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西方理论不能生搬硬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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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您如何看待文学地理学这个新的学科，如何看“文学地理”这个概念？
赵勇：文学地理学在中国属于正在建设的新兴学科，我看到过的更多是关于文化地理学的论著。大约2002年，国内翻译了不少文化地理学的书，而文学地理学应该可以看作这之下更细更窄的一个分支。但文学地理或文学地理学在国外也不算是太新鲜的事物，很多学科都属于交叉的状态，文学地理学就是文学和地理交叉出来的学科。再比如，心理学是一个学科，文艺心理学又成了一个新的学科。对文学研究来说，文学地理学的成立还是很有意义的。前几天我正好在看一本新书《文学的世界共和国》，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法国学者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写的，但我只翻了几页，就看到他提到了“文学地理”这个概念。这本书是作者在2008年写的，所以我想在国外应该也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但在中国，总体来说，文学地理学还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法] 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文学的世界共和国》。罗国祥/陈新丽/赵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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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今天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方法似乎更多来自于西方，比如后殖民主义理论、女性主义理论等等，诞生于亚洲或者说中国本土的文学理论相对较弱势一些，是这样吗？
赵勇：大体上是这样的，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又开始了面向西方文学理论的新一轮引进，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说对中国本土的理论构成了较大冲击。
当然，当代中国也谈不上有很本土的文学理论。从五十年代开始，我国的文学理论主要是从苏联过来的，是苏联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核心观念也糅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从而构成了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文学理论的大致面貌。
到了八十年代，我们打开了国门，逐渐把西方的文学理论都拿了过来。无论是十九世纪之前的，还是二十世纪新出现的文学理论，统统尽收囊中，西方的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自然就形成了比较强劲的势头。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也确实更多地在关注和使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中国本土的文学理论就给人处在弱势的感觉。但实际上，中国当代本土的文学理论在八十年代以前也没有太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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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我读研究生时，老师常常说分析文本不能生搬硬套理论。西方文艺理论在我国文学研究的实际运用中，有哪些本土化的变化？
赵勇：文学研究应该从文本出发，在这个基础上去琢磨相应的理论，而不能拿理论去套它，不能把理论当成一个筐，往里面装作品。这也是我反复和学生讲的东西。一旦用理论生搬硬套，去切割、肢解，就会把文本弄得很糟糕。
西方文艺理论进入中国后，多少都会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有的本土化的痕迹重些，有的本土化的痕迹轻些，有的本土化过程会长一些，情况都不一样。比如说女性主义理论，国内的一些学者和一些作家对女性主义很感兴趣，但据我观察，他（她）们虽然也大量借用了西方女性主义的理念和思路，但思路和具体操作却不太一样。我觉得与西方激进的女性主义相比，中国的可能相对柔和一些吧。
古代文论的当下适用性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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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中国古代文论其实也有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但在实际的运用中似乎比较少？
赵勇：中国古代文论经过学者们多年的研究，经过梳理、分析、整合之后，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系化了。但为什么古代文论给人的感觉是拼不过西方文论？我觉得原因很复杂。
任何文学理论都跟文学实践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古代文论的思维方式、范畴、核心理念，等等，都是建立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基础上的。比如说中国古代文论中大量的诗论、词论，其实是针对当年诗词歌赋所形成的文论。诗词歌赋在古代是最发达的文体，唐诗宋词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文学理论，它主要是面向古代文学的。也就是说，它与古代文学形成了一种同构关系。可是，时代在发展，文学也在变化，“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那么古代文论面对当下的文学，它的适用性可能就会大为减弱。如果拿古代文论的范畴来解读我们现在的小说，尤其比如说一些网络小说，估计会有些错位。
?刘勰：《文心雕龙》。范文澜 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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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今年初，您翻译出版了美国学者CharlesE.Bressler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里边考察了20世纪和21世纪的重要批评流派，涉及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读者导向批评、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非裔美国文学批评、酷儿理论和生态批评等。这些都是在文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理论与方法，也对中国文学研究界发挥着很大的影响。这与“学术”本身诞生于西方有关吗？
赵勇：我个人的感觉是与“学术”的关系不是太大，而更主要是与“理论”的关系。因为在西方，二十世纪往往被称为理论的世纪。我们翻译的这本书，前面有一章内容是梳理十九世纪以前的文学理论成果，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讲到巴赫金。后面的章节则是分门别类地介绍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流派。之所以会这么分门别类来介绍，是因为在二十世纪，理论太强大了。有些理论来自于文学，和文学有直接关系，有些理论可能跟文学稍微远一些。比如说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批评，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纯粹的文学理论，而是一些文学理论家将这些方法和视角借用过来，之后才形成了一种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所以，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和西方二十世纪理论非常强劲的发展势头，以及形成了那么多富有启迪和思考的成果有很大的关系。
