吧，然而，我却来晚了。头天晚上同学说，程老师是4月2日去世的，5日就办理了丧事。同学还说，咱们上学时，程老师是“豆腐教授”，他后来的老伴把他照顾得可真是无微不至，否则，老是豆腐白菜，饥一顿饱一顿的，他哪能活到现在？
大二或大三时的全班照
听着同学的絮叨，我走神了。在这个校园里，我是被程老师这样的老师们启蒙的，是他们让我走出了懵懂无知的状态。如今，我们听课时的主楼依然健在，而他们却一个个不在了。姚奠中不在了，靳极苍不在了，马作辑不在了，孟维智不在了，康金声不在了……他们不在了，我们也老了。
上大学后的第一张照片（1981年秋）
“我已向孟主任谈了……你该戒烟了……我真为你高兴！”仿佛有安徽普通话从花园的一角飘来。我停下脚步，点燃一枝香烟，静静回味着这来自天堂的声音。
2017年5月4日写于北京，7日改于丹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