?(美) 查理斯·E.布莱斯勒：《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赵勇 李莎 常培杰 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文艺学”其实是“文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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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今天高校的文学理论课程，似乎大部分学习的是西方文艺理论？
赵勇：每个学校的情况可能都不太一样。一般来说，高校本科生最初学的文学理论课程，比如文学概论，是古今中外的内容都有的。再往后便开始细化了，开始分西方文论、古代文论，以前还有马列文论。这些大都是选修课，学生选修哪些理论，这要看学生自己的兴趣，同时也要看各个高校的师资力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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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西方文艺批评理论与中国传统文论，在文学研究的范围内，应该是构成互补关系的，对吗？
赵勇：应该是可以构成互补关系的。虽然像我刚才所说，中国古代文论或者传统文论主要是面向古代文学所形成的一套文论话语，但是它的范畴、思维方式、进入文学的角度，对我们仍然是很有启发的。西方的文学理论、研究方法比较逻辑化、比较硬，而中国传统文论更多是感悟式的，即便形成了理论层面的表达，也多是从体察和感悟出发。比如《文心雕龙》，《诗品》，本身既是理论作品，但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看也是可以的。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两者可以构成互补关系，可以刚柔并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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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比较文学、文艺学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学科体系，类似比较文学、文艺学这类学科，是如何在中国建设起来的？
赵勇：文艺学从无到有，形成一个学科，和比较文学还不太一样。比较文学是直接从西方过来的学科，但文艺学这个学科严格意义上说不是从西方过来的，包括“文艺学”这个词，都是从前苏联过来的。“文艺学”五十年代传到中国时，按俄文应该翻译成“文学学”，但在汉语语境中表达有点别扭，所以当时就改成了“文艺学”。“文艺学”这个说法容易引发歧义，许多人弄不清楚它究竟是干嘛的。实际上，所谓文艺学可以和文学理论画上等号。
我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应该是全国最强的学科之一，以前曾有文艺学的“梦之队”之称。五十年代，在文论界和美学界，我们这里有位非常著名的前辈——黄药眠。当时黄先生是和朱光潜先生齐名的人物，五十年代中前期，他在北师大率先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文艺理论教研室。再往后走，全国都大同小异了，形成文艺学专业，开设文学理论、文学概论课程。
那个年代，文学理论被看得很重要，被置于其他学科之上，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政治。也就是说，文艺学当时充当了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贯彻落实下去的马前卒。这是那个年代的特殊情况。那时候，文艺思想、文艺政策等等，首先要通过文艺学这个学科来使其学理化。
改革开放之后，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大家都觉得文艺学应该回到它本来的位置，应该更多去汲取古今中外的优秀成果。也就是说，仅仅拿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把“西马”和“非马”的理论都拿过来。所以，八十年代之后，拿过来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使得这个学科变得越来越声势浩大。其实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理论也是走在各个学科前列的。看八十年代的一些著作、文章，很多当时有影响力和冲击力的东西都是搞理论的人写的。
建成一门学科的三个主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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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文艺学早已成为一门学科了，关于学科建设，您认为需要哪些方面的条件？
赵勇：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我曾经做过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当时看到一份资料说得特别有意思：要形成一个学派，必须有一个组织机构，比如社会研究所，还必须有一个卡里斯马型（charismatic）的人物，比如霍克海默。还需要有宣言、有理论范式、有能够支撑起学派研究的出版物，比如《社会研究杂志》。
由此我联想到学科建设。之所以能形成一个学科，尤其是某个高校里的某个学科要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影响力，涉及到的因素很多，但我觉得以下几方面更重要些：首先需要有领军人物，比如北师大文艺学学科，八十年代以前的领头人是黄药眠先生，之后是今年去世的童庆炳先生。童老师从八十年代起不断为这个学科动脑筋、想办法，协助黄药眠先生做了很多学科建设的工作。比如，1983年建成了全国第一个文艺学专业博士点。2000年又把这个专业建成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立了文艺学研究中心。其次，还需要形成一个优秀的学术团队，就好比带兵打仗需要一支队伍，需要精兵强将一样。第三，要有核心的理念。虽然许多高校都在发展文艺学学科，但每个高校的理念、思路也不尽一致。比如北师大文艺学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就开始提出“文化诗学”的理念和研究思路，这么多年来，我们办的刊物就叫做《文化与诗学》，我们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了十多本的“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其中的一个系列也叫“文化与诗学”。我与童老师共同主编了一套“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丛书”，已在北大出版社陆续推出。理念很重要，有了这种东西，大家就可以向它聚焦，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此外，还要能出版一些学术著作、学术精品，它们在学界能被大家所认可，在某个领域某些方面能解决一些重大问题。比如像童老师在九十年代主持的那套“文体学丛书”，就是如此。
总之，领军人物、学术团队、核心理念还有学术精品，都应该是学科建设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有了这些东西，这个学科才可能会建设得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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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文学地理学、女性学、中国艺术学……似乎有越来越多的学科建设正在进行，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赵勇：总体来看我认为是好事情，说明我们意识到了学科建设的重要性。但学科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漫长的过程，也需要几代人不懈的努力。西方一些非常成熟的学科，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有的学科是从十九世纪就开始逐渐学科化的。中国现在有学者在建设一些新的学科，也可以说是大势所趋。因为社会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新出现的东西越来越多，事情越来越复杂，这就需要相应的学科去面对它。所以学科也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总体上来说，这种新学科建设，算是顺应了某种社会发展和学术发展的趋势。
但新学科建设是漫长的，任重而道远，不是由哪几个人说了算的。学科可以先建立起来，但如何才能站稳脚跟，进而在整体的学术研究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依然需要学者们长期努力。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实习生 王佳
原载《羊城晚报》2015年09月20日
